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精神丨0516张晓凌《中华民族的精神磨刀石——丝路精神的复兴与视觉重构》讲座系列回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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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6日，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张晓凌在“上美讲堂”带来了其“中华民族的精神磨刀石——丝路精神的复兴与视觉重构”主题讲座。张晓凌教授在讲座中结合丝绸之路的史实与“'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成果，谈论了丝绸之路是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磨刀石的。本文根据讲座现场录音整理归纳而成。

【丝绸精神】

所谓“丝路精神”，并非理论思考或文献梳理的结果，也不是学术界的共识。它源于我在丝绸之路考察时所不断获取的感知。开始，它模糊一团，似有似无，玄学似的难以把握。随着感知的日渐具体，它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为进取精神、融合精神、流通精神、人格精神、传承精神与反思精神。作为灵魂般的存在，当丝绸之路上的那些人物、事件随风而逝，消匿在历史深处时，“丝路精神”依然徘徊在这条亘古不变之路的上空，每个时代踏上这条路的人，都能依稀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与力量。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丝路精神”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产物，也不是在书斋中所能理解的，只有踏上这条道路的人才有资格去建构它、诠释它。

下面，我们作一些简略的探讨。

1、进取精神。丝绸之路的开拓，不仅形成了横跨欧亚非的双向交流通道，将中国带入世界性的格局中，改变了中国的版图，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意识，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即形成的开拓进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国”的意涵不断得以丰富和扩大。

大家看这幅敦煌壁画，内容是张骞出使西域，背景是未央宫，张骞与使团成员向汉武帝辞行，奔向大漠荒原，远处是出行的目的地大夏国。张骞出使西域，经康居、大宛至大月氏。其经历可用“神奇”一词来形容。他和堂邑父二人在无后援、无向导的情况下，是如何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翻越葱岭的，至今仍是千古之谜，没有答案。如果没有源于内心的进取精神和使命意识，很难想象他能逾越那些今天都难以通过的荒漠与无人区。霍去病是丝绸之路的另一传奇，如果不是他荡尽漠南的匈奴，打通河西走廊，也就没有其后的丝绸之路。要知道，河西走廊是中华民族的咽喉要道。如果被卡住了，中华民族就可能变成单一的地域性民族，其影响不可能西出葱岭，更不要说远及欧非。我一直觉得霍去病是上帝对中华民族的眷顾，其使命就是打通中华民族向西的“生门”，使命完成后，便挥别而去。当然，无论是张骞，还是霍去病，其成就都是汉武帝“向西看”宏大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汉武帝没有西渡黄河，但战略眼光却远及西域，而且还不止于此，当他在张骞的汇报中听到“身毒”国之名时，便派了四路人马从西南方向去寻找印度，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却把云南、贵州纳入了帝国的视野。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使团能成功到达印度，那么，佛教有可能提前两百年进入中国。可以说，汉武帝对西域的经略是非常成功的，至汉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校尉”，西域正式纳入中华版图。

张骞出使西域图壁画临摹品（初唐 公元618—704年） 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323窟

汉武帝刘彻像（明万历《三才图绘》）

大家不妨想一想，凿空西域时，汉武帝约18岁，张骞26岁；开拓河西走廊时，霍去病只有19岁，就是这么几位年轻人，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格局，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所以，我的历史观向来认为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是人民创造历史，因为很多英雄来自于人民。一部中华史，说到底就是一部英雄史，史官们对所谓的“人民”，好像没什么兴趣。

我还要提到的另外一位人物是藏族的八思巴。八思巴是西藏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侄子，10岁时便随叔父去凉州与蒙古汗王谈判西藏的归属问题。17 岁成为萨迦派第五祖，后随从忽必烈，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在他的带领下，西藏在元初正式并入中华版图，彻底巩固了西藏与中央的关系。

八思巴像，纽约鲁宾美术馆藏

什么叫英雄创造历史？汉武帝、霍去病、张骞、八思巴四个人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战略空间和基本版图，这就叫英雄创造历史。

