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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琦琳 今年5月24日，我相濡以沫五十四年的丈夫刘泽友因病治疗无效，不幸去世了。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对我的打击也实在太大，让我真的是难以承受，痛不欲生……如今几个月过去，在儿女家人及亲朋好友们的劝慰和照顾下，我终于从悲痛中慢慢走了出来，并产生了写下人生经历的想法，于是，我提起了久已生疏的笔，撰写自己这一生中的点点滴滴…… 第二部分 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五）我一生中最为活跃的两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川犍为解放了，家乡的人们迎来了新生。一九五○年初，我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并分配在城区小学任教。 一九五○年暑期学习结束后，组织上的一个同志问我愿不愿意到龙孔中心小学担任教导主任，龙孔离县城可是有30多里的路程呦，学校的条件比起城区的学校条件可就差得太远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这倒不是因为去担任什么教导主任，而是觉得那里条件艰苦，我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真实想法，或许说是理想抱负吧！ 秋季学期开学后，我就打着背包去龙孔中心小学报到，接手了教导主任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也才满20岁不几个月，担任教学的时间也不长，要承担中心小学教导主任的担子，一开始也还是有些吃力的。 但是，我凭着一股满腔热情，并主动与当时学校的一些老教师沟通，学习他们的所长，吸收他们的经验，很快的，我工作就得心上手了，并为此得到了老师们的信任和喜欢。 同时，除了教学工作外，我还根据解放初期社会活动的需要，积极参与政府组织开展的政治活动，无论白天黑夜，上街下乡搞宣传，教唱歌、跳舞、扭秧歌、演戏样样来。深受群众喜爱和区县领导的器重。 到龙孔中心小学后，我见到了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在黄旗坝教书时一起工作过的青年教师邓文元，他也是这个秋季学期分配到学校来的教师。由于我们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半年，因此，他也成为了我踏入学校第一个认识的人。 在我安排教学计划和给教师排课的过程中，文元老师不厌其烦的给予了我好多的帮助。由于我们同是积极向上的热血青年，也就都积极地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在一来二去中，我们彼此被对方的工作能力、兴趣爱好、外形仪表和内在气质所吸引，逐渐相爱，并在当年底就结婚了。 结婚后，我们仍然处处以工作为重。一九五一年一月放寒假时，全体教师进城学习，我和文元两人留校办冬学，就是在冬闲的晚上，教居民、农民学政治，学文化。春节期间，区里又叫我们俩带一批学生到大兴乡（距龙孔30余里）慰问烈军属。下午约四时出发，走了大约一半路程，天就黑了，文元沿途到农民家讨要火把照明，我们赶到大兴乡后就在楼板上铺上草席，与学生一起睡觉，次日带领学生走村串户慰问烈军属。 在这个学期间，也就是我到龙孔中心小学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区团委就交给了我一份《入团志愿书》，按规定，应该是本人先写出入团申请书，向组织表达加入团组织的愿望，经团组织考察并讨论后，认为符合团员条件，再发给《入团志愿书》，让申请人填写。提前发给我《入团志愿书》，这说明当时团组织对我是充分信任的。由于我当时对团组织没有一点认识，况且给我《入团志愿书》的那个同志什么也没说，更没有指导我应该如何填写。这样，我便没有及时填写上交。隔了一段时间，区团委就把这份未填写的《入团志愿书》收了回去。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区里抽调我参加犍为县第一期土改，我知道，对于一个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的我，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尽管我当时已有身孕，第一个孩子怀上三个月了，我还是无条件的服从组织的安排，积极参与到土改工作中去，并在心中暗暗发誓：在这次土改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和困苦，我都要克服，都要顶住，要在这场运动中努力提升自己。 土改工作确实是很辛苦的，每天在乡下跑上跑下，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宣传发动，访贫问苦，谈心交友，启发觉悟，培育骨干，与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几个月基本没怎么休息，可我不哼一声，拖着越来越笨重的身子，走在田间地头，付出了比其他工作组成员更多的艰辛去做好工作。 记得在八月二十三日这天，土改结束回城参加总结会。午饭后出发，三十多里的坡路，刚走到寒坡岭（大约一半路程），就感到身体严重不适，走走停停。与我同行的区委宣传干事王忠德实在等不了就先走了，留下我一人，好不容易走到离下渡口（犍为南边的岷江渡口）不远的河边坡路上时，文元的父亲带着一抬滑竿来接我了（原来是王忠德回城后通知了我的家人）。 到达县医院，天已经全黑了，应该是晚上八点多了吧。这就是说，三十多里路程，我走了差不多七八个小时。县医院开始接诊我的是一个男医生，他稍作了检查，问询后说，可能早产，回家好好休息（仅七个多月孕期）。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位名叫田希萍的女医生来了，给我重新进行了检查，立刻把我推上了手术台。