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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老蒋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新组建的国民党第45军312师沿着宁杭公路向南逃窜，行进至宜兴地界时，被三野第88师穿插包围，兵无战心之下，全师沦为俘虏。 这时，被俘的312师副师长李长亨站出来与88师干部交涉，他说道： “关于我的情况，现在我跟你说你也不会相信，我想请你报告三野前委首长，让他们致电中央，就说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等中央回电你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88干部听了他的话，并没有当回事，俘虏都喜欢拉关系套近乎嘛。但是见他神色郑重，不似作假，出于敏锐性，他还是尝试着向上级发去了确认电报。 谁知两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 “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 这位“黎强”是谁呢？一名国民党“败军之将”为何能够惊动军委？今天，我们来讲讲他的故事。  黎强，1945年4月生，四川省安岳县人，原名李长绣、李碧光，出于隐蔽战线的需要，他有众多化名，李长亨、李唯平，包括黎强，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就以他建国后所用的黎强来称呼。黎强出身于袍哥人家，父亲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袍哥大佬，家里在当地颇有实力，后来担任安岳县的民团团总。 黎强10岁左右，以李碧光的学名在本县读完高小和中学。在此期间，他受二表哥姚仲蜀的影响，开始了解进步思想。 姚仲蜀读过黄埔军校，在此期间入了党，大革命失败后被组织派遣回安岳老家发展农民运动，明面上的身份是安岳县民团队长。当时还是少年的黎强经常帮二表哥传递信息，站岗放哨，接触了不少进步书籍。 后来黎强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岳县中学。在中学三年里，他一方面是年年考全校第一的学霸，另一方面联络同学暗中抵制国民党特务头子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还组织同学演出号召抗战的话剧，举行纪念五卅运动的活动。 这期间，安岳地区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对黎强影响最大的二表哥因组织武装暴动失联，党在安岳地区的负责人邓雍牺牲，同样思想进步的六表哥上山打游击。 黎强身边一时没有党组织的人，这让他产生了离开安岳的想法，天高任鸟飞，他想去省城看看，一边继续进修，一边寻找党组织。黎强于1935年，怀揣安岳县中学一张署名为李长亨的毕业证书，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中，有许多我党的秘密党员和同情我党的进步分子，他们在教学中言传身教，不动声色地宣传我党的思想，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黎强在这里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精神养分。 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黎强与思想进步的同学张显仪、姜度、向万国、舒增才、胡绩伟、刘藩等人交往密切，他们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讨论思想，这些人建国后均成为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 1936年，黎强与同班同学张显仪发起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对入会严格把关，向加入的同学推荐进步书刊、组织会员定期编写黑板报，组织流动图书馆宣传进步思想。  黎强还利用自己写得一手好字的优势，手抄各种进步书籍，然后油印出来分发给会员。读书会还利用省一师附属小学的教室，办起了平民夜校。许多夜校学生后来成了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参加了省第一师范的抗敌宜传团，不少人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黎强又和同学们筹建了抗日后援会，黎强担任宣传部长。他履职尽责，经常利用假期专程到成都市郊面向工人和农民举办抗日救亡的演出，由于他的亮眼表现，后援会后来合并到由我党秘密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黎强首次加入党的外围组织。 不久后，黎强认识了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引领者，后来成为他入党介绍人的周俊烈。 周俊烈是黎强的安岳老乡，是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曾经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工作过，后来进了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战开始后，有过隐蔽战线经验的周俊烈按照组织要求，回到大后方四川从事情报工作。 而周俊烈给黎强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调查中统、军统这两个特务机构在四川各大高校的活动情况。  