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值得我们尊重，那就是左宗棠。林则徐当年流放新疆时，便意识到新疆塞防的重要性。他复职路过湖南时，曾约左宗棠密谈，特别叮嘱这个年轻人注意新疆的塞防。左宗棠成为朝廷重臣后，就海防、塞防问题，与李鸿章之间有很大的争议。慈禧最终支持了左宗棠，拨了一亿多两白银购置武器，组建军队，收复新疆。左宗棠进新疆时已60多岁，是抬着棺材去的，其壮怀激烈，可见一斑。左宗棠击败了阿古柏，收复了南疆后，又通过军事与谈判两种方法，从俄罗斯人手中收复了伊犁。所谓“新疆”，即“故土新归”之意。

左宗棠像

在这里，我想略讲一下“中国”概念的变迁，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进取意识。“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原文是周成王追溯他父王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这时的“中国”主要指洛阳一带。战国时期，“中国”地域开始扩大，伸展至关东，即函谷关以东地区。《荀子》说:“秦国威动海内，强殆中国。”至司马迁，则将关中纳入中国，这样一来，北部的核心地区全部包含在“中国”概念之内。与此同时，中国也指受中央控制的南部诸王朝，同时也指随汉族迁徒不断形成的汉文化圈。总之，所谓“中国”主要指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政权范围及文化圈。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的意涵也在不断丰富、扩大。汉宣帝时西域 36 国进入中国版图，元初时西藏入华，形成了中国的基本版图，也确定了“中国”的国家之含义：所谓“中国”是以中央为核心，以汉族为主体的专制君主制与边疆各民族帝国体制这两种模式之间不断撞击、冲突、融合，而生成的多元一体的国家。

西周青铜器“何尊”及其铭文

在本小节的最后，再请大家看乌兹别克斯坦国立考古博物馆收藏的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壁画。其北墙所绘，是盛唐的宏伟气象：武则天在宫女的伴随下，乘巨大的龙舟，向水中投掷粽子。水中鱼群游动，鸭群、水鸟嬉戏，荷花盛开。龙舟的头部并非龙头造型，而是鹰嘴狮身的怪兽。在另一侧，唐玄宗被塑造成了粟特勇士，手持长矛在猎豹，

其后侍卫簇拥，人马杂沓，声势浩大。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两点：首先，这幅作品的主题显然是粟特人拍“天可汗”唐高宗的马屁，对这位宗祖国的皇帝、丝绸之路的保护神表示感恩；其次，大使厅壁画虽然是粟特画家所作，但画法却来自汉地，这清楚地表明了汉唐文化的影响力。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北墙，唐高宗猎豹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北墙，武则天乘龙舟

这幅作品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何谓大唐，何谓中国，何谓盛世，何谓丝绸之路——在现场，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2、融合精神。融合是丝绸之路的主题词。以融合精神消弥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砥牾，使其达到和谐相生，互融互存的境界，是丝绸之路数千年不变的主题。以融合精神为基石，丝绸之路在不同时空中诞生了形态各异，和而不同的文明、宗教、艺术及新的族群。

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的胃口极好，包容性强，无论什么异质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本土之后，都能在中国找到容身之所，经过在地化改造后，生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质而言之，中华文明从来都是一个开放性结构，正因为它杂食百家，所以肌体强健，心智健全，文脉不绝如缕，成为唯一绵延至今的古文明。其它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等，虽早熟却也早亡。其消亡的原因，除了战争等外因外，内因则是“一神创世”信仰所导致的文化的排异性、文化食物的单一性与素食化。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具有这样的包容性与融合力？答案是中华文明从起源之时，便是以“非一神”的“多神论”作为信仰与思想基础，并由此形成稳定的包容性文化心理结构。儒家避谈怪力乱神，所以没有一神创世的概念；道家是多神教，认为宇宙缘起于“空”“无”之道，而非单一的神；佛家的宇宙起源论与道家很像，在“多神论”上更为激进，认为人人皆可依正确的修行方法而成佛。可以说，“非一神”的“多神论”，不仅是中华文明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的原因，而且是融合性文化性格形成的信仰根源。

我们先以吐鲁番为例。提到吐鲁番，大家都会想到伯孜克里克石窟。1904年，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在这里发现了一部由17种文字书写的，包括24种语言的唐代文献手卷。这些文字、语言先后在吐鲁番一带使用过。在这里居住过的人群与民族有回鹘人、中原人、叙利亚人、吐火罗人、朝鲜人、伊朗人，而盛行的信仰与宗教则有火袄教、摩尼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季羡林先生认为，亚洲腹地所产生的文化大融合现象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伯孜克里克33号窟的《佛弟子举哀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佛的弟子来自于欧洲、东亚、中亚、西亚、印度等不同的民族。

