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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一直不太稳定，但对石达开的评价却是出奇地一致，都把他当做失败的英雄来看待。但是，人性是复杂的，没有很完美的人。所以，我从史料中撷取了一些与石达开兵败前后有些关联的事情，虽不足以对其波澜壮阔的一生进行盖棺论定，但也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复杂的众生相。  石达开败覆大渡河 1、清朝视角——擒获石达开的牛树梅和杀害石达开父子的刽子手杨重雅的复杂人性，证明封建时代的清官不能解决人民被压迫的问题。太平天国天京之变后的1857年（咸丰七年）5月，石达开负气出走，在外征战6年，最后在大渡河畔没能顺利渡河，兵败被俘，后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四川省档案馆的巴县档案陈列室里，珍藏着清朝重庆府关于杀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传首示众的札文原件：“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掩木笼盛装，以备解献京师，传示各省余贼，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在这件事上，体现出清朝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来。石达开死时32岁，被割下的血肉埋在府河边的下莲池。其头颅在送往京师的过程中扔进长江。  同治二年重庆府转发以极刑处死石达开并传首“被害”各省告示札 我们下面主要讲与石达开败亡有关的几个清朝官员的表现。 时任四川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的牛树梅在擒拿石达开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牛树梅，字雪樵，甘肃通渭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恩科进士，历任四川雅安县、隆昌县、漳明县知县，资州直隶州知州，署宁远府知府。  牛树梅 清朝屡次考评牛树梅为“循良第一”，川民称其为“牛青天”。他把“临民之官，以不扰民”作为第一要务，“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在天津静海独流镇，牛树梅因不满清廷腐败与各钦差大臣、封疆大吏的钩心斗角、贪赃枉法和草菅人命，以老病辞谢归田。咸丰八年（1858年），多次被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但他都称病未出。同治元年（1862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再次奏调，清廷连下三道圣旨，实授四川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星夜催急”，逼迫牛树梅出山。 牛树梅在四川任职多年，深知四川局势不可收拾，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跟随起义的农民都是走投无路的饥民。故他在入川之时，抱定一个“苦”字，从自身做起以挽救清廷失去的民心。“此次出门，苟有一毫发财心情，享福之意，宜受天诛。然则我之所以别家者，只是一个'苦’字，我之所以报国者，亦是凭一个'苦’字。我方一心受苦，而人乃百计图乐，不亦舛乎？爱我者亦宜体谅矣！”为不扰民，牛树梅嘱咐一路州县，不接受宴请，一路清风，从不铺张，就任四川按察使。四川百姓喜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 当时，四川总督骆秉章坐镇成都，布政使刘蓉率湘军在川北追击石达开部下赖裕新残部，防阻陕西汉南、甘肃陇南的太平军启王梁成富和大将蔡尔顺部南下接应石达开。唯有臬司牛树梅因有过和土司长期打交道的阅历，在宁远大渡河前线，协调川黔诸部和各方土司武装堵截石达开。在擒住石达开两天之后，骆秉章才“札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唐友耕，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叛徒，后任清朝滇川提督）总兵等，妥办善后事宜。” 牛树梅是最早见到石达开的人。“石逆轿帷风帽皆用黄，上绣五龙，妻妾数人抱子投水，并擒者一五岁子耳。”这是牛树梅当时对石达开初到清营的穿着描绘。牛树梅也是审理石达开的第一人，后来他回忆道：“佘尝笑谓人曰：'余乃四川空前绝后之臬司也’。人曰：'何谓?’余曰'王侯将相我皆审之，他人能有是乎?’众为粲然。”