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宋朝高薪养廉，养出大腐败 原则：郭羡英 唐太宗李世民为实行清明的统治，建立一支清明的官员队伍，从中央到地方。清明首先从自己开始，他鼓励群臣提意见，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上天又赐下魏徵，他在朝庭上常讲得李世民下不了台。李世民用这种方式限制至高无上的皇权。 李世民所作，不但他的子孙学不来，后来的王朝也学不来。宋朝建立，赵家为了巩固统治，也费尽心思要建立一支清明的官员队伍，但他们想出了另一套方法——高薪养廉。纵观历史，宋朝官员工资水平可以说空前绝后。就如当今企业，为了管理人员管好企业，给高中层高薪。 宋太祖赵匡胤颁布“省官益俸诏”，即减少官员，提高俸禄。他说俸禄少，如何使人廉洁。宋太宗赵光义也说:“俸禄的制定，应当对官员特别优待，官员们收入高了,就能自觉承担起廉洁的责任。” (《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官员也曾提出高薪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也提倡高薪养廉。可以说在宋朝时期，增加官员俸禄来防止官员腐败，是朝堂上上下下一致的呼声。 宋朝，俸禄最高的是宰相那一级别的官员，每月俸禄300两，外加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最低是小县县令，每月俸禄15两，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均由政府埋单，数量也相当可观。 包拯年薪最低不低于500万元。包拯是清官，有的高官除了“高薪养廉”的那批钱财之外，加上各项“额外收入”，和贪污受贿所得，可以说钱财额度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在宋朝，一个普通家庭一月的开销是5贯，也就是5两银子，而当朝官员们的俸禄最低是每月15两，加上福利每月可得45两，足足有九倍之差。放在现代，一个普通家庭一月开销只算3000元的话，9倍就是27000元。 “高薪养士”初期效果还不错，但到后来，贪污腐败照样产生。官员们依然利用职务之便大捞特捞，还用脏银结党营私。 宋朝又有个怪现象，官员高薪，吏员几乎没薪。官与吏的比例一般为一比二十左右。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给予极为微薄的俸禄，而方州县吏干脆“无常俸”，不给任何报酬。这是因为宋代把吏员作为百姓为国家服役的方式之一，要求他们义务为国奉献。这等于20％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工资 吏员没有报酬，就靠自己捞。吏员们经常低价买物，减价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白吃白拿。还有揽户代收赋税，原本是利官便民，但他们仗着官府的权势，强行征税，又大斗改小斗，成为地方上的黑恶势力。有的地方吏员们提前把很多年的税都先收了。有的州县政府甚至有意识地制造冤狱，来满足供养吏员的经费需要。 宋代胥吏贪污腐败已不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群体。并且通过贪腐极其富有，比如吴地一姓朱吏人“田产跨连州郡，岁收课租十万余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 朝庭对胥吏惩罚很严厉，超过官员阶层数倍，由于他们收入来源不能保证，再严厉的惩罚也制止不住手握权力者枉法营私。 当吏员大面积腐败并且腐败手法光怪陆离之后，他们就贿赂州县官员以求自保。而州县级官员大面积腐败之后，也得分润其直接上级。这样腐败就从吏员到州县级一层层往上，不断蔓延。 官员高薪又腐败，就过着极其奢侈糜烂的生活。宋仁宗时，高官宋祁点着华灯抱着歌姬们醉饮作乐，通宵达旦，穷奢极侈。在宋代，“夜饮”成为极其时髦的高官腐败现象。《宋史▪寇准传》记载，寇准夜宴宾客通宵达旦，以至于燃灯后的烛泪往往成堆。这种豪侈在当时已成为高级幕僚们的共同嗜好，由此引发种种吃请、比富，拉关系结朋党的种种恶性循环。 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宰相丁谓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制作金酒器，“四方贿赂，不可胜纪”。蒲宗孟时任尚书左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吗？” 宋代到了徽宗时期，朝政风气已腐坏至极。蔡京大肆搜刮民财，尽情侈靡、挥霍。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专供皇室消费享乐，一年用度由最初的三十万贯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 蔡京生日，全国各地官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徽宗时，常对大臣赐给宅第。一所雄丽的宅邸，用费至百万贯。蔡京赐第最为宽敞，园内树木如云，又在宅西毁民屋数百间建西园，居民被迫强拆，悲愁泪下。蔡京生活奢侈，一碗羹要杀鹌鹑几百只；一顿饭，单蟹黄馒头就用钱一千三百多贯。 按腐败从吏员开始，似乎是吏员引诱官员以至高官腐败，实际上是人的欲望所导致。吏员、官员本也是百姓，无权时就无能腐败，当上官有权，欲望膨胀想办法腐败。 再说皇家给官员高薪就是要他们制止腐败，吏员腐败他们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成了他们的靠山，就形成腐败的利益链条。比如有个村民受吏员欺诈，往县里告，县官接案大发怒，严厉惩办，不但为村民申冤，伸张正义，还杀鸡儆猴，其他吏员就不敢再犯法了。 相反，县官不惩办，村民又告到市里，市里不惩办，又告到省里，省里又不惩办，又告到中央，案件落到宰相蔡京手里，又不惩办。吏员虽没事，却要花钱，层层花钱，钱花越多，对农民敲诈就越多。 这样，有样学样，就形成从下到上，从上到下的一大片腐败。最后只剩下黄帝了，皇帝也腐败，人家宋徽宗七次到蔡京家里吃喝玩乐。皇帝才是腐败毒瘤的总根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