佛弟子举哀图(伯孜克里克33号窟)

敦煌是佛教艺术东传并与中原艺术大融合的典范。早期的画工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尼泊尔、印度，风格也以印度佛教造像风格为主。唐以降，许多在长安学习的画师应召到敦煌，文人艺术始与域外风格相融合，最后形成中国本土的画风。佛教艺术进入中国，是以华夏——汉为主体的中国艺术第一次大规模地与外来艺术的融合。

降魔变壁画（临摹品）（北魏 公元386—534年）

敦煌莫高窟第254窟

乐舞  唐  莫高窟112窟

我在敦煌考察时，在敦煌研究院几位专家的指点下，在一个窟中看到了画工们埋尸骨的地方。他们一生为佛教造像，死后草草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凄凉而神圣。如果能做DNA测序的话，即可搞清楚他们来自于哪里，是什么民族的成员。

虽然他们藉藉无名，却做了两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第一件事，系统性地完成了不同地域画风的大融合；第二件事，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中国艺术史的新高度。其标志性成果之一，就是元代3号窟千手千眼观音像。这是来自于天国的作品，只有来自于天国，其线条才那么空明，那么灵光绰绰，沐浴其光芒之下，身心犹如得到神的抚慰。

莫高窟元代3号窟《千手观音经变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交流中，还出现了文化倒流现象。季羡林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中提到了佛教的倒流。佛教发源于印度，传至中国后，形成禅宗，而禅宗在唐玄宗时期又传回印度，《法华经》的经文阐释也是在宋代进行加工改造后又传回去的。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融合之路。其中重要事件之一，便是匈奴人的内附和西迁。汉匈之战后，匈奴分为南北两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以匈奴为主的胡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与汉族杂居融合，现在的许多汉族身上可能就有匈奴人的血统。北匈奴则开始西迁。大约在公元 373 年左右，来到欧洲东部，击败北方的蛮族如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间接地灭了西罗马帝国，渐渐融入欧洲，其皇帝“阿提拉”的姓氏至今仍在匈牙利等国被沿用，许多匈牙利小朋友以名字有“阿提拉”为荣。

3、流通精神。丝绸之路带动了世界性的物产大流通。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与来自于欧洲、非洲、南亚、中亚、西亚的各类物质产如胡麻、胡萝卜、葡萄、石榴、琥珀、香料等，形成了双向交流的繁荣景象。物产的大流通不但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还促成了许多丝绸之路大邑的建立，如兰州、和田、撒马尔罕、伊斯坦布尔、威尼斯、亚历山大等。最令人注目的是，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还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万国博览会——焉支山万国博览会。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亲率40 万大军西征，在青海重击吐谷浑10万人马，大胜之后的隋炀帝越过祁连山，到达焉支山下。西巡张掖7日后，举办了“万国博览会”。西域 27 国的王公使臣以及商贾参加了这个持续了6天的盛会。隋炀帝还设国宴，招待高昌等国王，并宣布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资治通鉴》记载:“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

隋炀帝是历史上第一个渡过黄河到达河西的皇帝，他不仅以大运河打通了中国南北的经济交往，而且以丝绸之路的重启、万国博览会的举办重建了中外交流的大通道。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之隋炀帝杨广

从物产流通的角度讲，粟特人是绝对的主角。如前所说，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作“昭武九姓”，即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九姓，原居于中亚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在商业贸易方面非常有名，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民族。他们的孩子在幼年时即口含蔗糖，以便说话嘴甜，有利于生意。北朝至唐代，为躲避战乱，并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粟特人大批东迁，进入西域和中原。从粟特人墓葬所留下的浮雕图像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汉地生活中仍保持自己的

