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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三野88师正准备渡江时，遭遇了一支国民党溃军，虽然是溃军，但是建制尚在，武器装备也都有，撤退也是井然有序，就连解放军也纳闷，这样一支军队咋也成了溃军？ 不管对方有什么计策，解放军都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立刻对这支溃军发起进攻，本来已经做好了打一场一仗的解放军在发起进攻后不久又感觉到不可思议了，因为这支部队几乎是刚刚交战就举白旗投降了。
见过窝囊废的国军，可没见过这么窝囊废的，经盘查得知，该军队是国民党第45军下属的312师，此时正由副师长李长亨带领，沿京杭公路撤离，准备乘船逃往台湾。 就在解放军清点好人数和武器弹药，准备押解这些俘虏去战俘营的时候，312师的副师长李长亨站出来，对解放军说：“同志，我是自己人，请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长。” 解放军中的一名军官冷笑一声：“你拿我们当傻子呢？真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啊，你就是李长亨，曾经中统的特务头子，专门和我们对着干，和谁是自己人啊！” 解放军军官大手一挥，战士们不由分说将李长亨和一众国民党士兵押解到了俘虏营。 李长亨在俘虏营里被关了几天后，解放军88师补充训练团的团长钱申夫到战俘营里视察，想寻找一些可以教化的战俘，补充到解放军队伍中。 没成想，走了几步就迎面遇见了李长亨，李长亨上前拉住了钱申夫，有些激动地说道：“老同学，我是李唯平啊！还记得我吗？” 钱申夫细看眼前的人，还真是自己在抗大的同学，说道：“李唯平，真是你啊！你要是不叫住我，我可真是认不出你喽！我记得咱们抗大毕业后，你去了华北前线，现在怎么成了国民党的官儿了？你叛变了？” 李长亨长叹了一口气，一脸无奈地说道：“你先别问这个，有些事你们不是很清楚，要是你还顾念着咱们有过同窗之谊，你就帮我个忙，想办法给周恩来或者董必武发个电报，就问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曾经李唯平是钱申夫最看重的同窗之一，他内心是不愿意相信李唯平叛变的，可是已经成为“312副师长的李长亨”还值得信任吗？看到李长亨言之凿凿，万一真有隐情，自己的迟疑岂不耽误了大事？ 于是钱申夫赶到了三野的前委，和首长讲了李长亨的事情，三野前委商议后，给党中央发了电报讲了李长亨的事情。 两天后，三野前委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只有九个字“速送黎强同志来北平”。 中央军委没有对李长亨的身份做出任何解释，可是“同志”二字足以说明了一切，钱申夫长舒了一口气，自己的老同学没有叛变。 这个黎强同志到底是谁？国民党的副师长李长亨，抗大的爱国青年李唯平，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多个身份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黎强是《潜伏》中余则成的重要原型之一，他是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红色特工，是共产党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利刃。 黎强本名李碧光，1915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启蒙读书时受到表哥姚仲蜀等人的影响，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大学后，黎强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组织救亡图存的学生运动。 在这里，他结识了安岳老乡、当时在四川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共产党员周俊烈，在周俊烈的指导下，黎强开始从事一些秘密工作，那时黎强的心里对革命圣地延安产生了无限憧憬。 1938年7月，在成都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刚刚大学毕业的黎强被送到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这时他用名李唯平。
学习期满后，黎强等人于1939年5月初被调到重庆市郊红岩嘴的八路军驻地，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农民运动。 廖似光告诉他在这里工作不能用延安时的名字李唯平，可以用读书时的名字李碧光或者李长亨。 黎强的名字虽然多，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用的名字都不一样，简单来说黎强是他在组织内的一个代号，知道“黎强”这个名字的也只有周恩来、董必武等极少数南方局的领导知道。 1939年10月24日，黎强在周俊烈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黎强受组织委派再次来到了成都，与南方局派来的联系人刘文哲接上了头，刘文哲告诉黎强以后不要和重庆红岩方面联系，只与他一人单线联系。 当时的成都，中统势力猖獗，他们疯狂迫害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开展工作造成了很大阻力，上级向黎强传达了南方局要他打入中统内部的指令。 黎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自己的同乡亲戚翟自湘有个好朋友叫周壁成，是国民党四川党部组训处组织科科长，朋友的朋友就是好朋友嘛，黎强便以此为突破口，和周壁成搭上了关系，凭着左右逢源的技能，很快就和周壁成了铁哥们。 1940年6月，周壁成告诉黎强，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开始招生了，黎强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征得组织同意后，他请周壁成帮忙运作，很顺利的进入了中央军校的第七期政治研究班。 为了能水到渠成的进入中统，黎强刻意融入中统同学们的交际圈子，那时四川袍哥会盛行，很多中统要员都有袍哥会的身份。
