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统领全书之文《什么是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全文分三个部分。一，政治哲学问题：陈明政治哲学的意义、特点、根本目标（探询何为好的生活、好的社会）；二，古典解决方案：陈明古典哲人的解决方案，即把德性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并以混合政制来促进德性；三，现代解决方案：呈现现代政治哲学相对于古典政治哲学的重大转向，即放弃了价值判断，不再把“好”作为探询的目标，最终沦为历史主义。 现代政治哲学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三波浪潮，分别由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尼采为其弄潮儿。尤其是马基雅维利，他堪称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以下所摘文字向读者展现马基雅维利如何以他的思想，搅动古典思想的宁静，掀起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 现代性第一次浪潮：弄潮儿马基雅维利 列奥·施特劳斯 撰 （题目为编者所拟 内容有删节） 说政治哲学问题有古典的解决方案是可能的，因为所有的古典政治哲人有一个根本的同时是特定的一致之处：政治生活的目标是德性，最有益于德性的秩序是贵族共和或混合政制。 但在现代，我们的政治哲学形形色色，彼此又有着根本的差异。不过，所有现代政治哲学可归为一类，因为它们拥有一条基本的共同原则。这一原则从反面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它指责古典方案不现实。激励现代政治哲学的无可置疑的原则业已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如果我们接下来采取一种与以前相比叙述性更强的方式，这一事实及其原因将得到最好的表述。 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他努力实现，而且的确实现了与整个政治哲学传统的决裂。马基雅维利认为其成就堪比哥伦布（Columbus）那样的人。马基雅维利宣称他发现了一个道德的新大陆。其主张有充分的依据；其政治教诲是“崭新的”。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新大陆是否适合人类栖息。 ……  凯撒·博尔吉亚 马基雅维利以他为原型写了《君主论》 我得赶紧谈谈马基雅维利对道德的批判，这等同于他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批判。其要点可以表述如下：在这种[古典的]政治方案中存在着某种根本错误，因为其最终目标是一种乌托邦，是对最佳政制的描述，而实现这种最佳政制的可能极小。因而，让我们不要再根据德性，即根据一个社会可能选择的最高目标来判定我们的方位；让我们开始根据所有社会实际追求的目标来判定我们的方位。马基雅维利有意识地调低了社会行动的标准。他调低标准意味着根据调低的标准制订的方案更有可能得以实现。因而，对机运的依赖将被减少：机运将得到征服。 传统的途径基于一个假设，即道德是某种本质性的东西：道德是人的灵魂中的一种力量，无论它在国家和王国事务中可能多么不起作用。针对这一假设，马基雅维利的反驳如下：德性只有在社会中才得以践行；人必须通过法律、习俗等使德性成为习惯。人必须由人类来教育才拥有德性。 但用马基雅维利分子（Machiavellian）马克思的话说，教育者本人必须受到教育。最初的教育者，社会的奠基者，不可能通过教育来获得德性：罗马的建城者是一个弑兄者。只有在一个不是由道德创造的背景下，道德才成为可能，因为道德不能创造自身。使道德得以可能的背景由不道德所创造。道德有赖于不道德，正义有赖于不义，正如所有的正当性最终有赖于革命性的奠基。人并不是天生就被引向德性。假如是的话，良心的阵阵责备对他而言就会是最大的折磨。 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失望的折磨至少同罪疚的折磨一样强烈。换句话说，人无法从德性的角度定义社会的善、共同的善，而必须从共同的善的角度定义德性。正是这种对德性的理解实际上决定了社会生活。我们必须通过共同的善理解所有社会实际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是：不受外族统治、稳定或法治、繁荣、荣耀或帝国。从德性这个词的有效意义上说，它是促成实现这一目的或这一目的所要求的习惯的总和。正是这一目的，也只有这一目的使我们的行动成为有德性的。为了这一目的做的任何事都是好的。这一目的使任何手段都成为正当。德性不过是公民德性，是爱国主义或献身于集体自私。 马基雅维利无法就此止步。献身于祖国本身依赖于教育。这意味着爱国主义不是自然的。正如人并非自然而然（by nature）就被引向德性，他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被引向社会。人天生（by nature）是极度自私的。尽管人天生自私，天生就只有自私，从而坏（bad），但他们能够变得具有社会性、公共精神或者说变好。这一转变需要强迫。 这种强迫的成功要归功于人令人惊讶的可塑性：人的可塑性要比迄今所设想的大得多。因为如果人天生就不受命追求德性或完美，如果人没有自然的目的，人就能够为自己设定几乎任何他渴望的目的：人几乎具备无限的可塑性。人的力量要比古人所想的大得多，自然和机运的力量则相应小得多。 人是坏的；必须强迫他们变好。但这种强制必须由坏、自私和自私的激情来完成。哪一种激情将会引导一个坏人强烈关注迫使其他坏人变好并保持下去？哪一种激情将教育人类的教育者？这种激情就是对荣誉的渴望。渴望荣誉的最高形式就是渴望成为最完全意义上的新君主，一个全新的君主：一个新型社会秩序的发明者，一个影响许多代人的塑造者。社会的奠基者对保存社会和他的功业有着自私的兴趣。因此，他对其社会成员具备并保持社会性乃至好有着自私的兴趣。 对荣誉的渴望是好与坏的连接点。它使从坏到好的转变得以可能。正是自私的雄心激励着全新的最高类型的君主。他承担的伟大公共任务对他来说只是粉饰其设计的机遇。他与罪犯的唯一区别在于罪犯不过缺少一个可获辩护的机遇；他们的道德动机是相同的。 在此不可能表明马基雅维利如何成功地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政治教诲，这种教诲全然公正地对待任何铁血政策全部可能的要求，同时最有益于政治自由和法治。我必须仅限于指出，西方思想经过几百年的马基雅维利化，是如何易于给马基雅维利的教诲一种绝对尊崇的氛围。 人们能够按如下论证来表述马基雅维利：你想要正义吗？我将向你表明你如何能获得正义。通过宣道和劝告性讲辞，你得不到正义。只有使不义完全无利可图，你才能得到正义。