文化特征。粟特人不仅在生意上大展拳脚，在政治上也很得意，有的人甚至被北朝、唐代的皇帝委以重任，获得很高的官职。比如，北周时期的粟特人史君就被封为“凉州萨保”。

三彩釉陶载乐骆驼（唐 公元618—902年）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廉墓出土

彩绘陶骑马击腰鼓女俑（唐开元十二年 公元724年）

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金乡县主墓出土

胡人备马图壁画（唐 公元618—902年）

1990年陕西省礼泉县昭陵韦贵妃墓出土

在1958年之前，研究粟特人只有文献而无图像。第一个发现粟特人图像的是美国女学者斯卡格里亚。1958年，她在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北齐时期的围屏石榻上，敏锐地感受到，其上的头戴白毡帽，身穿翻领水袖胡服的形象，应为北朝的粟特人。这一发现，彻底结束了粟特学只有文字而无图像的状况。1999年至2005年左右，随着粟特墓葬的不断发现与发掘，粟特人的图像世界已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认为，粟特人的图像不仅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可资作为丝绸之路研究的形象资料，也有着极高的艺术史价值。与我合作的博士后潘晓华，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除了丝绸、陶瓷技术，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也通过丝绸之路，先后传到阿拉伯地区和欧洲。中国的导航技术在唐宋时期遥遥领先，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尽地论述了指南针的四种安置方法。指南针的运用，不仅让丝绸之路由陆路转向了海路，而且对欧洲的大航海及地理大发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四大发明

13世纪，蒙古人西征将雕版印刷术带到欧洲，至15世纪，威尼斯已然成为欧洲的雕版印刷中心。与此同时，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传到中亚和欧洲。15世纪，德国梅因兹地区的谷登堡以活字印刷术为基础，发明了金属活字，为文艺复兴时期知识、文化、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堪称伟大的工具与媒介。东汉蔡伦改良的造纸术，先后传至日本、朝鲜等地，后经西域传至欧洲，与印刷术一起，推动了欧洲由中世纪至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至于“火药”则成为摧毁欧洲封建骑士制度的利器。正如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事。”

在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火药炸毁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如果没有造纸术和活字印刷传播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如果没有指南针引领大航海，欧洲能产生文艺复兴运动吗？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能有后来的新教改革与启蒙主义运动吗？如果没有启蒙主义运动，能有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吗？

假设或许没有意义，但不妨可以作为历史反思的一种方式。

4、人格精神。开拓丝绸之路，跨越亚、欧、非之间的沙漠、大洋、草原和 崇山峻岭，忍受孤独与死亡，斡旋于帝王、使节、商人、军旅、平民、盗匪等各阶层人物之间，徘徊周流于各种文化、宗教、信仰和民俗之中，极大地磨砺了中华民族的意志，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品质和人格，积累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经验，由此诞生了众多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包括政治家、军事家、高僧大德、艺术家、诗人、翻译家、商人、学者、旅行家等。

《北史》对丝绸之路的艰险作了清晰的描述：“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氈擁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丝绸之路之危艰，却丝毫不能阻挡人类征服它的雄心。他们或许是罗马帝国的使节，或许是海西幻人，或许是拜占庭帝国的大唐通使，或许是生意高手粟特人。至于中国人的名字，则可以铺排出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图景：汉武帝、汉宣帝、张骞、卫青、霍去病、苏武、解忧、昭君、班超、甘英、郭瑀、文姬、隋炀帝、裴矩、鸠摩罗什、玄奘、朱士行、法显、宋云、义净、唐太宗、侯君集、李靖、张仪潮、成吉思汗、八思巴、郑和、林则徐、左宗棠等。

因时间关系，在此仅举二例。

鸠摩罗什。其父为古印度婆罗门贵族，至龟兹后迎娶龟兹公主，生鸠摩罗什。笃信佛教的母亲，在鸠摩罗什7岁时即送他去苏巴什寺院修行，9岁时带他去尼泊尔拜师。在研究佛经的同时，鸠摩罗什还精通声韵学、文学、逻辑学、律历、工艺技术、医药、星象学等。将梵文译为龟兹文、汉文的译经工作是鸠摩罗什的修行方式。鸠摩罗什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晋长安鸠摩罗什》有一段很精彩的记载：“西域诸国，咸伏神俊，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什道流西域，名被东国。”公元 379 年，在前秦对龟兹的战争中，鸠摩罗什作为战利品而被押解至前秦都城凉州。17年后，鸠摩罗什被中国皇室以隆重礼节迎至长安，在长安译经达 300 卷，跟随鸠摩罗什译经的人有 5000余。在困苦之中，鸠摩罗什始终牢记母亲的教导：你就是要去东方传送佛经的圣人，但你注定要历经磨难。

鸠摩罗什像(克孜尔石窟)

鸠摩罗什译经水平之高，可谓信、达、雅一应俱全，经文犹如诗歌：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