牛树梅说这话的背景是他虽然任四川按察使仅两年，但被他审理的人中，有称帝的李永和，有称王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蓝大顺、蓝朝柱等，确实是“空前绝后”。从牛树梅称“达开狡悍善战，与洪秀全等同时起事，在伪六王之中最为雄杰。鸱张十二年，蹂躏十二省”的表述里可以看出，他对石达开英雄气概也是敬重的。 骆秉章在给朝廷的的奏稿中只字不提牛树梅审石达开的事情，这是一件欲盖弥彰的历史公案。骆秉章在《生擒石逆疏》中说：“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冼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冼马姑乞降。”骆秉章污蔑石达开贪生怕死，向清军“乞降”。他的奏报故意隐瞒了王松林、杨应刚等人深入石达开营地劝降和石达开“舍命存三军”等情形，把功劳全归于己。但刘蓉奏稿中几次提到“非王松林深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显然，骆秉章虚报战功，擒拿石达开的首功不是湘军，而是派出王松林、杨应刚等人劝降的牛树梅。 石达开能够同意和杨应刚、王松林一起到清营的重要原因是牛树梅在川民中声誉良好，是唯一一个不嗜杀戮的官员。《清史稿》载，牛树梅任漳明县令时，邻县农民起义首领何富远负隅白鹤洞，自称“不践漳明县一草一木”，“须牛青天来，吾即出”。事实上，牛树梅对石达开也兑现了部分诺言——在大渡河遣散石达开余部是牛树梅所为。当时骆秉章远在成都，石达开部队约七千人，牛树梅在大树堡对他们逐一审讯，遣散了四千多人。按照与石达开谈判的条件，“能依请约”，“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牛树梅一贯爱民、戒杀。为防止牛树梅放掉全部太平军，骆秉章“急饬”藩司刘蓉赶往大渡河，在大树堡屠杀所剩二千人“善后”。 在“遣散”“啯匪”（即啯噜，乾隆以后在四川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成员被称为啯噜子，哥老会前身）方面，牛树梅父牛作麟在家书中这样教导：“以及四川啯匪，虽缉捕之事不可少，然须以教化为本务。若什伯中能挽回一二，亦是我作官人功德。纵使不然，彼匪人或死或脱，异日亦必有念及之者，况如此行之，正可以对天地君上耶！儿勿以迂阔无益而不为也。”牛树梅至孝，尊崇父亲教导，在对待石达开残部问题上表达出了善意。《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概况》讲，“太平军进入四川后，清军的围追堵截，档案记载很少”，是骆秉章有意隐瞒、销毁了石达开入川时川军、黔军、土军等围堵时的大部分档案资料，牛树梅作为川军统帅，其“功绩”也被埋没。可以说，牛树梅是大渡河畔阻击、擒审石达开的关键人物，他是大渡河前线的清军统帅，对稳定四川局势，擒拿石达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时任四川按察使，参与审判和杀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父子的凶手杨重雅，原名元白，字庆伯，江西德兴人。道光辛丑（1841年）进士，与曾国藩等是时为礼部侍郎后任军机大臣的季芝昌的门生。杨重雅初任成都知府，与四川总督曾望颜关系较好。但曾望颜官场失势后，他“亦被谤忌，出知顺庆（今南充），罢官。”到骆秉章任四川总督时，他“倾心奉秉章”，官运始顺利。咸丰十年（1860年）前，已正式升任成都府知府，咸丰十年六月，受朝命帮办川北团练事宜。 如果不是后来参与杀害石达开，杨重雅算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官。他曾写过《都江堰赋》赞扬李冰治水，文章讽刺清朝官场“尸位素餐，恬不知羞耻为何物也。”杨重雅在南充任职时，咸丰十一年（1861年）白莲教起义军攻打顺庆（南充），因外城无城墙，不利防守，有人提议将城外的河街、三丰街、上渡街、仪凤街等尽行拆除。督办川北团练杨重雅（原顺庆知府）认为这样做会造成数千家百姓流离失所，主张增修外城墙。于是守军用木桩、竹编、垒土筑墙，使起义军未能攻入城内，保障了数千家百姓的房宅。杨重雅为成都知府时，“成都府试十六州县童子，自设贡院。德兴杨庆伯侍郎重雅知府事，始于贡院旁相地创建试院，手跋联云：我生与永叔（欧阳修，籍贯江西庐陵）同乡，衡鉴无私，得士亟求如苏辙（四川眉州人）。此地是升庵（杨慎，四川新都人）故里，仪型未远，论文何必溯渊云。”为成都府所属16州县的读书人考试创造条件，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同治二年（1863年），时任四川按察使的杨重雅参与了审讯和杀害在大渡河被俘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及其五岁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罪恶。