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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是个哲学家吗？ 吴营洲
周汝昌在《红楼夺目红》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曹雪芹是个哲学家，颇有老、庄风致。他的思想可在《红楼梦》中领略一二。明显的是他让贾雨村论'正邪’，又让史湘云论'阴阳’。不太明显的则在'幻境’曲词中也能得见豹之一斑，鼎之一脔。”（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86页。）在这里，若说曹雪芹“颇有老、庄风致”，倒也不错，因为历代文人雅士大都崇尚此等“风致”，而若说曹雪芹是个“哲学家”，恐怕就言过其实了。在曹雪芹的书中，仅仅论了论“正邪”，论了论“阴阳”，就算是“哲学家”了？况且“正”“邪”“阴”“阳”这些概念，既不是曹雪芹首创，也不是经过曹雪芹的一番“扬弃”从而又有了新的内涵，两者均不是，连最起码的“建筑材料”都没有，又侈谈什么“哲学大厦”。退一步说，倘若曹雪芹是个“哲学家”，那么，他的哲学理论是什么，他的哲学体系又是什么？据说当年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其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岳霖答道：“《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此话信然！在我看来，曹雪芹不仅不是“哲学家”，而且，“曹雪芹的哲学思想，比较混乱……”在《红楼梦》中，自然有老、庄的思想，但也有儒家的思想，更有着佛、道的思想，几家“思想”相互掺杂，此隐彼现，很难说曹雪芹受谁的影响更深！也许有人说，曹雪芹的“色空观念”更浓些。因为有《好了歌》，因为有“一僧一道”。其实，《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或者说只是一种象征。且不说他俩总是飘忽不定，来去无踪，仅仅总是联袂而行这一点，就有违生活本真。“僧”是僧侣，“道”为道士，彼此的信仰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焉能终日里形影不离、朝夕相伴？而且这“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里，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均是仪表不凡，道风仙骨。到了凡界，便成了癞头和尚、跛足道人，一副埋汰相了。有时候，二者还合而为一，唤作“空空道人”。其实，“空”为佛家术语，却冠于“道人”头上。而那癞头和尚，本是佛家弟子，却时常“画符”（“画符”乃道家伎俩）。总之乱得很，令人分不清何者为“僧”，何者为“道”？那么，曹雪芹为什么会安排这“一僧一道”呢？在我看来，实因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许多困惑，有着许多无奈，他希望有个什么人来指点迷津，来救苦救难，所以就虚构了这两个人物。在《红楼梦》中，这“一僧一道”也确实起着这样的作用，譬如在第二十五回，宝玉和熙凤受了魔法，眼看就“不中用了”，便“闻得隐隐的木鱼声响”……
附文： 一事不明问责编 吴营洲 近日（约为2004年5月初）去图书市场，看到了一本书，名为《〈红楼梦〉作者对我说》，张海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粗粗地翻了翻，感觉是老生常谈，一是没有新资料，二是没有新见解（只是写法上有点儿别致），本不想买，但犹豫片刻，还是买了下来。书买下来，自然是要读的，当我读到第6页时，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时任织造的父亲曹頫，所谓一再“失职失察”，惹得雍正帝恼怒，终因“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多多”被停职受审，旋即又因“转移家产”而遭革职，并被遭籍没了家产，抄了家。不由地一愣，呵呵，这不是我的语气吗？于是我翻开自己的书，《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别传》（新风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果然和拙著第97页的一段文字及其相近：时任织造的曹頫（曹雪芹的堂叔或养父），“原不成器”（雍正语），一再失职失察，惹得雍正恼怒，终因“骚扰驿站”案被停职受审，旋即又因“转移家产”而遭革职，遭籍没。我的这段文字，是关于曹雪芹的生平简介，字数虽不多，却融进了我对曹雪芹（以及对曹頫）的研究心得，是我独自写出来的。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位红学家，都不曾对曹雪芹的生平做过如此“凝练而准确”的概括。我为此很是得意。（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也惟有自己亲生的孩子，才能在众多的孩子当中一眼认出。）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儿便是，张先生将我的“终因'骚扰驿站’案被停职受审”，擅自改作“终因'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多多’被停职受审”，当是改错了。因为我前面的那句“一再失职失察”，其潜台词指的就是“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多多”，两者本是一回事儿。看来这位张先生对曹雪芹也并没有多少研究，起码他对曹頫或曹家的这段经历了解得不够。我看了看张著的版权页，写的是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而拙著是200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他的书出的比我早，似无抄袭的可能，但我在此前（约为2001年6月），曾在一些红学网站（悼红轩、红楼大观）用网名“畸笏未叟”张贴过我的一些读红心得，也曾被人多次转贴，这样，张海英看到我的文字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不过，我对此并不十分介意。大家都是曹雪芹的爱好者（或者说是曹雪芹的研究者），我对曹雪芹的“研究”，也借鉴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他借鉴一下我的“研究成果”，似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读到张著第20页时，就有点儿不大高兴了。张著的这段文字，谈及敦敏的诗作《小诗代柬寄雪芹》。该诗作于癸未年春，因此周汝昌等人以此作为否定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的最为有力的证据，然而：在我看来，实际情况只能是：当时的敦氏兄弟并不知道曹雪芹已经故去了。