是故当知，世皆无常，会必有离，

勿怀忧恼，世相如是。当勤精进，

早求解脱；以智慧明，灭诸痴暗。

——《佛遗教经》

另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僧侣就是玄奘。从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玄奘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度过莫贺延碛大沙漠，至伊吾、高昌、屈支、阿克苏，至西突厥的碎叶城。在突厥的护送下，穿越粟特诸国，经由铁门关，进入吐火罗故地，自此向南，越兴都库什山，入北天竺。16 年游历天竺诸国。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带回佛经、律、论等各类经典 657 部，如来舍利 150 粒，佛像7尊。谒见唐太宗后，奉敕撰《大唐西域记》，由弟子辩机录成，详记各地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对了解中亚、南亚历史，尤其对重建印度的古代史有重大参考价值。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也是根据《大唐西域记》而发掘和复原的。

西安大雁塔下的玄奘纪念雕像

我曾数次去鸠摩罗什修行的苏巴什寺院、玄奘讲经的高昌故城探访。当年香火旺盛的苏巴什寺院，早已化为废墟；而当年高昌国国王聆听玄奘讲经的寺院及高昌国，也在唐朝的征服中，遁于无形，思之不觉怆然。然而，寺院与都城虽沦为废墟，那些伟大的人格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记忆，却一代代留存下来。在诗歌中，在文献中，在遗存中，都有它的踪迹在闪烁。我坚信，作为丝绸之路的灵魂，它是永恒的。

苏巴什寺院

高昌古城玄奘讲经处

葱岭红其拉甫山口

5、传承精神。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传承之路。各种文化在此和谐共生，并以传承而形成丰富的文化系统。其中，以儒学、佛教文化的成就最为卓著。著名的河西儒学（五凉儒学）以其数代传承而自成一派，与中原儒学。江南儒学鼎足而立，而佛教文化艺术则从新疆开始，经由河西走廊，到大同、洛阳，再南下大足，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传承路线，同时，这条路线也是佛教本土化的路线。

公元301年，中原官员张轨任凉州刺史，开始兴办儒学。公元 311 年，乘西晋内乱之机，五个内迁的民族即匈奴、鲜卑、羯、羌、氐开始乱华，史称“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导致了中国长达 300年的分裂。中原儒学的一部分移向江南，一部分转而西迁，进入河西走廊。郭荷、宋纤等一代大儒在此授业解惑，大兴儒学之风，同时，大量儒家典籍也进入这一地区。前凉王张祚、张天锡都请大儒们出山辅佐，但结果都不好，均以失败而告终。当时，宋纤有弟子3000人，堪比孔子，号称“河西孔子”。郭瑀在临松薤谷（马蹄山）带领弟子们开山凿洞，开办学堂，研修儒学，著《春秋墨说》等。郭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开凿的儒学讲堂，不久竟成为佛教的石窟，两大文化系统在此交汇，形成丝路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郭瑀也曾被迫出山辅佐前凉政权，但结果也不太好，公元376年，前秦建立，国王苻坚派了300弟子随郭瑀修习儒学。郭瑀的弟子刘晒是一个成就极高的人，一生著述不下120卷。公元400年，李广的十六世孙李嵩建立西凉政权。李嵩具有极高的儒学修养，所著《述志赋》，志向高远，同时也表达了救世与慕古的内心矛盾。值得提及的是，李白是其九世孙。受李嵩的感召，刘晒担任了西凉的儒林祭酒，后又事北凉政权。应该说，河西儒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它不仅为中原儒学保留下大量珍贵典籍，而且以数代传承而形成河西儒学系统。更为重要的，它还以自己的成就反哺了中原儒学，回赠了中原儒学包括《人物志》在内的各种典籍文献，也为中原输送了数千儒学弟子。

我们再来看佛教的传承路线。从喀什的三仙洞，到龟兹石窟群（库东、拜城、新和县内的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等九处石窟），再到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从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至金塔寺、马蹄寺石窟群、天梯山石窟群，再远至平城的昙曜五窟，复回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再南下广元千佛洞及大足石刻，清晰地勾勒出了佛教艺术的传承路线。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佛教的历史及文化艺术走廊。有趣的是，正是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佛教与儒学不期而遇，形成丝路两大文化系统共同繁荣的景象。在大足石刻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景象。

