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单身社会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类一直在从事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地数量庞大的不同年龄、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都选择了独居生活。①不久以前，人们还习惯于在年轻时结婚，而死亡才是终止婚姻的唯一方式；当年轻丧偶时，人们选择早早地再婚，而老年丧偶的人们则搬去与家人同住，或是家人选择搬来陪伴他们。但如今，人们选择晚婚（佩尤研究中心②的报告指出，如今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都已经“达到了世上最高纪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男性与女性的初婚都推迟了大约五年”），人们离婚，而后十多年地保持着单身。有些人活得比自己的伴侣长久，并且千方百计地避免与他人共同居住一—即便这个“他人”常常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人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轮回流转：独居生活，与他人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又再回归独居。

不久之前，独居还被视为一种过渡一—通向其他更为长久的生活方式，例如与他人结为伴侣共同生活，或者搬入疗养院。而如今此想法已经不再适用，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第一次面对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单身人群。典型的美国人一生中更多的时间是单身而非已婚，而单身时人们大多独自生活。于是，自然而然地，人们也开始学习适应孤独与独居，并在学习中精心打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

统计数字说明了一切，而这一社会现象的数据则令人触目惊心。1950年，仅有22%的美国成年人是单身，同时，400万美国人选择了独居生活，独居者占到了美国住户的9%。在那时，独居生活在美国西部广阔且荒芜的诸州中常见，如阿拉斯加、蒙大拿以及内华达州，那里吸引着外来的劳力，而独居不过是他们在通往更传统的家庭生活的过程中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而已。

今天，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这意味着差不多每7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选择了独居。（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约800万自愿或非自愿选择了集体宿舍的美国人，例如生活在辅助生活机构、看护中心以及监狱中的人们。）独居人口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28%，这意味着独居者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越了核心家庭、多代复合式家庭模式、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等其他形式。

令人吃惊的是，独居生活同时也是最为稳定的居住及生活方式。相比其他生活方式的人群，独居五年以上的人们更可能维持同样的状态不变，而此项稳定性的数字，独居人群仅次于有孩子的核心家庭，位列第二。

女性构成了当代独居人口的主体：大约1700万女性选择了独居，相比之下，男性中独居人口仅为1400万。单身人口中的多数，是1500万35至64岁之间的中年男女，而老年人则有1000万左右。18至34岁之间的独居年轻人约为500万，而1950年时独居年轻人口仅为50万，因此，毫无疑问，这一群体也将成为独居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

与以往不同，如今独居人士聚集在现代化城市中，遍布美国各州。拥有独居人口比例位列前茅的城市名单中，包括了华盛顿、西雅图、丹佛市、旧金山、明尼阿波利斯市、芝加哥、达拉斯、纽约以及迈阿密这些城市。仅仅在纽约市，就有100万独居人口，而在曼哈顿区，一半以上的居住人口选择了独自生活。

尽管独居生活正在盛行，它却是当代鲜少被谈及，因而，也最常被误解的问题。年轻人都渴望独立生活，一段时间的独居之后，即便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会担心继续保持独居是否合适。尽管单身人士坚称自己的生活很愉快，而且也终会找到自己的伴侣，人们依然忍不住为单身的亲友们操心担忧；我们忧心忡忡地想为丧偶后独居的年迈父母或者祖父母提供帮助，即便老人们表示更乐意独自生活，子女后辈们却往往变得更为不知所措。

无论情况如何纷繁复杂，每个人和家庭都将独居生活看作一种隐私，但实际上，越来越普遍的独居现象应该被正视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话题。但不幸的是，当独居现象的兴起偶尔被公众谈及时，评论家们总是将其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一种自恋、社会道德崩坏以及公众生活锐减的现象。人们满怀道德感地谈论着，试图去理解为什么许多人选择了独居生活，而这个问题本身，却恰恰是一种被误导的产物，一介乎《父亲什么都知道》③的浪漫主义理想以及《欲望都市》光线亮丽的诱惑之间的假象造就了误解。有目共睹的是，这场独居生活的社会试验实际上是趣味横生的，与人们传统保守的印象相反，独居生活甚至并非那么孤立离群。

独居生活的兴起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具有革新力量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无论今时今日我们是否与他人一起居住，独居几乎与每个社会群体、每个家庭都密切相关。

