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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换句话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建议君主为了保卫国家而忽视传统的、基督教的和古典的德性；而是要求身负保护国家之责的君主在必要时必需这么做。 摘录 对君主的建议不是关于如何为了君主自身的目的来表现他自己，而是关于如何使所有其他行事规则从属于服务国家。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不应该追求那些据说始终最值得赞美的品质，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君主的首要责任是避免亡国之耻而不是他的行为方式带来的耻辱；他必须采取那些能够兴国安邦的品质——即使它们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抛弃那些会危害国家的德性。 在《论义务》中，西塞罗写道，统治者必须避免不公正的行为，“或则用暴力，或则用欺骗，两者都是残忍的：欺骗好像是狡猾的狐狸惯用的伎俩，暴力好像是狮子惯用的手段；两者都是完全违背人性的，但欺骗则更卑鄙”。
西塞罗的《论义务》 与此相反，在《君主论》最有名的一段话中，马基雅维利写道： 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 虽然这段著名的评论与《论义务》中同样著名的那段截然相反，但它或许暗示《君主论》是一部自觉构思为鉴书的著作，差别在于它所建议的行为与通常所建议的完全相反。然而，在第15章中，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有关那些教导君主们恰当行事的作品——“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君主实际的行为方式及其真实结果”。这句话很容易招致误解：不是表明他在写一部与其他鉴书中的建议完全相反的书——如经常假定的那样，而是马基雅维利在宣布他拒绝这种描述乌托邦模型的哲学样式，即不顾现实情况而一味追求理想的目标。相反，他计划从现实出发去讨论那些他在政府任职和外交活动中所观察到的事件。他从这些经验中得出了一些原则，用来避免脱离现实及相伴而来的重大危险。他开列出一些或是带来称赞或是招致指责的品质：慷慨/贪婪、怜悯/残忍、傲慢/和蔼、诚实/狡猾等，只是为了说明，这些品质是值得赞美的还是会招致指责，取决于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现实结果。因此，他总结道，君主不应该追求那些据说始终最值得赞美的品质，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君主的首要责任是避免亡国之耻而不是他的行为方式带来的耻辱；他必须采取那些能够兴国安邦的品质——即使它们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抛弃那些会危害国家的德性。
《君主论》的封面 这是一个关键的差别：对君主的建议不是关于如何为了君主自身的目的来表现他自己，而是关于如何使所有其他行事规则从属于服务国家。这并不是说，遵守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君主会成为更好的君主；毋宁说，它强调的是，关于如何为君的理念必须随着君主国的出现而改变，而且由于对政治有切身的观察，马基雅维利能够提出一些可以证明在这种新形势下有助益的建议。 我们可以通过马基雅维利对西塞罗的《论义务》的另一处引用来理解这一点。西塞罗主张统治者应培养“慷慨”这种德性，而且“应该避免贪婪之嫌”：“没有什么恶习比贪婪更令人厌恶了……特别是对于杰出人士和国家管理者来说。”然而，马基雅维利在第16章讨论“慷慨与吝啬”这两种品质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看法。慷慨被认为非常有助于获得好名声；作为一名基督徒，君主应该行善而不留名。但是这只能为他赢得一种不吝啬的名声。相反，如果君主过于慷慨大方，就会导致臣民的税负增加和国家的贫困，这会触怒许多纳税之人，换来的却只是为数不多的受到赏赐之人的感激。结果就是，危险来临时，君主会被迫采取节俭的措施，从而又会被认为是吝啬的。因此，君主——作为一国之主宰而不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来行事——为了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慷慨之人，必须节俭甚至吝啬，因为如果没有增加赋税，那就是对所有人的慷慨，也仅仅只是对那些因此而没有得到他赏赐的极少数人显得不大方。试图效仿父亲之富丽堂皇的皮耶罗·德·梅迪奇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最终被迫提高税负。因而，慷慨就是浪费财产，要么导致贫困——为了慷慨而丧失权力，要么为了避免贫困而变得贪婪，而这又会招致憎恶。马基雅维利没有彻底贬损贪婪，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由于其对君主不利而需要避免的品质，即它会影响君主的统治能力。因此，马基雅维利得出结论，拥有或许会带来指责的吝啬名声是允许的，因为这并不会招致憎恶，因而不会危害国家。
列奥·施特劳斯，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专事古典哲学研究，他视马基雅维利为“邪恶教师” 这是一个微妙的差别，它甚至误导了马基雅维利的一些最深思熟虑的批评者。例如，由于列奥·施特劳斯相信马基雅维利割裂了伦理与政治，因此总结说他是“一位邪恶教师”，教导统治者抛弃正义、仁慈与爱这些普世价值，而偏好残忍、暴力、恐惧和欺诈。即使像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这样更为同情的学者，也把马基雅维利当作一位在政治问题上暂时搁置道德的“现实主义者”。同样，马基雅维利的一些辩护者居然也认为道德价值在政治领导人必须做出的重大决策中没什么地位，并据此认为相反的观点是一种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但是，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强烈的道德主义者。只不过，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在他代表人民而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行事时——的道德，就是要使君主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我们也将看到，这种观点与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而非公国的决定性偏好密切相关，而且它也解释了为何仅仅阅读《君主论》而不阅读《论李维》会对他的观点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且常常是误导性的理解。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个人道德次之的观点，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与目标。