晚清费行简在《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记载甚详：同治二年，石达开及所部太平军在四川大渡河边陷入绝境，遂以自行投入敌手，听任处置为条件，要求清军放过他手下的二千将士，“勿快意杀戮，请遣送回桂，湘，黔诸省”。抓获石达开后，四川总督骆秉章、成都将军崇实二人曾会讯石达开三次，一次因骆秉章生病，由四川布政使刘蓉、四川按察使杨重雅代讯。此前，原金陵人，亲历太平军在金陵不事焚掠，因而不忍心见翼王受骗的按察司司狱张某某，将清军背信弃义，杀害原已答应放掉的石达开二千部下一事告诉石达开。在这次审问当中，当杨重雅再次向石达开提起劝降之事，大谈“本朝仁德”时，石达开语气强硬，说“骆秉章不是说本朝从不杀降的么？而今又如何？天下有本事推翻满清的人多得很，不一定非要我石达开不可！”并且拂袖而起，在场清吏无不尴尬，不得不令人将他送出，草草结束审讯。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石达开被害，据说其时方黎明，骆秉章暗暗授意监斩的杨重雅，“仅刺其胸口一刀，随即斩首，亦未传示各处。”但另有记载则十分血腥：“即行正法，以彰天讨而快人心。……绑赴曹市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罨，木笼装盛，以备解献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杀完石达开后，又准备杀石达开5岁的儿子石定忠。骆秉章在上奏给清政府的公文中，说石定忠“归入缘坐案内，照例办理”。按清朝法律，像石达开这样的“谋反重犯”，其未满十一岁的儿子须“牢固监禁，至十一岁时，阉割后遣关外为披甲人为奴。”但费行简在文中却记称：定忠自不见其父，日夜啼哭，由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未毙前对石达开极尊重的禁卒谢福以实告之。石定忠问：“我死可见父乎？”谢说：“正好见于天上”。他遂破涕为笑，指所佩玉牌高谢曰：“此我生日天王送的，你们不要拿去。”事后，归安孙古春曾写信指责杨重雅过于残酷：“此稚子何辜，亦罹至死！君诚儒者，奈何慕屠伯所为耶！”杨重雅则诿过给时任重庆镇总兵的唐友耕向骆秉章所献策，他只是执行者。后事情为唐友耕知道，两人在官厅大骂，几乎动武。有评论称：“同属汉奸，谁是谁非，可以不论。但当时物议之尚有公道，虽小人亦自知所作之可耻，谓之人心不死可也！”可见杨重雅站在封建统治者阶级立场上对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战士和家人及其残忍狠毒，在当时就有人看不下去。 曾国藩曾评价石达开：“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似乎有敬重石达开意。我们看一下曾国藩的刑法创新是如何对待石达开的。凌迟，亦称 “剐刑”，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其执行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切除整个人体的一部分，肉一块块地被剜下来，直至死亡来临。清代明确规定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世界多国都曾有凌迟，包括英、法等欧洲国家。但将之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使之堪称为“艺术”的，是曾国藩，他对这门杀人艺术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持家宝典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的大儒，对凌迟进行了顶级改造，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章又进行了花样翻新——割开身体之后，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不然流血太猛，犯人会死得太快，缺乏看点。这个改变后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受难者疼痛以泄心中的怒火，骆秉章的改革是为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受刑过程过于单调！曾国藩、骆秉章等人均为晚清名臣，一代学儒，道德、才智、忠诚均可载史册。对这样的人物怎么解释他们对待太平天国将士的扭曲虐杀心理呢？只能说封建伦理思想先天带有不人道的残忍文化基因。 2、边民视角——石达开得不到少数民族同胞支持的根源在于他骨子里歧视少数民族，错误对待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给自己绝了后路。 