上文所说的“我们”是广义的，范围之广甚至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日益提升的独居比例总是被当作是一种独特的美国现象，—就像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④所说的，这是一种美国的“自力更生的宗教信仰”。确实，美国人长久以来一直为自给自足而感到自豪。托马斯·杰斐逊⑤也将个人主义称作“美式生活的伟大口号”，而在历史学家大卫·波特的笔⑥下，美国人却将这种个人主义视为“一个神圣的字眼”。在《心的习惯》一书中，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⑦以及他的合作者分析并定义了两种传统的美国个人主义：“功利个人主义”的最佳例子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⑧，他信仰当每个人都优先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社会也将繁荣昌盛，而这一论调激发了美国个人主义的急速发展；“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典型例子则是沃尔特·惠特曼⑨，主张培育以及“赞美”每个人的自我（这位诗人在《草叶集》第一版的第一行中就用到了“赞美”一词），这一观点激发了美国人对于认同以及自我意义持续不懈地追求。尽管这两种不同的个人主义倡导不同的价值，并拥有各自的目的，但两者一起为所有的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文化支持—一将个人放在社会的需求之前。美国人依然时常从中获益。

以美国第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⑩为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一1882），生于波士顿，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演讲家。

在他伟大的散文《自力更生》中，爱默生告诚众人“社会到处充满着对于其中每一份子的个人权益的阴谋”，而他更进一步建议那些正寻求解脱的人们：“向自己赦免自己，而且，你应当拥有整个世界的选举权。”爱默生的邻居亨利·戴维·梭罗①将“自力更生”用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加以诠释，他搬进了瓦尔登湖畔一间他自已搭建的小木屋里。他写道：“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与星辰，一个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梭罗坚持那样的生活方式下，他并不孤独：“对一个生活在自然的围绕中，且依然神智清醒的人而言，所谓黑色的抑郁并不存在……我从未感到过寂寞，哪怕一丝一毫来自孤独的压迫感，……但有那么一次，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思考着我是否真的需要与人毗邻而居而维持健康平静的生活，然而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周遭自然环境带来的甜美与益处，人类邻里的种种虚无的益处也就因而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兴起过需要人类邻居来陪伴的念头。”爱默生与梭罗的睿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绘制出自己逃离人类社会的路线图：孤胆骑侠们②独自游荡在西部边疆，披着斗篷的侦探们出没于昏暗的都市街道，探险家们“深入荒野”去寻找自我一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广为人知的文化标志，代表了我们对于无拘无束的自我的浪漫想象。所以，要下定论说当代都市独居人群不过是这一主题下一种最新的变异，似乎顺理成章。但，这并不恰当。

美国人从未全心认同个人主义，人们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依然心存怀疑。德·托克维尔①在美国不仅发现“将每个公民置于一种与绝大多数的同伴孤立开来，并令他回退到朋友与家人的小圈子里去的”个人主义正在蔓延，同时人们也发现了一种历史悠久的、将每个公民都纳入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团体的道德准则。爱默生以及梭罗这样的超验论者推崇隐居，但这些遁世者最终也都回归了人类社会，而促成隐居的核心观点恰恰是为了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

实际上，关于超验论者的个人主义的种种报道难脱夸大之嫌。在那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领袖人物，爱默生、梭罗、布朗森·奥尔科特②、伊丽莎白·皮博迪③，以及玛格丽特·福勒④，都无一例外热切地投身于政治以及民间活动中。在梭罗居住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里（1845一1847），其实他鲜有独自一人或者纯粹自给自足地生活的时候。就像当代的旅行者们所熟知的那样，他的小木屋坐落在一片属于爱默生的土地上，离康科德小镇不到两英里。用不了三十分钟，梭罗就可以步行前往镇上，而且他也常常回去看望家人和朋友，有时也花上几个小时在当地的小酒馆里喝酒。不仅仅是梭罗外出，其他人也常常前去拜访，梭罗喜欢人们的到访，尤其是他的母亲，她常常为他带来家中烹饪的食物。