黎强便拉着班里的同学们一起“拜把子、操袍哥”为了在袍哥排位的时候能名次靠前些，多点话语权，他还特意虚报了几岁，又借着父亲李可廷在安岳的袍哥地位，黎强逐渐混成了袍哥圈里的大爷，和成都各个帮派的袍哥大爷都混得相熟，各路黑话是张嘴就来。 跟中统袍哥大爷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军统袍哥大爷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更是了交情甚笃的好友。 通过黎强的刻意结交，班里中统背景的同学都对黎强很有好感，在毕业的时候，黎强通过中统同学的帮助顺利进入了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 期间，他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向老师揭发军统卧底学员，成功获得中统信任，担任成都试验区区长助理。 不久之后，中统的一份侦查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在成都外泄，造成恶劣的影响，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琪以此向蒋介石发难。 蒋介石是又气又恨，于是责令中统大佬徐恩曾限期破案，中统四川调统室组（川调室）对此是毫无头绪，焦头烂额，正在这时黎强却想起负责外勤的曾庆高曾向他借阅过这份情报，便将这个线索上报给川调室主任孙云峰，经过审讯，曾庆高承认是他泄密给表哥曾琪的。 川调室平安渡劫，孙云峰对黎强是赞不绝口，黎强也借此平步青云，正式进入川调室任视察员，并进入四川最高等级的特务联合机关—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省特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上司就是对他极为欣赏的孙云峰。 黎强此时的级别已经能够查阅川调室和省特会的大多数机密情报了，他会记住情报，口述给联系人。
黎强进入川调室不久后刘文哲因为工作需要被调走，陈于彤成了他的新联络人。无法与陈于彤碰面的时候，黎强会将情报写成小纸条放在掏空的香烟里、煮熟的鸡蛋里或者馒头点心里，再想办法送到陈于彤手里。 在川调室工作期间，黎强了解到川调室的第三科，即党派科掌握着最机密的“特情” 材料。 搞特务工作起家的中统最擅长的阴招，就是将秘密逮捕、没抗住威逼利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动声色地放回去，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刺探情报汇报给中统，而这类叛变人员的名单、单位、联系方式等资料就是所谓的“特情”材料。 这些毒瘤潜藏在共产党内部和进步人士中间，危害无穷，所以搞到这份特情名单势在必行。 黎强了解到这份特情资料是第三科科长叶申之一手建立的，这份资料被叶申之锁在保险柜里，钥匙从不离身，除了主任孙云峰，谁也接触不到。 这个叶申之原是绵阳共青团书记，叛变后进了中统，鬼主意多，办事谨慎，黎强深知想要从他那盗取资料并非易事。 于是黎强开始主动接近叶申之，陪他喝花酒主动买单，陪他打牌故意点炮，试问这样的朋友谁不喜欢，两人的关系亲近了不少。 1946年3月的一天，黎强在川调室的加密文件中看到了一些关于尚未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信息，省委中重要干部姓甚名谁，基本资料都很详尽，很明显组织里出了内奸。 黎强把这件事告诉了陈于彤，陈于彤嘱咐他一定要尽快揪出内奸，同时告诉黎强，组织上对一个叫陈景文的有所怀疑，希望黎强能在第三科的特情资料里得到证实。
接到任务后，黎强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4月初的时候，叶申之要被调到田粮部门，黎强借此为由请叶申之喝酒。 酒过三巡，叶申之喝得烂醉如泥，平时就刻意锻炼酒量的黎强，此刻也晕晕乎乎，但必须把握机会找到特情材料的使命迫使他保持清醒。 他们相互搀扶着进了叶申之的办公室，叶申之在黎强的“追捧”下情绪很亢奋，自说自地打开了保险柜，拿出那份特情资料，他抖动着资料，一脸傲娇地对黎强说：“知道这是什么吗？不是我吹牛啊，也就只有我，能建立这份特情档案。兄弟你放心，我调到田粮部门，一定推荐你来当着三科科长。” 说着说着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黎强迅速翻看那份档案，他发现里面果真有陈景文，他快速将档案中的人员名字牢牢记住后将档案原样装好。 黎强装作急迫的样子叫醒叶申之，跟他说：“这是绝密，还是等你正式移交给我之后，我再看，你还是赶紧锁好吧。” 黎强回家后立即将背下来的名单誊写下来，交给了陈于彤，南方局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停止了与陈景文等人的联络，通知与他们相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迅速离开成都，他们知道的联络点全部转移。 因为黎强的情报及时准确，我党避免了很大的不必要伤亡。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率中共代表团去了南京，陈于彤也因为工作变动离开了成都。