《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差别的人之一，而且他的这个论断——担任公职之人的道德责任不同于其他人——是现代国家诞生时期的一个关键性洞见。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个洞见与现代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来解释它的时机选择。封建君主将个人与政治合一，马基雅维利则认为国家绝不等同于君主个人，而且推断君主国的首脑应该依据这种区分进行统治。 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政治行动：脏手问题》（Political Action: TheProblem of Dirty Hands）一文中也呼吁关注这个区分。沃尔泽是在为一场关于战争规则的专题研讨会所提出的一个两难寻找答案：一个人有可能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吗，他必须在两种做法中选择其一，但两者对他来说都是错误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认为，当某人被迫在坚持一种重要的道德律令还是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人类灾难之间进行选择时，就会发生那种情况。沃尔泽把这种两难置于一位政府官员的情境中，而且得出了一个或许最为马基雅维利厌恶的结论： 我并不认为我能够清白无瑕地进行统治；我们大多数人也不相信那些统治我们的人是清白的……即使是他们之中的最杰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进行统治就不可能做正确的事情。它意味着，政府的某个具体行为……或许依照功利主义标准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却给执行者带来道德错误的负罪感……另一方面，如果他保持清白，即选择“绝对论的”（立场）……他或许就不能履行他的职责。
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 在沃尔泽看来，官员所承担的义务要求他必须去做我们其他人会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说谎、欺骗、杀戮甚至酷刑。这进而导致了大众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蔑视。 （一位政治领导人）……被要求授权对俘获的反政府领导人进行刑讯，因为后者知道或可能知道在城市一些建筑物中安放的炸弹的位置，而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这些炸弹就会爆炸。他命令相关人员对这个人进行刑讯审问，因为他确信为了挽救那些可能死于爆炸的无辜之人他必须这么做，尽管他相信酷刑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极其可恶的，不是有时，而是总是如此……他并不是太适合政治但实际上他又是合格的。这就是道德的政治家：我们通过他的脏手而认识了他。如果他仅仅是一个道德的人，他的手就不会弄脏；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他就会假装它们是干净的。 这个结论对于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统治来说具有相当消极的内涵，因为一旦知道了领导人有义务降低自己的道德品质，人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人呢？而且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会追求这种角色？马基雅维利在个人品质与统治品质之间的区分为官员开脱了罪责，而且使他们的个人道德不受连累；而沃尔泽的公民既授权领导人充当这种独特角色又否认对政府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因而是伪善的，或更坏的。马基雅维利式国家中的官员绝不是拥有更脏的手，他们的手至少与我们其他人的手一样干净，而且可能更干净。 换句话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建议君主为了保卫国家而忽视传统的、基督教的和古典的德性；而是要求身负保护国家之责的君主在必要时必需这么做。 （本文摘自菲利普·博比特著的《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一书；配图来自网络。） 图书简介
《朝服》，菲利普·博比特 著，杨立峰 译，商务印书馆 2017.2 马基雅维利历来是欧洲主流思想诟病的主要对象；《君主论》也常以“恶毒的小册子”“媚臣宝典”等诸多恶名流传于世，但同时也存在着对包括《君主论》在内的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隐秘推崇。《朝服》以《君主论》中的“马基雅维利悖论”为线索，阐明马基雅维利对欧洲封建秩序终结、新古典主义国家兴起的隐秘预言。作者博比特还对马基雅维利思想在欧洲宪政史上的地位做了精准阐述，并且在当代政治语境下，指出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形式的市场国家在当今时代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作者简介
菲利普·博比特（Philip Bobbitt），美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律师，曾担任从吉米·卡特到比尔·克林顿四位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获耶鲁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牛津大学现代史专业硕士与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宪法理论、国际安全与战略等课程；同时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主要作品另有：《宪法命运：宪法的理论》、《阿喀琉斯之盾：战争、和平与历史进程》、《恐怖与同意：21世纪的战争》。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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