又有谁能责怪她呢？我们总是为离群索居的人们担忧，当我们的亲友独居时尤甚，而这种紧张和担忧，一直笼罩在美国人对于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热衷上。在早期新英格兰的殖民城镇中，地方当局禁止年轻人独自生活，以避免他们因独立的自由而追寻无拘无束的生活。诚如历史学家大卫·波特所写道：“在美国的文学著作中，任何关于彻头彻尾地从人群中被孤立而独自生活的故事，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被认为实际上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即便《鲁滨逊漂流记》也是一样一直到鲁滨逊在沙滩上发现了其他人类的足迹。”关于美国“社区衰退”的种种报道，也好似恐怖故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社区”同样也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社会学论著《孤独的人群》①、《追求孤独》②、《公众人物的衰落》①、《自恋的文明》②以及《心的习惯》，都加剧了人们对于个人主义盛行的恐惧。近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罗伯特·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③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书中提出美国当代的许多问题，如健康问题、学业不佳、缺乏信任，甚至不快乐，都是由于社区的崩坏所造成。美国人热衷于此类争论，正因为从骨子里，与德托克维尔近两个世纪前游历美国时一样，美国依然是“一个参与者的国家”。

美国文化，并不是急剧增长的独居人口背后的原因。

如果你还未信服，我们一起来看看另外一个证据：今时今日，相比其他许多国家，甚至跟那些我们通常认为更为公有化的国家相比，美国人独自生活的几率其实更小。独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四位国家分别是：瑞典、挪威、芬兰以及丹麦，在那里，几乎40%到45%的住户是独居者。通过在所有人同心协力的社会福利中投资，以及建立互相支持的牢固纽带，斯堪的纳维亚人可以自由地独自生活。

北欧诸国还有一个好伙伴一日本。在日本，社交生活有史以来一直是围绕着家庭来组织的，但如今实际上却有30%的住户独自居住，而且在城市中，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德国、法国以及英国都以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而闻名，但实际上这三国的独居人口比例都要远高于美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也是如此。至于独居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则是中国、印度和巴西。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独居人口都在急剧增长，这个数字已经从1996年的1.53亿增长到了2006年的2.02亿，在短短十年间增长了33%。

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大范围的独居人口的增长？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以及现代国家福利提供的社会保障，两者共同使这种新兴之势成为可能。但更简单地来看，与以往相比，今天有更多人选择独居生活，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能够负担这样的生活。然而，这世上依然有许多其他人们能够负担，却选择不去做的事情，因而，经济不过是形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之一。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这么多人都选择了独居生活，除非我们解开另一个谜题：在那些最发达国家中，那些拥有相对更好的公民权利的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用他们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福利，将自己与他人分离开来？

除了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福利，独居人口异军突起的激增，来源于世界性的历史文化转变一—社会学的创始人物爱弥尔·涂尔干①称之为“对个体的宗教崇拜”。根据涂尔干的观点，个体崇拜产生于传统的农村集舍向现代工业城市发展的过渡期，当个人主见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实体”，因而具有了比群体更神圣的意义。作为一个主要创作都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涂尔干并无法预见身后激进的经济个人主义一一米尔顿·弗里德曼②、艾茵·兰德③、玛格丽特·撒切尔④等诸多人物纷纷背书的个人主义（撒切尔还曾闻名天下地宣称：“世上并无所谓社会”）；涂尔干也同样无法认同这些人物的观点：将个人从国家中解放出来，是创造财富和共同利益最有效的方法。但涂尔干也绝非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他提出，现代社会的劳力方式，将会自然而然地让人们聚集在一起。毕竟，个人主义只有在得到现代最核心的社会制度一一家庭、经济以及国家的支持下，才能成就所谓“独立”与“解放”，这便意味着，所有个人主义者都拥有清晰的利己主义，并聚集起来以达成公共利益。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①并不认为个人主义者会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在他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②一书中，熊彼特观察到现代资本主义促进了“对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进行理性化”，并预言了一个冷酷、锱铢必较的文化可能最终步向集体的“腐朽”：“当人们都变得功利和实际，并拒绝接受社会环境为他们做出的传统安排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时，当他们学会了在自己的个人利益及其他行动可能造成的不利之间权衡得失时，当人们必将认识到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所带来的巨大个人牺牲时”，熊彼特预言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将逐渐到来，因为独立思考的男女们将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一一“舒适、自由、不为关爱所牵绊的生活，以及越来越多的享受其他有趣、新鲜事物的机会”。

但过渡仍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个人主义的狂热仍然需要满足文化对于承诺的需求。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即便是最现代的社会，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成婚，而当一个人没有结婚时，社会往往给予严厉的批判。熊彼特也许认为单身主义者是理智的，但在1957年美国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不婚的人们是“病态的”、“不道德的”，或“神经有间题的”，而只有1/3对此持中立态度。但这种社会态度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到了1976年，下一代的美国人中，只有1/3对不婚者持有负面的评价，而超过半数的人持中立态度，甚至还有1/7的人表示支持这一选择。今天，当单身的成年人数远远超过已婚人数，民意调查者甚至不再询间美国人是否支持不婚行为了。尽管为独居生活树立的耻辱柱并未完全消失，但美国社会对于单身以及家庭生活的态度，毫无疑问已经改变了。

