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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秦桧一死，君相之间的矛盾算是解决了。高宗试图收还权柄，改变秦桧专国所形成的政治格局。秦桧生前，监司、郡守有事向朝廷请示报告，只申报尚书省“取指挥”，大多不奏知高宗，甚至有意向高宗封锁消息。 一次，高宗与参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谈起这件事，非常愤慨地说： “此乃大臣（指秦桧）任意所为，不欲朕知天下事耳！” 表示此后要总揽权纲，更化庶政。 但这种“更化”的基调是什么呢？ 即收还旁落的权柄，坚持秦桧专国时定下的基本国策。  在秦桧死去的第二天，高宗就对执政大臣们说： “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 不久，又对魏良臣、沈该、汤思退说： “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犹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勿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然不可能彻底清除秦桧的党羽，在选任官吏、平反冤狱上，也受到诸多的限制。 1、秦桧的政治遗毒高宗亲政的第一件事，就面临着选任宰相和执政大臣的问题。他既然坚持妥协投降的基本国策，就把着眼点放在支持和议后来受到秦桧排斥一部分人身上。 秦桧死后，留下两名执政官，一是参知政事董德元，一是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高宗罢去董德元，留任汤思退，并进为参知政事。 汤思退是被秦桧视为心腹的，而高宗却误认为“非桧之党”，很快加以重用，进为参知政事。其实，汤思退“事秦桧最久，其无状皆亲学得”，只是比董德元更加狡猾而已。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兼任参知政事，二十六年五月知枢密院事，二十七年进为右仆射，二十九年进为左仆射。 第二个是魏良臣。秦桧当权时，他多次出使，与金人议和，因在任吏部侍郎期间建议“因赦内徙”被贬官员，引起秦桧不满，出知州郡。也以“非桧党”而被召为参知政事。 第三个是沈该。绍兴八年，有赃污罪的沈该，以附会和议，由“冗散官召对”，受到秦桧的重用，到绍兴十六年升临安知府，十七年八月，即权礼部侍郎，后又兼直学士院，十八年八月出知潼川府，二十二年八月移知夔州。在任地方官时，“专以商贩取利”。 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自蜀中召还，对高宗的表白说： “臣用桧荐，及登从列，圣知益深，桧稍相猜。” 高宗认可了他的说法，即任为参知政事，消息传开，“人皆大惊”；二十六年五月，又进为尚书左仆射。 更为荒唐的是起用万俟卨（mò qí xiè），他曾是秦桧最得力的支持者，后来因争权市宠，觊觎相位，被秦桧逐出。 秦桧一死，即起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入对时以被秦桧迫害者的身份，历数秦桧的许多劣迹,深得高宗的赏识，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除为参知政事，五月，进为右仆射。 此外，二十六年六月起用程克俊为参知政事；九月，起用陈诚之为同知枢密院事，次年二月进知枢密院事；二十七年二月，汤鹏举自御史中丞进为参知政事，八月，再进为知枢密院事。这些人把持朝政，高宗的所谓“更化”，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据说，当时有人荐举张浚，高宗还是那句老话：“朕宁亡国，不用张浚！”  所以，在秦桧死后，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没有秦桧的秦桧统治集团，继续奉行着妥协投降的基本国策。 第二件事是更换台谏，打击秦桧的势力。明白地指出多年来台谏用所用非人，这些人党与大臣，专看秦桧的眼色行事，违背了“振举纪纲，纠逖奸邪，密赞治道”的根本准则。话说得非常严厉，当然也把自己姑息养奸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其实，他所选任的台官也并非都是端方耿亮之士，比如最倚重的汤鹏举，本来趋附秦桧父子犹恐不及，可能是得罪了曹泳，绍兴二十五年七月，右正言张扶论其“治郡无状”，罢去平江知府。因而他一上任，就猛烈攻击秦桧的亲党。 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任殿中侍御史，进侍御史，御史中丞，到绍兴二十七年二月任参知政事，“为台官凡一年有半，所论皆秦桧余党，他未尝及之”。 这当然削弱了秦桧培植起来的势力，但正如后来叶义问所说：“凡所弹击，起发指示”，都是秉承高宗的意旨，并不是汤鹏举的自发行为。 据说，当时秦熺不堪忍受汤鹏举对亲党的攻击，出示当年汤鹏举给秦桧父子的效忠信，“皆感恩戴德佞媚之词”，托宦官交给刘贵妃，贿赂珍宝价值数十万贯，以期阻止汤鹏举的弹劾行动。 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在知枢密院事任上，被殿中侍御史叶义问论罢。叶义问说他是“秦桧党中之奸猾”，不遵“训诫”，效法秦桧，“内则倚用刘天民、范成象、留观德之徒，以交通台谏，外则倚用李良民、赵士鹏，以贼害良善，何异一秦桧死，一秦桧生”。 第三件事是平反了一些冤狱，起用了一些被秦桧打击、废黜的士大夫。对平反冤狱，当时的秘书省正字张孝祥在面对中提出： “如系取怒故相，并缘文致，有司观望锻炼成罪之人，乞免审实，便与改正。” 意谓凡是因得罪秦桧而构陷成狱的，免去审查的繁琐程序，一律给予平反。高宗似乎同意他的说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重重阻力。一般说来，已死的人从宽，活着的人从严；与秦桧争权或因小事冒犯秦桧受到打击的案件平反得快，属于反对妥协投降而遭受打击的案件平反得慢。  在后一类案件中，影响小的人物相对来说平反比较容易，而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平反则相当困难。