敦煌莫高窟

瓜州榆林窟

马蹄寺石窟

克孜尔石窟

云冈石窟

5、反思精神。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丝绸之路的兴衰就是中华民族国运兴衰之象征。丝绸之路畅通，商贸兴隆，文化融合时，也是国家繁荣强盛之时。反之，丝绸之路闭塞凋敝时，国家亦如弃妇般地被人欺凌。这一点，突出表现在1889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以探险之名义对西北地区文物资源的掠夺。20余年的反复发掘与掠夺，导致了中华文明数千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化失血。这种现象，足以让我们建立一种历史性的反思态度。我们应该思考：丝绸之路对于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还应意识到：政治的腐朽衰败必导致文化的失血。

帝国主义列强对西北地区文物资源的发掘与掠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里，我只能极简地介绍一下。在《中国现代美术史·晚清卷》的写作中，我专门列了一章，题目为“西北的考古发现与文化掠夺”，邀请艺术史家古丽比娅作了系统性的描述与分析，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读一读。

1870—1873 年，英、俄探险队进入新疆，主要以收集情报为主，亦收集文物。1889年，在库车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英国梵文专家霍恩雷得知后，建议英国政府组织收集，他认为，这将“开启新疆地区考古探查活动的全新的现代化运动”。1893—1899年，31批文物被收入英国国家图书馆。

新疆文物价值被欧洲学术界获悉后，引起巨大反响。在1899年10月的罗马第12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由俄国出面，成立“国际中亚考察协会”。以此为始，进入西北，攫取文物，便成为各国考察队的主要目的。英国斯坦因1900—1901，1906—1908，1913—1915的三次考察，收获最大。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对黑水城的发掘，收获颇丰；瑞典人斯文·赫定1899—1902对西北的考察，发现了楼兰遗址。由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率领的德国皇家普鲁士考察队，将重点放在吐鲁番盆地的遗存上。法国伯希和1906—1909年，完成了对新疆、甘肃的考察。之后还有芬兰曼涅尔海姆，俄国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的考察。这期间，难以数计的文物、文献被掠走，进入了各个国家图书馆、博物馆。

敦煌藏经洞，被斯坦因、伯希和盗光。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的壁画被德国冯·勒柯克首盗，他甚至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强盗的密室”。接着是日本人大谷光瑞与斯坦因的盗窃。

盗取伯孜克里克文物的驼队(1905年)

俄国奥顿堡探险队

德国探险队冯.勒柯克

从左到右依次是斯坦因、斯文·赫定、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1910年)

如何定义这群人呢？文化学者、地理学家、考古学家，还是文化间谍、盗贼、强盗、入侵者？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驼队络绎不绝，每个箱子内部都塞满了从伯孜克里克盗窃的文物。我在伯孜克里克石窟考察时，目睹了满墙被切割的痕迹。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在二战对柏林的轰炸中毁掉了。希望存世的作品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返回故里，回到历史所赋予它的位置上去，对于石窟壁画而言，石窟才是它们唯一的家。

回鹘国王像（伯孜克里克石窟）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流失到全世界的文物已达两百多万件。两百多万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两个故宫的藏品。

有一年，中国国家画院的曾来德副院长去大英博物馆表演书法艺术，博物馆负责人非常骄傲地告诉他：我们大英博物馆有八百万件藏品，世界第一。曾院长反讥道：八百万件有多少是你们祖先创造的？我们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以及各省市博物馆藏品，全是我们祖先智慧及天才的结晶，没有一件是从别人那里劫掠而来的。说得那个英国人哑口无言。

2003年，我在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发现一大批来自敦煌、黑水城的艺术品，兴奋之余，用胶片相机拍了一部分，后来被博物馆的革命老太太发现，要强行曝光胶卷。我质问她，我拍自家的东西，干你何事？老太太只好悻悻而去。

2004年，在法兰西学院艺术院，我曾与院终身秘书长阿尔诺·杜德里夫谈到法兰西远东学院所藏的敦煌写本与艺术品，他表示欢迎中国学者来查阅、研究，态度还不错。

10多年前，我曾和俄罗斯东方艺术博物馆负责人共同策划其馆藏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北京展，中方负责一切费用。这个负责人很热心，但其上级部门却不批准，此展只好作罢。我以为，俄罗斯的文化主管部门可能是担心中国文物一旦回国，有可能回不来。做贼，毕竟心虚吗！

下一期张晓凌教授将与大家讨论丝绸之路题材的创作和学术研究问题，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