根据当代知识，追寻成功与快乐并不依赖于将个体与他人相连，相反，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向个体完整展现寻求其他更好选择的机会。自由、适应性、个人选择，在现代道德准则中最受人们珍视。“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的伴侣或者孩子”，这意味着当代对个体的推崇已经远远超越了想象。

不久以前，如果某人对自己的伴侣不满意而寻求离婚，他必须为此作出合理的说明。而今则完全相反，一一如果你对于婚姻并非全然满意，你必须提出理由来说服自己维持这婚姻，因为当代文化更致力于让每个人为自己谋求最好的结果。

人们对于住所的稳定性甚至更为削弱。人们经常搬来搬去，而社会学家将现代社区称为“责任有限的社区”，邻里社区成为人们建立联系却并不期望这种关系会长久维持的地方。工作场合的状况也颇为类似，雇佣者不再为有能力的雇员提供一生的职业机会，每个人都知道应该为自己筹谋打算、自我激励，而公司则认为这是维持公司景气的唯一办法。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①与伊丽莎白贝克·盖尔茨是这么写的：“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第一次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而所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革，个体推崇的盛行是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早期在西方社会慢慢开始的，但其开始对西方社会及其他各地产生深远的影响，却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同一时期，另外四种蔓延开的社会变革也正在悄悄发生一一女性地位的提升、通讯方式的变革、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及人类寿命的大幅延长，这些社会变革交互作用并为彼此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共同条件。

首先来看看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一变革的影响不仅仅是女性开始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开始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更表现在她们如今有权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性权益以及生育选择权。不妨试想在1950年间，美国大学校园中男女比例要超过2：1，但如今在读学生以及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数量却要高于男性。又例如，在1950到2000年间，美国劳动局的统计数字显示，职业妇女的数量从1800万跃升到了6600万，而职业妇女在整体女性人口中所占比例也从33%提升到了60%。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其他发达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变革，因而今时今日，男性与女性参与高等教育以及就业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衡状态。

女性对于自身身体权益的主张，也彻底改变了当代两性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便是晚婚、成年过渡期的延长以及分居离婚率的增长。在美国，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离婚率就一直在稳步攀升，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一数字急剧增长，2000年已婚夫妇离婚的概率已经达到了1950年时的两倍。今天，离婚和保持单身都意味着一种无需禁欲的生活。相较于结婚，许多年轻人更乐意于享受远离家庭监管的生活以及便捷的避孕方法。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迈克尔·罗森菲尔德提出，二十至三十多岁的中产阶级正期待着崭新的“第二青春期”，他们寻觅全新的体验，一从连续的约会，到跨种族甚至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尽量避免作出承诺，直到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浪漫真爱”。对于探索各种性关系的宽容态度，正是罗森菲尔德所说的这个“自主的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独居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探寻与他人亲密共处的时间与空间便利。

个体崇拜背后的第二个驱动力是通讯方式的变革，即便独自在家，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体验社交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更不用说由此而来娱乐生活的极大繁盛。举例而言，电话曾经是我们最熟悉的通讯工具，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提供住宅电话的服务，但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要么不愿意要么无法获得一台住宅电话。1940年，每三户美国家庭中只有一户安装了住宅电话，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住宅电话的需求激增，1950年住宅电话的普及率就达到了62%，而今天已接近95%。而电视在美国家庭中的普及则更为迅速，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罗伯特·普特南记录下了从1948年电视诞生之初到1959年的十余年间，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就从1%举跃升到了90%，这一速度至今没有其他任何通讯设备可以企及广播、录像机、个人电脑甚至手机都未能达到这一程度。在过去的十年间，互联网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通讯方式，互联网比电话更为活跃以及个性化，比电视更好地结合了个人分享与大众传播，个人用户不仅可以即时通讯，更可以通过博客、在Youtube上发布的家庭录影带，或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将自己的观点展现给数不胜数的广大受众。对于那些希望独居的人们，互联网提供了丰富的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可行性。

