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发展和演变

汉朝以来独重儒术的倾向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一度衰微，但到隋唐时期却又得到了重振。

唐朝：重振儒术

唐在教育上实行了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确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经学学校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唐还继承了汉对五经的发展，将五经扩充为九经，又细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大经包括《礼记》和《左传》两科目，中经包括《诗经》、《周礼》和《仪礼》三科目，小经包括《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四科目。规定学习二经，必选一大经、一小经，或选两中经；学习三经，必选大中小三经各一经；学习五经，大经必学，其余各选一经。另加上《孝经》和《论语》作为公共必修科。至此，儒家的经典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儒学科目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儒家经典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越趋稳定。这个主体地位还因科举考试的专试儒家经典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由于唐朝社会经济繁荣,自然科学发展很快,学校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唐的学校系统中增加了书学、算学、律学、医学、天文学等专科性学校。这些专门学校除了学习儒家经典外，还设置了完备的专业课程。比如：算学开设《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等课程；书学开设《石经》《说文》《字林》等课程；律学开设《大唐律令》、《开元礼》《历代刑法志》等课程。

这些专业课程科目繁多，分类齐全，促进了唐学校课程结构的多样化。从而从整体上形成了以经学为主体，以艺学为两翼的学校课程体系，改变了汉代官学以儒家经典为唯一的教学科目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汉以来的重文轻武，重经学轻艺能的倾向。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唐的学校课程设置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之典范。可以说唐以经学为主体，以艺学为两翼的学校课程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形成。

宋朝：“兴文教，抑武事”

自唐发展至宋，由于统治者一直奉行尊孔崇儒，以人伦教化天下的政策，所以学校教育的人文化倾向渐趋高涨。宋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颁布了“兴文教，抑武事”，文武分离，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这种强调读书学文的教育方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和课程建设的发展。

从经学课程的发展来看，经学课程在宋的学校课程体系中仍处于惟我独尊的地位，但经学课程结构却有了明显的发展。一是宋继承了唐太和中的《十二经》，即原《九经》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同时又将《孟子》并入，将经学扩充成《十三经》，使经学课程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二是特别重视“四书”。宋理学家特别推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朱熹还为这四本书作了《四书集注》。

学校纷纷将“四书”作为必修科目，科举考试也由“四书”中取材，以《四书集注》做标准答案。一时间“四书”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逐渐超过了“五经”，学校课程体系的主体也由“五经”改换成同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但由于《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所以这种变换只是经学内部的结构改变，而非实质之不同。理学家所不同于前人的是对课程内容的阐释。他们不满足于汉以来古文经学对儒学的章句训诂式研究，提倡求“圣人之意”，“性命道德之归”，力图重振儒家重人性的人文精神，这是对儒家人文精神的发挥。

再从专科学校来看，宋在唐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玄学的基础上增加了武学和画学，课程门类也有所扩大。比如：算学课程分为四大科，有天文、历算、三式和算法，其中算法包括《算经十书》，有十种科目；医学门类也由唐时五科发展到九科。更重要的是宋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专业学科的独特的课程设置模式—“分斋教学”。宋代教育家胡瑗在“明体达用”思想的指导下，将他主管的学校分为“经义”和“治事”两斋。经义斋设儒家经学各科目，治事斋设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目。这种将民、武、农、算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正规学校的教学计划的做法，改变了唐以来专科学校和专业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辅助地位，倡导了实用学科与经学课程的同等地位，是一次历史性的课程改革，对明清时期的学校课程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由于宋在文教政策上过分地重视读书学文，科举考试也仍以儒术为唯一的取士标准，再加上宋理学家对儒学的阐释融合了佛道思想，在具体教学中提倡居敬持志，静坐读书。不重视武学和艺能学科，认为“一艺一能皆不足以自通于圣之道”。在课程设置上抛弃了以文为本，兼习武艺的人文课程设置模式。诚如颜元所说，“宋儒，峨冠博带，袖手空谈，习成妇人女子态”（《四书正误》卷三）。这种种演绎到明清，慢慢脱离了经学课程的那种关怀社会，关怀人事的人文轨道，走向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尚言辞，空谈心性，脱离现实的道路。

明清：广设艺能学科，提倡“明道救世”之学

宋儒的空谈心性终于引发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反映在课程设置上要求广设艺能学科，提倡“明道救世”之学。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明清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有所改革。比如：明代的国子监除教学经学外，还令学生略习算学，兼学骑射。明地方学校要求学生专治一经，另以礼乐射御书数分科设教。清太学仿宋胡瑗的“分斋教学”，将课程分为经义、治事两科。经义科教经说，治事科教兵、刑、天官、河渠、乐律等。而最彻底最系统的改革莫过于颜元为漳南书院设置的课程改革计划。颜元以“六艺”教育为依托，将漳南书院的课程分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文事斋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设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并研习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经史斋设《十三经》、历代史、诂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学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学八股举业。这六斋除理学和帖括是应付科举考试，其余皆是“真学”“实学”。

这是一个文武兼备，经史俱全，涵盖自然科技和道德政治的课程体系。它表面上依托的是周孔“六艺”之教，是对西周“六艺”和孔子“四教”的历史性回归。但从本质上看来，却在广度上深度上大大地超越了周孔的“六艺”之教。它是对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一次系统的改革，同时也蕴育了中国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只可惜这是实学家的一种改革创意，未能带动全面性的学校课程改革。朝廷仍以经学取士，八股取士。文人士人皆以“四书五经”为唯一的学问，以八股帖括为唯一的艺能。人文课程体系中的射、御、律、算、水、火、工、象数等科目形同虚设，从而不可避免地迫使人文课程体系走向衰落。

从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不是单一的经学课程系统，而是以经学课程为主体，艺能学科为两翼的综合性课程体系。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起源于西周的“六艺”，奠基于孔子的“六经”。主体课程确立于西汉，结构体系形成于唐代。经宋的发展，逐渐丰满和完善。但又因自身的不足和种种社会原因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