因为前一类平反，既可起到笼络人心的效果，又不至威胁到在位者的权势；而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在社会上影响大，一旦平反，就有可能取代他们的地位，改变秦桧既定的妥协投降的基本国策。有的案件如诬杀岳飞就成为禁区，不准涉及。 当时在平反高潮中，有人提出恢复岳飞的故官，万俟卨作为这个冤案的制造者，就坚决反对，他说： “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 话说得冠冕堂皇，似乎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其实，未尝不是为自己的权位着想，如果，岳飞的案子一翻过来，他还能继续当宰相吗？ 甚至到了绍兴二十六年七月，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弹劾知武冈军李若朴，还把李任大理寺丞时不赞成判岳飞死刑作为一条罪状。 这个冤案，终高宗之朝没有平反，直至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孝宗继位之后，才有诏“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于录用”。 胡铨一案也是如此，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只获“量移衡州”，三十一年正月“与放逐便”，直到孝宗即位，才诏复原官，差知饶州。 年已八十的前参知政事李光，在海南岛十年，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只获得“移郴州安置”，直到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才因赦“复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死于回乡的途中。 2、为何不用主战派？金熙宗皇统九年（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完颜亮弑主自立之后，残酷地屠杀宗亲贵族，内部矛盾异常尖锐，他试图通过南侵宋室转移视线，使日益尖锐的内部矛盾得到缓解。  对此，宋廷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忧心。身在谪籍的张浚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料定“金人必败盟”，在诏书颁发后两个月，上疏说： “今日事势极矣。陛下将拱手而听其自然乎，抑将外存其名，而博谋密议，求所以为长久欤！臣诚过虑，以为自此数年之后，民力益竭，财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离，忠臣烈士，沦亡殆尽，内忧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将何以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之家，盗踞其室，安眠饱食其间，而阴伺其隙，一日之间，其舍我乎？” 所谓“外存其名，而博谋密议”，就是表面维持与金人的和议，在暗地要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以便应付金人的突然袭击。而坚守既定国策的宰执们，根本不予理睬。这年张浚的母亲去世，他奉母丧归葬于蜀，行至江陵，朝廷以星变下诏求直言。 他再次上疏，认为： “金数年间决求衅用兵，而吾方溺于晏安，谓金可信，荡然莫为之备”，一旦有事，则措手莫及。 并且指出：“沈该、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厌天下望，朝廷益轻。” 这一下激怒了沈该、万俟卨、汤思退等人，他们“以为金未有衅，而浚所奏乃若祸在年岁间者”，甚至认为张浚太狂妄了，于是群起而攻之。 结果，张浚本来已经复观文殿大学士，“任便居住”，现在又下诏令“依旧永州居住”。 3、秦桧遗毒的深远影响事实上，金人加紧南侵准备的现实，是很难平息主战舆论的。 绍兴二十八年，太常少卿孙道夫以贺正旦使至金，金主完颜亮指责南宋“接纳叛亡，盗买鞍马”，又说南宋行事，“殊不如秦桧时”等等，实际是“设词以为兵端”。  孙道夫回朝，都一一奏知，并且说：“中外籍籍，皆谓金人有窥江淮意，不知达圣听否？”高宗说：“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为兵端？”孙道夫说：“兴兵岂问有名！愿陛下早为之图。” 孙道夫因数言武事，沈该担心他推荐张浚，便把他派到绵州去当知州。 随着金人南侵的征兆越来越明显，主战的舆论也越来越激烈，但始终受到主和派的压制，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失去了备战的机会。 绍兴二十九年五月，知枢密院事陈诚之罢，六月左仆射沈该罢，主战的陈康伯为右仆射，叶义问知枢密院事，但因汤思退进为左仆射，备战工作仍然受到掣肘。就是这样把备战的时间耗去了。 绍兴三十年八月，完颜亮亲至汴京，在宿、泗间部署重兵；十二月，汤思退罢相，陈康伯进为左仆射，这才在手忙脚乱中调兵遣将，部署防务；次年六月，起用年老多病的刘锜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兵马。 九月间，完颜亮的南侵战争就开始了，南宋军队在防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仓猝应战，各路将领拥兵观望，难以节制，所以，在战争开头，节节败退，若不是到前线犒军的虞允文收集残兵阻止了金兵自采石渡江，金人发生了内乱，其结局是很难预料的。  秦桧的影响所及，并不是高宗一朝。孝宗继位之初，颇有励精图治、收复中原的大志，但每每受到阻挠。 特别是秦桧专国十八年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培养起来的大小臣僚，是不容他施展这一抱负的。 采石之捷以后，没能利用金人因内乱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北图中原；隆兴北伐，符离小挫而罢张浚，导致隆兴和议，这都是秦桧种下的恶果。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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