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独自生活的人都有一种更为便捷的社交方式，他们只需离开家，去参加城市中活跃的各种社交生活。大规模的城市化是第三个促成了独居社会兴起的因素，其中一部分理由正是因为单身亚文化的形成凝聚了一群拥有共同价值观、自我认识以及生活方式的人们。

亚文化在城市中蓬勃发展，吸引了那些不墨守成规的人，他们在城市生活丰富密集的多样性中，找到与自已相像的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将亚文化与固定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如格林威治镇的波希米亚亚文化、曼哈顿海滩的冲浪文化等。）当亚文化建立并为人们所认知后，它的繁茂昌盛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甚至改变整个文化。历史学家霍华德·楚达克夫就指出，在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早期，芝加哥和纽约那样的城市中的单身男子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一种围绕着酒吧、民间组织、公寓式住宅以及相对更为自由的性观念的生活方式。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这种曾经独树一帜的单身汉文化已经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且普通的组成部分，因而，反而失去了它的鲜明个性。单身者，包括那些独自居住的人们，不再需要将自己局限在几栋特定的建筑、酒吧、邻里社区或者特定的城市中了。各种各样的场所正在不断增加，从健身房、咖啡馆、酒吧、住宅区，到各种各样的服务，如清洁服务、代烹饪、外送等，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除了一些显著的特例，他们发现到处都是理解他们的经历并感同身受的人们。正如伊桑·沃特斯在《城市部落》一书中写到的，单身与独居者，在彼此的支持下，独自生活。

上文提到的第四个社会变革在扩大个体推崇的影响上，也起到了集合性的效应，尽管对于每个个体的体验来说，并非完全如此。由于人们比以往更为长寿，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女性往往比她们的配偶更为长寿，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了十几年，而非以往的几年，如今，独自生活的老年生活越来越为普遍。1900年，美国有10%的老年寡妇独自生活，而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62%。今天，对于女性而言，人生中1/4或者1/3的时间独自居住生活，这已是一个常见现象，而对于男性来说，成家立业也意味着长时间独自生活。

独自一人的老年生活并非易事。那些年迈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适应退休生活、疾病与健康问题，承受精神上的空虚，经历亲友的故去等等，都可能因为绝大多数时间孤独一人而变得更难以忍受。但是，独自一人的老年生活也并非总是充满悲情色彩。例如，在英国举办的一项调查显示，相比与人居住在一起的老人，独居的老人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更高，与服务提供商的联系更为紧密，脑力及身体上的损伤更少。而根据最新的一篇关于老龄化的文章，对于整个老年人口的调查也表明“那些独居的老人相比那些丧偶后与其他成年人一起居住的老人更为健康，甚至比那些伴侣依然健在并共同生活的老人也要健康”。实际上，在最近几十年间，老年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独居生活的意愿，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独自生活而不是与家人朋友一同居住，或者搬入老人院。这也并非是美国所特有的现象，从日本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独居老人现象都变得愈来愈普遍，即便在那些长久以来一直呈现出对于多代家庭模式的强烈偏好的种族也不例外。现如今，鲜有人相信独居的老年生活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但那些正逐渐老去的单身人士都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够保留一个可以独自居住的处所。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一或者更确切地问，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面临其他诸多的选择之时，依然觉得独居生活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为什么在当今世界最为富足的社会中，独居现象变得如此普遍？是什么使独居生活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极具诱惑？

人们投身独居生活这样一场社会试验，因为大家相信，这是有益处的。独居生活有助于人们追寻神圣的现代价值个人的自由、对自身权力的掌控以及自我实现，这些都是自我们青春期起直到生命终结，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价值。独居生活使人们可以在适宜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令人们可以更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数字化媒体以及急速扩张的社交网络，令独居生活甚至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受益一一保持隐私与独立的空间与实践。这意味着，独居生活令人们有机会探索并认知自身生命的意义与目的。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独居也许恰恰是人们需要的新社交方式。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独居生活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的状态，而非稳定的长久之计。尽管并非所有独居者，但独居者中确有许多人最终决定他们需要回归家庭生活并寻找一个生活伴侣，爱人、家庭成员，或者是朋友。但这些人同时也清楚地知道，如今每个人的生活安排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承诺也未见得是永久的。人们开始改变传统，却依然不确定新的生活究竟何去何从，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各个阶段变换生活状态也依然变得司空见惯，单身、单亲家庭、成婚、分居、稳定的爱侣，以及最终又回归独自一人。