手术后，孩子取下来了，可孩子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经抢救后，孩子活下来了。这可是两条命的得救啊！如果没有王忠德的回城报信，没有滑竿的接应，没有田医生的急救，没有这三个如果，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孩子生下来很瘦弱，几天没吃奶，四个多月了还在襁褓之中，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产后三十天，我就带着孩子回学校上班了。小凡半岁的时候，我要去泸州开会，只好把孩子托付给龙孔街上一个奶姆照看。其实，她的孩子已快满三岁了，奶水也没啥营养，街上也没啥卖的，致使小凡营养缺乏，身子一直都很瘦弱。 一九五二年一月，组织上派我和其他四人到泸州参加了川南行政公署小学教师代表大会。犍为全县参加这次会议5名代表，除我和周荣（后任县委办主任）之外，一个是嘉阳小学的，两个是五通桥的（解放初期五通桥还属犍为管辖）。这是省级的教师代表大会，因为，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四川省，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署及重庆市，加上原有的西康省、云南省、贵州省，均直属于西南局。川南行署的驻地在泸州市。川南行署区下辖有1地级市(自贡市)、4个专区(泸州专区、宜宾专区、乐山专区、内江专区)，共5个地级行政单位和5市辖区、4县级市、33县，共42个县级行政单位。这说明，当时组织上对我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对我这个人也是十分信任的。 这个期间，文元的工作也得到了组织的充分肯定。 文元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一九五○年参加工作后不久，他考取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泸州分校，如果去就读后，就不知分到什么地方工作。就因为这个原因，文元母亲怕独子远离她的身边，于是哭天喊地，不让文元离开。在万般无奈下，文元只好放弃赴革大学习深造的机会，留到家乡继续教书。 文元分配到龙孔中心小学后，在学校除了教学工作外，每周还对外办宣传板报，全是他一个人干；他还常常单独一个人夜间去十几里以外的农村开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跟乡亲们打成一片，为此，他深受学校老师、学生和乡村干部、群众的喜爱，同时也得到上级的肯定。仅仅在龙孔中心小学工作半年时间，文元就被组织任命为新的校长。他担任校长后，每周组织全区教师学习政治，探讨业务，表现非常出色。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文元被推选参加了川南行政公署赴朝鲜慰问团，去朝鲜慰问了志愿军战士。回来后，在全县大会上，他热情洋溢地向全县人民宣讲了志愿军战士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和英雄事迹，受到一致好评，被誉为“铁嘴”雅号。 在解放初期那个年代，我们夫妻俩，一人是中心小学校长，一人是中心小学教导主任，我又被抽调参加土改工作，推选出席泸州小学教师代表大会，小凡也快满一岁了，我肚里的又一个小生命也有五六个月了，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真的是幸福满满，让人十分羡慕。完全可以说，从参加革命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春季学期末的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为活跃的两年。 （六）突如其来的变故 “出头的榫子先烂！”或许是年轻的文元太优秀，或许是我们这个家幸福得让一些人羡慕嫉妒恨。一九五二年暑期，在乐山教师思想改造学习中，文元在解放前两年集体参加“三青团”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突然被提了出来，反复批判他，不仅批判，还无端的毫无根据的追查他是什么“三青团分队长”。打那一开始，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这个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 解放前两年，大约1946年底或1947年初吧（因这事过去几十年了，具体时间我也记不大清楚），犍为县中学的高一班学生，全都被动员组织集体参加了“三青团”，文元当时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学生，才十六七岁，还不是成年人，其实什么也不懂。关于集体参加“三青团”的这个问题，他在参加工作时就已如实向组织作了登记，已经是一件清清楚楚的事情。 暑期学习结束后，文元因为这个问题被免去了中心小学校长职务，调到一个乡小学任职，半年后，我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小为后，也被调去了文元所在的那个学校。 文元父母老来得子，尽管家里条件不是多宽裕，但仍然对这个独子宠爱有加，从小到大没让他吃过一点苦头，很顺利的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在各层级学校中也一直表现优异，受到老师们的好评，只是由于受家里经济条件限制，没能去上大学。他参加革命工作后两年间，所经历的也都是顺境，二十岁出头就担任了区中心小学的校长，又受到上级的重视和青睐，眼看前途无量。如今，却受到政治上的无端迫害，中心小学校长职务的被免，这对心怀远大抱负的文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妻子也跟着自己受了连累，这更让年仅二十二三岁尚未经历过如此变故的他难以承受。 心高气盛的他自此后沉默寡言，郁郁寡欢，慢慢的就抑郁成疾，一九五三年暑期放假回家后便一病不起。