临行前，陈于彤向黎强转达了南方局对他的工作指示：“组织要你坚守阵地，以静制动。川康特委陈国瑞同志是你的新联系人，如果川康党组织出了什么变故，你在成都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你可以转移到任何地区相机行事，三五年内可独立工作，可在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直接与党中央联系，联系密语是'我党有无黎强同志’。黎强这个名字，重庆红岩只有周俊烈几位极少数同志知晓，党中央只有周恩来、董必武等少数领导知道，是安全的，只要你用这个名字联系党中央，党中央一定会回复你的！” 1946年8月，黎强面临一次严峻的暴露危机，他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被捕了。周俊烈是党内对黎强身份事迹知晓最清楚的人之一了，若是他开口，黎强必死无疑了。 黎强心中无比忐忑地注意着周俊烈方面的动静，希望他的战友能给自己营救他的机会，周俊烈没辜负黎强的信任，他一口咬定自己早年与共产党有过一点关系，不过已经多年不参与共党的事情，现在是个无业游民。 黎强暗暗松了一口气，他随便找了个由头跟负责审讯周俊烈的杜石公一起吃饭，因为黎强在中统地位不低，之前对杜石公多有帮助，杜石公十分敬重黎强。 黎强故意在饭桌闲聊的时候，问杜石公手里有多少无头案，杜石公无奈地说道：“那可太多了，因为这些案子我是一脑门子官司。” 黎强接着话茬说道：“我劝你还是放聪明点，关那么多无头案子干嘛，犯人囚粮吃得多，上面没有油水可捞，当心拿你的饭碗撒气哦！” 杜石公赶忙问他该如何是好，黎强就建议他审不出来什么的，干脆就放了得了。杜石公果然依计行事，第二天就向上面申请释放了一批犯人，周俊烈就这样被放了出来，黎强利用自己的关系，迅速将周俊烈送离了成都，周俊烈和黎强都有惊无险。
为了让黎强能够长期潜伏下去，组织上有意帮他物色个地下女党员结婚，有个家庭的掩护，黎强却提出两个地下党结婚暴露的风险倍增，反倒是与国民党高官的女儿结婚不仅多了一层掩护色，说不定借着老泰山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还多些便利。 最后党组织同意了黎强的建议，一番精挑细选后选中了国民党成都党部书记赵选的女儿赵蜀芳，在党组织的帮忙下，黎强与赵蜀芳“意外邂逅”，很快坠入爱河，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赵选的政治立场偏中立，对共产党态度没那么激进，赵蜀芳是个温柔明理的大家闺秀，黎强对这桩婚姻很满意。 不过黎强从没有对赵蜀芳提起过自己的特殊身份，毕竟赵蜀芳知道得越少，黎强和赵蜀芳都越安全，对于丈夫的工作，赵蜀芳从不多问，就是默默照顾好丈夫的起居，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作为特工，黎强毋庸置疑是出色的，出色到了敌人坚信他是自己人，自己人却一心要干掉他的地步。 当年出于对他的保护，党内知道他特工身份的只有几个人，所以在党内同志们眼中，黎强就是个如假包换的特务头子，也常将他作为锄奸的目标，那些年，黎强不但要在特务堆里勾心斗角，还要提防着别被自己人误杀了。 1947年5月，解放战争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决定将特务们都放出去，把他们掌握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部抓起来，以策应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
成都方面具体的抓捕工作就由省特会负责指挥，黎强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同志绞尽脑汁，在首次大抓捕前提出了依照“提公因数”法则实行抓捕的方案，就是建议半数以上的机关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抓捕名单，不足半数的就暂不作为本次抓捕的对象。 他还为此编了一套很唬人的理由：“抓肯定都是要抓的，但得拎得清主次，按照以往的经验教训，一下抓多了也不好办。” 那时黎强在省特会很有话语权的，他编的理由也有说服力，所以他提出这个方案，特务头子们也都同意了，黎强这项建议，让一半的同志都逃过了这次大抓捕。 那些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共核心重要人物，黎强纵使有通天本领也没法将他们从抓捕名单中抹去了，紧要关头，黎强冒着暴露的风险将抓捕名单递了出去，让党组织通知名单上的同志尽快撤离。 当时川康特委的负责人王宇光和贾唯英就在名单之上，他们就是收到了黎强的情报紧急撤离才逃过一劫的，毫不夸张地讲，黎强以一人之力保住了成都地区的革命有生力量。 1948年底，黎强作为“中统的重要人物”被调到南京工作，当时反动派败局已定，国民党高层都在研究暂去台湾避难，以图“光复”。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黎强也做好了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继续做特工的准备。 1949年初，黎强被任命为国民党45军312师的副师长，为了削弱这支军队的战斗力，黎强故意弱化士兵的训练强度，每天不练枪就是修筑工事，以致于很多新兵根本不会打枪。
这也是为什么312师和解放军三野88师遭遇的时候，没打机枪就全员投降了的原因，本打算跟着国民党军队去台湾继续做卧底的黎强，就这样被解放军截胡了。经过老同学钱申夫的帮忙，发电中央证明了他的身份，从某种意义来说，黎强是幸运的，他借着这个契机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重新站在了阳光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黎强这些背负着特别使命的战士，工作在隐蔽战线上，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传出情报，挽救同志的生命，拯救党组织于悬崖之边。 他们牺牲了婚姻、牺牲了名誉、牺牲了生命，放弃了一切，只为给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明，只为给中华儿女一片清明。 他们是将新中国扛在肩上的英雄，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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