这意味着每个独居的人都将面对更多的压力，有时也难免忽然产生自我怀疑一究竟什么才是恰当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代表独居者应当被冠上孤独或者离群的帽子，事实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独居者与他人相比，在社交上更为活跃，而独居者占较高比例的城市也拥有更为蓬勃的公共文化。

找到全新以及更好的方式来帮助那些因社交隔离而感到困扰的人们是重要而且急迫的，但是，将独居现象与社区的终结或者社交的衰落联系起来并伤春悲秋，反而是将对于社交隔离问题的关注引向错误的方向，而对于那些急需帮助的个体与地区却毫无益处。

独居与孤独并非同一个概念，但在近年来，许多记者、教授以及权威人士一直持续不断地将两者混为一谈，将独居现象的增加当做当代社会解体的征兆，并激化了人们对此的恐慌。第一个例证就是《孤单的美国人》一书，此书是在哈佛医学院教授精神病治疗法的夫妻学者杰奎琳·奥尔兹与理查德·施瓦茨合写的。他们在书中警告说“不断上升的孤独感”与“国内不断提升的社交孤离”正在危害人们的健康与幸福，书中提出了两个令人震惊的调查研究结果，以支持这一论点：其一来自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报道说在1985年到2004年间，宣称自己无人可以讨论或倾诉重要问题的美国人的人数翻了三倍，已接近美国人口的1/4。

美国人口的1/4！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但《孤单的美国人》的两位作者却并非第一个提到这一数据的学者。这一研究结果来自杜克大学的社会学家的某项调查，自发布之日起，就一直是被媒体报道争相引用于标题中，也是脱口秀中常被提及的话题。如果这一数据属实的话，那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令人烦扰的现象。可事实上，即便是撰写原文的社会学家们对于自己的调查结果数字也持怀疑态度，他们提醒所有的读者，调查中的孤独感的广泛性可能被夸大了，然而可惜的是，人们似乎并未听从这一劝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克劳德·塞尔菲舍尔①对此甚至持较为驳斥的态度，在彻底查阅了有关研究数据后，他指出，这篇文章对于美国人孤独感的结论是不真实的、不恰当的，也不符合其他调查的结果，他甚至将这一错误归结于这一社会调查方法上的缺陷。塞尔菲舍尔最终做出结论：“学者和普通读者不应当将此文中关于1985年到200年间美国人社交的改变的有关调查引为论据，实际的情况是，美国人的社交可能并未改变。”

《孤独的美国人》在书中的第二个调查宣称上甚至更为粗心大意：2000年美国家庭住户中大约有1/4是独自居住的人，而这则显示了如今人们是多么孤独且与世隔离。实际上，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独居是造成美国人孤独感的元凶。大量的公众调查表明，决定孤独感的并非人际交往的数量，而是质量。是否独自居住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是人们是否觉得孤单。而实验室式的调查研究以外，也有大量的证据足以支持这个观点，就像离婚和分居的人们常常说的那样，与一个不对的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寂寞的事。

那些总是在媒体上鼓吹婚姻而谴责单身主义的专家们也推波助澜。以《婚姻的状况》为例，在书中，作者琳达·怀特与麦琪琳·加拉格尔指出，与已婚的人群相比，那些独居的人（包括离婚、丧偶及单身人士）更难获得快乐、健康和财富。她们宣称：“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益的”，而同时，不婚的人“与身患癌症或者身处贫穷的已婚人士相比，男性的寿命要短十年，而女性短寿更甚”。这些警言也许确实出自好心，但与调查显示的结果相比，确实夸大其词了。例如，充分的证据表明，从未结婚的人们与正处于婚姻中的人们相比，几乎一样幸福快乐，而且甚至还要比那些丧偶或者离婚的人要来得更快乐，更不寂寞。还有证据表明，糟糕的婚姻会给双方都带来极大的压力、负担和疾病；最近的一项调查还表明，“身处糟糕的婚姻关系中的人们甚至显现出比离婚人群更高的健康风险”。更重要的是，诚如《婚姻的状况》一书的某些批评者所指出的，将已婚人士与非婚人士放在经历其他问题困扰的前提下进行调查比较，仅仅具有学术研究（以及统计学）上的意义，换句话说，已婚人士良好的精神、健康以及经济状况，也许恰恰是他们能维持持久婚姻的原因，而非持久婚姻的结果。