“小诗代简”的原题是《小诗代简寄雪芹》。一个“寄”字，清楚无误地说明这封“小诗代简”是敦敏“托人传达或递送”给曹雪芹的，敦敏本人并没有亲自去请。（参见拙著第435页以及相关的章节）这也是我的“研究成果”或“研究”心得，但在这里，却被张海英“借鉴”了去。当然，借鉴别人的成果，也不是不可以。红学研究两百年，就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无论是谁，也无论是什么成果，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但我觉得，倘若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就应该在适当的地方注一下。而张海英没有。尤为令我纳闷的是，在张著的第22页，我看到了一段这样的文字：但是，应该说我（指曹雪芹）并不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如果我大彻大悟了，恐怕也就不会呕心沥血地写《红楼梦》了，而《红楼梦》本身也不是一部大彻大悟的书。书中的《好了歌》，只是看透了人世间的一些现象，诸如功名、钱财、妻妾、亲情等等，并没有看透生命本身。所谓的大彻大悟，当是对生命的彻底否定。而在拙著里，有一章名为《听谢老谈红谈曹》。这一章，其主要的意思（或思想），都是“谢老”的，其文字则是我一个键一个键地敲出来的，有一小段（在拙著的第396页）我是这样写的：如果作者大彻大悟了，恐就不会呕心沥血地写他的书了，一如开了悟的高僧，会感到所有的语言，均是多余的……书中的《好了歌》，只是看透了人世间的一些现象，诸如功名、钱财、妻妾、亲情等等，并没有看透生命本身……只是我不明白，我的书出版于2003年5月，他的书出版于2003年1月，而我一个键一个键敲出来的文字，究竟是怎样跑到张先生书里去的？是他在网上读到了我的文字呢？还是他的书把出版时间印错了？所以，我想向二位（张著的责任编辑苏义宁、黄建章）讨个教。一、因为当初不知道该书作者张海英先生的通信地址，所以才向该书的责任编辑讨教。二、这封信始终没有寄出。没有寄出的理由有二：其一，有朋友告诉我，人家剽窃你，是看得起你，是赞同你，是欣赏你，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怎么能去告人家呢？其二，觉得彼此都是喜欢《红楼梦》的，都是喜欢曹雪芹的，基于“同好”，似乎就不该“斤斤计较”了。三、而今我已知道“张海英先生”是何方神圣了。原来她是位女性，上海某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四、因为写《曹雪芹是个哲学家吗？》，才使我想起这篇早已尘封了的短信。现在附在此处，聊供识者一粲。
附文： 曹雪芹的“迷”与“悟” 吴营洲 时常觉得，曹雪芹对这尘世，既“迷”又“悟”。抑或是，似“迷”还“悟”，似“悟”还“迷”。他似乎总是在这“迷”与“悟”之间跳来跳去，令人失却把握。 就常情而言，一个人栽过跟头之后，对生活所持的态度不外是：重整旗鼓，愈挫愈奋；看破红尘，超然物外；沉迷声色，醉生梦死；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而曹雪芹的选择则是：潜心文字，回归内心。 这里，既有他的“迷”，也有他的“悟”。 他的“迷”，便是源自他内心深处的那份不甘，不忍。是他对自身生命的一种炽爱。在他看来，生命是不可轻言放弃的。自己的满怀情愫，以及满腹诗书，应当有个归处，有个挂靠，有所附丽，使之不至于风流云散。他，虽然痛感到自己功名无望（无缘补天），但对尘世依然心存耿耿，有所迷恋。如他在书中所说的，“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就是展示了他的“迷”。倘若不“迷”，何至“自怨自叹”，何至“日夜悲号惭愧”，何至期望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将其携入红尘，何至对“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如此向往？以至于说，即便“受享几年”，也“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 然而，当他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之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则表露了他的“悟”。还有那个跛足道人一诵三叹的《好了歌》，以及甄士隐的《〈好了歌〉解注》，同样表露了他的“悟”。“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倘若有谁因此而认定曹雪芹“悟”了，一如甄士隐似的，“笑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那就错了。因为他，不仅把自己的半生的兴衰际遇、所见所闻写了出来，而且还求人“抄录传奇”。这，不又表露了他的“迷”吗？还有他在书中所说的，“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同样表露了他的“迷”。倘若万物皆“空”，那闺阁中的“历历有人”，“泯灭”了就“泯灭”了，又有何惜？值得他一再“悲”“悼”？ 我觉得，倘若没有“迷”，他就不会将自己沉浸在对过往岁月的怀思悼念里，他就不会使自己的文稿“字字看来皆是血”，更不会“披阅增删”长达十年之久；倘若没有“悟”，他就不会对“情”字体味得那样深、细，他就不会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样的话，他就不发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样的慨叹，甚至也不会发明“真假、有无”之类的魔幻笔法。 那么，曹雪芹究竟是“迷”呢？还是“悟”了呢？莫非真的“令人失却把握”了？ 其实未必。此时此刻，我下意识地想起周国平的一则短文——《执迷者悟》。他写道： 佛招弟子，应试者有三人，一个太监，一个嫖客，一个疯子。佛首先考问太监：“诸色皆空，你知道么？”太监跪答：“知道。学生从不近女色。”佛一摆手：“不近诸色，怎知色空？”佛又考问嫖客：“悟者不迷，你知道么？”嫖客嬉皮笑脸答：“知道，学生享尽天下女色，可对哪个婊子都不迷恋。”佛一皱眉：“没有迷恋，哪来觉悟？”最后轮到疯子了。佛微睁慧眼，并不发问，只是慈祥地看着他。疯子捶胸顿足，凄声哭喊：“我爱！我爱！”佛双手合十：“善哉，善哉。”佛留疯子做弟子，开启他的佛性，终于使他成了正果。 的确，“没有迷恋，哪来觉悟”？同样，没有“觉悟”，焉会“迷恋”？ 写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曹雪芹对这尘世，当是“迷”得执著，“悟”得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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