太平军卵石防御工事 1862年石达开经湖北入四川，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已在北岸布防，并买通大渡河南岸的土司，截断东西通道。时雨季已临，大渡河水陡涨，水势湍急，北岸又有清军阻击，石达开几次组织抢渡均未成功；后以重金向土司“买路”，也被拒绝。石达开进退无路，粮弹告罄，完全陷入绝境。 大渡河以南大凉山是彝族聚居地，和藏族聚居地相接，传说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发生在这个地区。当时的少数民族首领是管理彝族的袭土司千户世职的岭承恩（夫曲依日）和管理藏族的六世土司千户王应元，在大渡河畔，清军与王应元带的土司兵“面面张罗、层层设防”，骆秉章还对土司兵“许获贼物悉赏之。”从五月十七日起，石达开两次强渡大渡河，均被清军炮火和枪击打退。石达开部改攻大渡河支流松林河，欲打通西路，夺取泸定桥。但王应元带土司兵拼命抵抗，石达开部队打不过去。石达开想重金贿赂岭承恩，让他减缓攻击，结果岭承恩攻之益急。  松林河与金沙江交汇处 这个时候，石达开犯了对少数民族最大的错误：六月三日夜，石达开下令斩杀彝、汉响导二百余人祭旗，再次抢渡大渡河、松林河，遭反击而失败。石达开军处于弹尽粮绝境地，“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后来煮食皮革马鞍髻头，不幸又时疫流行，部队战斗力下降。六月九日，王应元带藏兵渡过松林河东进，岭承恩率彝兵从马鞍山冲下，配合清军直取紫打地（今安顺场以东10里）。石达开军弃营向东突围，在崎岖山道上遭到彝兵滚木擂石和弓箭袭击，“贼众坠岩落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石逆仅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复为夷彝兵所阻，瑙重尽失”。清军见石达开进退无路，在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并派岭承恩前往劝降。石达开为部下“舍命以全三军，”赴清营和谈，被押送成都受凌迟而死。所余将士，老弱病残及新参加者四千余人被遣散，从江南随石达开而来的两千余人则遭清军和彝兵剿杀于大树堡的禹王宫。今天居住在大渡河流域甘洛、越西、汉源、石棉一带还有那四千太平军的后裔。 在围剿石达开的战斗中，岭承恩的彝兵和王应元的藏兵起了重要作用。岭承恩和王应元也因此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嘉奖。同治皇帝钦赐“岭承恩著改给土游击世职，颁换煖带密土游击印信，仍赏给桓勇巴图鲁名号；王应元著改土都司职，颁换松林地土都司印信，仍赏加副将衔。“  清朝赏赐土司的印信 清光绪《越嶲厅全志·武功志》说，“达开不自入绝地则不得灭，即入绝地而无夷彝兵四面扼剿亦不得灭。”石达开之所以不得少数民族之心，在于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不能正确地对待少数民族，在地方民族矛盾中，站在汉族一边，歧视少数民族，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在广西时他就有这方面的表现。 石达开起兵口号是“诛满夷之潜窃，整中复之纲常”，灭满复汉。石达开将土著的彝、藏人看成是与满人同类的“异族”。在冕宁，对前来接头的夷彝民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夺杀戮，引起夷民反感，处处对其部队打击。“白沙河之战，赖（赖裕新）军受创惨重，余众甚为激怒”，北上所到之处房屋几乎全部烧毁。这样不仅损害少数民族上层利益，也损害少数民族群众利益，引起整个民族的反感，拼命与石达开军对抗。长征时伟人站在大渡河边，曾用遗憾的口吻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 3、太平军视角——石达开始终未投降，是乞死而不是乞降，这是英雄和“曲线救国”的民族败类的本质区别。6月9日深夜，石达开率军冲杀到大渡河另一条支流察罗河入口处。这一段河面叫老鸦旋，水势汹涌难渡。河边有个小镇叫利济堡，石达开在这里结营休整一天。这时几万人的队伍已只剩下七千多人，眼看要全军覆没。10日夜里，石达开让刘王娘带着儿子石定基由两位壮士护送出围，以便日后报仇雪恨。之后，他又让另三位王娘抱着二个幼儿投入急流。 这时忽报清军来使求见。原来清军害怕石达开乱中潜逃，留下后患，想方设法要“生致”石达开。他们派参将杨应刚、游击王松林前来说降。他们说“大渡河天险，决无法飞渡，今既被围，请解兵柄来共商善后。”石达开部下要杀掉这两名“妖头”。石达开另有打算，“与之订盟”,并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提出舍出自己的性命，以换取清军留下残部生命。