并非只有婚姻制度的支持者才会因为激进的观点而影响他们的分析研究，与他们持相反意见的单身主义的拥趸以及捍卫者们也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单身主义者集中精力寻找不婚的秘密以及社会学定论，以至于他们无暇也无力去研究独自生活的种种挑战。例如，尽管在《选择单身》一书中，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也认同独身者承受了各种偏见和歧视，但“最后仍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而且幸福快乐也并非永远（毕竟，谁又能保证永远？）。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原因。

独居生活并非像人们常常定义的那样是一种社会问题，但对于独居者以及那些关心他们的人而言，独自生活确实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正因为过往的人类社会从未拥有过如此庞大的独居者人口，这也意味着人们无法从过往的历史中获得经验教训，这也将理解“在大量独居者的社会中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最高，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理解当代社会是如何演变至此的。

此书在开篇之始，便阐述了独居的兴起是来自于现代都市文化的各种因素集合，而人们通常认为的，是来自隐修主义、形而上学的古老传统。城市提供了小村镇无法企及的自由，让人们可以展现各种个人主义的怪癖，以及尝试探索各种新的生活方式。都市环境，从酒店区域、公寓住宅、社交俱乐部，都为希望拖延成家立室的年轻人提供了各种独居时也可尽情享受的全新体验。最终中年人与老年人也开始使用那些城市设施，并促进了新的环境的建立。十九世纪晚期，全世界的中心城区已经成为了成年人的乐园，到处都是酒吧、饭店、娱乐场所，而迅速崛起的商业街文化也吸引着独居者外出社交而非独自躲在家中。

城市令独居生活变成一种社交更为活跃的方式，但并未能为那些体验着这种全新生活方式的先驱者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本书的主要章节将按出现的时间顺序，一一探讨这些困难与挑战。（这也就意味着，本书的前半段将集中于年轻群体的经历以及独居者的经济保障问题，而后半部分则将探讨年迈衰弱的独身人群的问题。）在广泛的访谈以及观察调查的基础上，每个章节探索独居者是如何面对那些独居带来的常见问题的：在长时间生活在家庭中之后如何适应独自居住的生活，在投资个人职业规划以及社交、个人需求之间的左右为难；在多年的婚姻或爱侣生活之后重回单身独居生活，甚至全然不知分居后的生活将会如何；与他人一起推动、促进单身人士的福利待遇以及社会地位；保护自我远离来自工作的压力、社交媒体的烦扰、不安的家人和朋友的影响，以及对某些独居者来说，无法排解的与他人共同生活的压力感；在失去了长久相伴的伴侣之后独自老去；意识到我们中的每一个终将有一天面临独自一人的生活，因而让独居成为一种更为健康、社交活跃的体验，应当是每个人共同的责任。而这最后一项，是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并实现的。

我撰写了许多关于独居生活的文章，并且也常常就这个话题做公开演讲，因而我知道，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对这个话题如此执著，而对我而言，这项研究又意味着什么。毕竟，如今图书馆和书店里都充斥着各种论辩的大量书籍，已婚的人们鼓吹婚姻生活的益处，而单身人士则推崇单身，或者一致对爱情发表愤世嫉俗的质疑。我对于独居生活这一话题的兴趣与我的个人生活关系并不大（我现在已婚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但曾经也有过一段快乐的独居生活），而更多是来自于我调查研究中的一些发现。在九十年代后期，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1995年芝加哥市那场摧毁性的致命热浪的书，调查中我得知，在美国的城市及其他地区有数以千计的人独自在家中死去，不为家人、朋友甚至邻里所知，也无法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造成这些人死亡的原因并非仅仅是恶劣的天气，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高度孤立的生活带来了危险，仿佛整个城市已经弃他们而去。他们无声无息地创造了一种某位城市调查者称之为“独自生活并独自死去的神秘社会”的现象。芝加哥1995年的热浪是一个病态的契机，使这一社会现象开始为人所知，而当几百具尸体出现在芝加哥中心城区时，公众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幸存下来的独居者？

《热浪》一书出版之后不久，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①的某位工作人员联系了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就广泛的美国独居生活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一开始我有些排斥，因为我最初涉猎这一领域的经历是如此的残酷而艰难。而后，我意识到，我以最残忍的方式开始接触这一现象，而进一步了解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选择独居，也许有机会解开一些我们关于自身以及现今价值体系的核心和基础问题。我提出了一个研究计划，当基金会决定支持这一研究之后，我雇用了一些调查助手便开始着手这一项目。