同年九月二十多号，已经开学回到学校的我接到通知，说文元不行了。我赶回家后看到，他脑筋已模糊不清，话也说不出一句。更可悲的是，文元临终前，躺在堂屋的木板上，整整三天三夜眼不闭，气不断……不知他是冤魂不散（对自己遭受的迫害打击无奈）？还是牵挂一家妻儿老小（上有年迈多病的父母，下有妻子和一个刚满两岁、一个才呀呀学语的两个孩子）？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文元是死不瞑目啊！在那情境下，我一手牵着小凡，一手抱着小为，低下头对他说：文元，我会照顾好二老，也会让两个孩子健康长大，你就放心的去吧……文元眼角缓缓流下两行清泪。落下了最后一口气。文元的死，让我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好像天塌了一般。 文元的死，给全家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打击，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压力，一付沉重的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时我的工资只有22元，要养活全家五口，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好在在犍为嘉阳煤矿工作的文元的堂兄，每月给我们寄来7元，才勉强维系着我们这个家的生存。就这样，我们一家也是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后来，组织上看到我们家的确太困难，为方便我照顾家庭，于一九五四年下期，把我调回县城，担任新城小学校长，工资也增加到29元。一九五五年初，文元的母亲因多年残疾，足不出户，整天呆在家里思念已逝的独子而精神失常。我要上班，文元的父亲年迈体弱，视力也差，无力照顾两个年幼的孙子和精神失常的老伴，万般无奈之下，自然就将大的孩子小凡（4岁），让文元不能生育的堂兄嫂带去了。 在小凡离开的那一刻，还不大懂事的他牵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我再一次心如刀绞，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第一块肉呀！我怎么舍得……我也是泪如泉涌！此后不久，文元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一九五六年年初，小凡的养父调去重庆的一家煤矿，小凡和他的养母也随后去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已经初中毕业的小凡随同他的姑母回到犍为，我们母子才得以离别十二年后的第一次短暂相聚。 （七）青春岁月的感慨 在这期间的一九五二年暑期，在乐山思想改造结束时，教师团组织负责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当时，我因文元受批的问题难受，心情不好，只推说自己条件不够。一九五三年，我主动写申请书了，可团组织没有一点回音。几十年后我才得知，当时团的负责人xxx说我可能超龄了。我知道这个人这么说是怕我入了团对他不利。这个人就是当时顶替了文元中心小学校长职务的那个人，而他根本没什么能耐，只有一个共青团员的牌子而已。一九五四年，组织上照顾我，也是信任我，把我从乡下调进城里担任新城小学（现在的南门小学）校长。由于工作的责任感以及几部进步小说，特别是《吴运铎——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激励，我的工作仍然干得很出色，当年我入了团，一九五六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青春岁月，经历了大喜和大悲的两个阶段。现在回想起来，经历这两个阶段，也许就是我当初太单纯，作出了那个冲动的决定。我调龙孔小学的问题，当时完全认为是组织的安排，应该无条件服从，可我后来才意识到，那不是组织的本来意愿，而是当时调去当龙孔小学校长（半年后调离了学校）的xxx（同我一起参加了培训班）另有意图而提出的要求。 文元去世后不久，他就向我求婚，被我婉言拒绝。如果我没有调去龙孔小学，我很可能上了大学，上大学是我最大的心愿，那两年教师上大学的不少；如果我没有调去龙孔小学，很可能我早就离开了小学教育岗位，因为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新城小学的同事参加了暑期培训后就调去县总工会工作了，我各方面都比这个同学更强一些，调宣传部和团县委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我没有调去龙孔小学，就不会与文元重新共事，或许就不会有那一段心酸的婚姻了。总之，如果我没有调去龙孔小学，我的青春岁月和以后的人生，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但遗憾的是，人生没有如果。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作者长子（回忆录文稿整理者）简介：晓帆，原名邓明德。企业退休干部，中共党员，经济贸易本科毕业，高级政工师。 一生经历坎坎坷坷：从小因家庭经济困难寄养在堂伯父（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成年后下乡当过知青，返城后当过采煤工、车工，从事过新闻宣传、文秘写作、学校管理和企业中层管理工作，当选过一届县人民代表。退休后又先后在民营学校和民营企业共从事了十四年管理工作，差不多70岁时告别工作岗位。工作期间，相当部分时间从事公文写作，也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一辈子虽忙忙碌碌，却平平庸庸。告别工作舞台后，没有斗地主、打麻将的爱好，平时就散散步、看看书、听听音乐，每天看新闻是离不了的一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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