石达开带着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兴等在杨应刚接应下过了察罗河上的凉桥，一道来到洗马姑清营。为使清军不疑，石达开把此时尚留身边的唯一儿子五岁的石定忠也带上。 为了掩盖杨应刚、王松林“指天发誓”的表演，清军耍了一个红、白脸的鬼把戏。第二天杨应刚领着石达开一行去成都，没走多远，总兵唐友耕和知府蔡步钟在路上把石达开他们截走，带回越嶲，这样石达开就算成他们的“俘虏”，这就是他们吹嘘的“设计诱擒”。骆秉章在《生擒逆首伪翼王石达开奏》中，编成是石达开“至洗马姑乞降。” 石达开落入清军之手以后，清军对石达开的残部作了粗略审查，老弱的给票遣散，精壮的收编了一部分。据清军说法，遣散的有四千余人，收编的有二千人，其中的中坚分子即他们所说的“悍贼”二千余名、“伪官”二百余名，则被安置在大树堡，6月19日夜被清军突然包围袭杀。 石达开被押到成都，骆秉章问：“尔欲降乎？”石达开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骆秉章说石达开“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据周洵《蜀海从谈》记载，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以及司、道等合城文武官员一齐参加会审。堂上摆得森严恐怖，堂下还特地摆下“拜垫”,可石达开等三人却身穿太平天国黄缎王服跨过拜垫，“皆趺跏其上”。他们这种气势弄得身居四川最高职位的崇实也失去威风，只是细声细气问了句什么，别人没能听清，石达开却一下“昂首怒目”,崇实顿时“气沮语塞。” 于是骆秉章马上接话，但已不敢放肆，说话象是劝慰，对石达开说：“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先结，抑何所恨。”石达开笑道：“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耶！”  民国初年成都“市立医院”，石达开等4人被凌迟的地方 清朝用“凌迟”酷刑来处死石达开他们，石达开他们“啻就缚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先受刑的曾仕和身体“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达开说，“何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曾仕和也是汉子，“遂切唇无声”。石达开自己更是至死不哼一声。清朝文人周洵追记此事时还惊叹：“真奇男子也！“ 4、简评。石达开虽然一死，但至少还挽救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太平军的性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石达开束手就擒不假，但至死未曾投降，从不做摇尾乞怜之相，无需后人为之粉饰。 石达开不是没有只身逃脱的可能。石达开安排刘王娘母子在两壮士护送下，乘夜从利济堡出发取道僻岭，天明时已脱险到了狗邑子厂，冒充为难民避匿在彝堡内。那两位壮士安置好两母子以后，就找李复猷去了。后因口音等问题，刘王娘母子终被清方搜出，关在土司王应元处二年之久，最后也是凌迟处死。如果当时石达开跑掉，是有生存机会的，所以后世传说里，有石达开义子替身去了清营的说法，也有传说是石达开的女秘书韩宝英的丈夫当了替身。但以石达开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来看，不像是替身能够所为。 总之，石达开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但是在没有新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力量出现前，再伟大的农民起义也要覆亡，这是历史必然。 从牛树梅、杨重雅、骆秉章、曾国藩这些封建王朝的良臣、循吏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来看，他们个人身上的一些优点并不能挽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正是从他们虐杀石达开等太平天国英雄这些事上，使后人清楚地认识到，指望封建王朝自我改良和自我演进，中国进入不了共和时代，封建王朝一定是要没落到底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才是我们国家繁荣进步的历史必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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