我们的调查从曼哈顿开始，这里是美国独居现象最为普遍的地区，而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展到了美国的主要城市——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奥斯丁，以及旧金山海湾地区，甚至是其他独居盛行的国家：瑞典、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在这项长达七年的调查研究临近结束之际，我们已经对超过三百名处于不同年龄和社会阶级的独居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尽管，这里也必须指出，绝大多数独居者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因而，我们的访谈以及由此而来的研究分析，主要集中于中产阶级的经历与体验。除了访谈之外，我们也对独居者聚集的地方进行了观察，例如聚集了大量年轻专业人士的住宅区域、单身公寓，以及为老年人提供辅助生活中心的住所。我们查找检阅了以往关于单身者以及独居者进行的调查、社会调研以及市场调查的资料（一些调研中将单身者与独居者并为一类，而为了某些原因，我们也不得不采取相同的方法）；我们也访问了对于美国大量独居人士给予密切关注的其他人士，例如护理者、政府官员、建筑师和人工智能设计者。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参与到此项目之初，对研究结果都抱有各自的预判和想象。我们中的有些人在二三十岁时曾经独自居住，并且认为独居代表着特立独行和职业上的成功。研究团队中的一位助手一直为在遥远的城市寡居的祖母感到担忧。另一个人则为结束了错误的婚姻并最终找到了各自的自由的父母而感到欣慰。另外一个则为一直独居的女性友人担心，怀疑她们是否还会结婚生子。还有一位则一直关注着独居且为疾病所扰的穷困人群。

社会调研的基本准则之一是研究者清楚了解自己对于研究课题的预判想法，但能超越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我们整个研究团队努力遵守这一准则，而我也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也能如此做。我知道这并非易事。但对于读者而言，一定拥有一些对于独居的理解和认识，也许也拥有一些鲜明的观点。在研究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许多对此课题抱有兴趣和热忧的朋友和同事都曾请求我解答他们各自急切的问题。

有些问题非常私密：独居生活的兴起是否来自不信任感或者促进了不信任感？—对于他人的不信任、对于亲密关系的不信任，甚至是对于承诺的普遍不信任？独居是否成为那些害怕被拒绝和分离的人们的一种自我防御式的辩词？或者独居是否代表着一种更为冒险且有风险的生活方式，更适合于那些愿意持续挑战自我的人们？

另一些间题则属于社会学范畴：当今天人们通过手机、社交网络等方式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独居生活是否有着其他的意义？今天年轻人对独居生活的兴趣是否会令他们更注重于个人的发展，而不愿意投身到社区或者群体活动中？又或者，在如今人人都发现传统家庭常常分崩离析的情况下，独居生活的兴起是否将形成全新的“城市部落”以取代传统的家庭形式？今天独居者们建立起来的社交网络，当他们迁徙、结婚、变老、生病之时，是否会随之消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社交网络中留下的独居者们，又会变得如何？

还有些政治性的问题：当大量增加的独居人口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群体身份时，是否会像某些著名的政治策略家所预言的那样，形成新的游说以及投票团体？或者，当每个人都更为关心自己的利益和需求时，独居是否会造成政治分裂？国内的独居老年人口的增长是否会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量建设，以帮助这些孤独、虚弱甚至生病的人们？如果这样的保障制度未能建立，后果又会如何？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单单只是想到独居生活，就令我们产生对孤独的紧张感，而这并非毫无根据。尽管对于有些人而言，在某些条件下，独居生活确实会造成孤独、苦恼、疾病，但很显然，这种灾难性的结果也并非无法避免。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寻找他们待在家里就可以实现的个人主义，—或者，也许待在家里可以为他们带来的个人主义。能够负担自己居所的年轻专业人士，更倾向于拥有家里的个体主导权，而不愿意与室友共居；三四十岁的单身人士并不愿意为了寻找人生伴侣而放弃独居生活带来的种种好处（个人的、社交上的，以及两性关系上的）；离婚人士以往的婚姻经历终结了他们对于浪漫爱情是幸福与稳定的基础的幻想；丧偶的老年人，为能够独自生活而感到骄傲，结交新的朋友、参与社交群体和活动，开始全新的生活。尽管每种情况不尽相同，但所有这些人都将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他们不仅仅需要解开如何独自生活的谜题，更需要学会活得更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不孤单，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此时此刻我们是独自生活还是与他人一起生活，都需从他们的答案中学习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