你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性格塑造和道德诉求，你需要的是正确类型的制度，有强制力的制度。从塑造性格转向信任制度，此乃相信人的几乎无限可塑性的典型的必然结果。 在马基雅维利的教诲里，我们有了一场壮观景象（spectacle）的第一个例证，这一壮观景象此后几乎在每一代人那里更新着自身。一位无畏的思想家似乎已经打开了一个深渊，而古典派以其高贵的质朴在这个深渊前止步。事实上，就人性和人类事务的本性而言，马基雅维利的全部作品并没有一个古典派对之完全陌生的单独真实的观察。视野令人惊讶的缩小反倒将自身呈现为视野令人惊讶的扩大。 我们能如何解释这种幻象？到马基雅维利时代，古典传统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沉思生活在修道院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道德德性被转变成了基督教的仁爱。通过这一转变，人对同伴的责任、为了同伴及身边造物所担负的责任都无限增加。对救赎人不朽灵魂的关注似乎允许——不仅如此，还要求——各种行动方针，古典派可能认为而马基雅维利确实认为，这些行动方针不人道而且残酷。马基雅维利谈到阿拉贡的费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的虔敬的残酷（pious cruelty），他指的是费迪南在驱逐西班牙的马拉诺人（Marannos）时进行的宗教审判。马基雅维利是他那个时代唯一表达这种观点的非犹太人。他似乎已经把宗教迫害的巨大罪恶诊断为基督教原则乃至圣经原则的必然结果。 马基雅维利倾向于认为，人身上不人道的大量增加，乃是人目标太高的无意的但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后果。让我们降低目标，以便我们不会为保存社会和自由被迫犯下任何并非明显必要的兽行。让我们用计算、用一种尚未定名的（avant la lettre）功利主义代替仁爱。让我们从这个观点修改所有的传统目标。因此，我们推测，马基雅维利首先促成的视野收缩由一种反神学的怒火引起（或至少为之提供便利），我们可以理解但无法赞同这种激情。 马基雅维利不仅彻底改变了政治教诲的实质，也彻底改变了其模式。其政治教诲的实质可以说是关于全新君主的全新教诲，也就是关于在社会的基础乃至结构中不道德的本质的固有性（essential inherence）。这种教诲的发明人有必要引入一部新道德法典、一种新的“十诫”（Decalogue）。在“君主”一词最高可能的意义上，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全新的君主，他是一个新摩西，一个先知。关于先知，马基雅维利教导说，所有武装的先知（armed prophets）都取胜了，而所有未武装的先知（unarmed prophets）都失败了。武装的先知中最伟大的范例是摩西。未武装的先知中最伟大的范例是耶稣。但马基雅维利能否合理地说耶稣已经失败？或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述这个问题：马基雅维利本人难道不是一位未武装的先知？如果未武装的奠基者必然会失败，他怎么能希望自己过于大胆的冒险会成功？ ……  马基雅维利 要认识马基雅维利巨大的成功，人们有必要清楚地把握他的原则。重复一遍，这一原则是：为使正当或可欲的社会秩序有可能——即便不是确定的话——实现，或者说，为了征服机运，人们必须降低标准；人们必须使重点从道德品质转向制度。 正如马基雅维利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正当的秩序是清醒务实的（hard-headed）共和国，以古罗马为榜样，但又意味着对古罗马的改进。因为罗马人偶然或依本能做的事情，现在能够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做到：现在——在马基雅维利理解了罗马人成功的原因后。经马基雅维利解释，罗马风格的共和主义成为现代政治思想最有力的趋势之一。我们观察到，它出现在哈灵顿（Harrington）、斯宾诺莎、锡德尼（Algernon Sidney）、孟德斯鸠、卢梭的作品和《联邦党人文集》中，还出现在那些出于对法国大国地位的担心而支持法国革命的法国上层人士中。但马基雅维利在身后取得的这一成功，其重要性比不上通过其方案的转化而产生的成功——马基雅维利自己的原则激发了这一转化。 马基雅维利的方案面临严重的理论困难。其政治教诲的理论基础或宇宙论基础是一种被败坏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意味着，他假定但没有论证目的论的自然科学站不住脚。马基雅维利反对人必须凭借德性、人的完善和自然目的来确定自己方位的观点，但这一反对需要批判自然目的的概念。这一论证由17世纪的新自然科学提供（或人们以为由其提供）。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与新自然科学之间有一种隐秘的血缘关系。古典派以不同于例外的正常情况来确定他们的方位。马基雅维利通过例外、通过极端情况来确定方位，从而促使他在理解政治事物的方向上发生根本的变革。自培根以降，马基雅维利的定位与拷问自然（torturing nature）的概念（也就是有控制的试验的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马基雅维利的方案不得不加以修正，主要原因在于其令人反感的特点。有一个人使马基雅维利的方案变得缓和，所采取的方式几乎足以保证马基雅维利的主要目的获得成功，这个人就是霍布斯…… 摘自《什么是政治哲学》 购买图书  什么是政治哲学 （第二版）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丨刘小枫 主编 精装丨32开丨9787508097763 上架建议：哲学 目录 前言 什么是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与历史 论古典政治哲学 重述色诺芬的《希耶罗》 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法义》 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 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 洛克的自然法学说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 里茨勒 书评十六则 附录 朗佩特“什么是政治哲学”中的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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