任何时代，知识青年都是国家的未来，老蒋尤其重视对青年们思想的掌控，甚至还专门成立了青年军。故而中统和军统也派出特务，改头换面隐藏在青年群体中。 当时中统秘密设在各大高校的机构是“学生生活社”，而军统也不甘落后，搞了个“复兴社”在学生群体中美化宣传自己的形象。 黎强出身袍哥人家，为人仗义，善于交际应酬，擅长和人拉关系交朋友，他通过同学、老乡等关系，竟然搞到了成都各大高校“学生生活会”社员的名单，不止如此，他还超额完成任务，顺便调查了一遍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职工的政治倾向。当他把厚厚一沓资料交给周俊烈时，后者简直难以置信，本来还以为黎强是学生，没啥社会经验，不指望他能完成任务，没想到黎强在各式各样的人群中混得如鱼得水，好像天生就是干隐蔽战线的料。 不过话说回来，若非为了崇高的理想，谁又愿意时刻戴着面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呢？为了搞到这些情报，黎强不得不中断之前的大多数关系网，淡出原来的交际圈，放弃和思想进步的同学们往来，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和一些三青团团员混迹在一起。于是他外人眼里不再是有思想有活力的进步青年，甚至还有人给他娶了个绰号“多边形人物”。当时知道他真正目的的只有最好的朋友张显仪。 黎强默默承受着同学们的不理解乃至憎恶，依旧与亲国民党的同学们混在一起，他的表现甚至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主动邀请他加入复兴社。周俊烈出于综合考虑，让黎强婉拒了对方的邀请。  全面抗战爆发后，黎强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向往革命的圣地延安。1938年7月，黎强刚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便拿着张显仪开的组织介绍信，秘密坐上了去往陕西的长途汽车。 黎强风尘仆仆地来到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这里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使他顿觉耳目一新，他立即如饥似渴地投入了学习。 黎强到延安后经过半年多时间学习，先后上过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听过不少中央领导的报告，读了不少马列原著和革命书籍。转眼之间，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学习快要结束时，他向学校的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延安好几个单位都有意让他留下，不过中央组织部为加强大后方的工作，想派他回四川。 在安稳的后方与凶险的敌后之间，黎强选择了后者。于是，到达延安不到一年，黎强又踏上了归途。 1939年5月，黎强来到重庆，找到重庆“八办”。在这里，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热情接待了他，凯丰代表组织要求黎强回到老家安岳，利用社会关系找一份正经职业，再慢慢开展工作。为了不暴露黎强与党组织的联系，董必武特地为他取了个组织内部的代号——黎强，有能力和战斗力强的寓意。 几天后，黎强告别了八办，只身回到阔别四年的老家。  在父母亲面前，黎强用去年8月在成都省一师毕业后去鄂豫前线干了一阵子，才从那边回来的谎话搪塞了过去。通过老同学的介绍，黎强到了他的母校县立高小担任教务主任。校长谢明昭是他原来的体育老师，教导主任张诚毅是他的同学。同事之间关系比较融洽，这十分有利于黎强隐藏身份。 在平静的县城里，黎强利用自己小学教务主任的身份，又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自己筹办的《龙泉壁报》贴到了县城的大街上，节假日里，抗日歌舞队和街头剧吸引了城里无数的劳苦大众。 这期间，黎强同回到安岳园坝场老家的周俊烈也取得了联系。 由于黎强出色的宣传才能，引起当局的注意，国民党安岳县党部则忌惮黎强领导的抗日宣传运动，放出风来要把黎强撵出县城，撵不走就干掉。黎强一时在安岳县竟然无法立足。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得平静的安岳县城也气氛紧张，国民党安岳县党部可以随时不需要任何理由以“清查奸党”的名义抓人。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下，黎强深感处境艰难，便给重庆八办写信提及此事，在未收到组织的回信前，他星夜赶赴园坝场找周俊烈商量。 刚好周俊烈要去重庆八办汇报工作，黎强便拜托后者帮他转一下组织关系。自己则在1940年2月的一天悄然离开安岳，来到省城成都。  在成都，黎强通过朋友的关系，考入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研班。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即是黄埔军校，校长一直由老蒋亲自担任，它是培养国民党党政军干部的摇篮，能够进入这里面，对于黎强未来的潜伏工作是极大的助力。南方局特地派刘文哲作为黎强的唯一联系人，单线与他联系。 由于当时在成都和川康地区，主要是中统的活动范围，对党组织的危害比军统大，再加上当时我党亟需在中统内部有个自己人，故而建议黎强想办法打入中统内部。 1940年10月，从重庆返回的周俊烈在成都南门约见黎强，由周俊烈作为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刘文哲代表上级党组织，正式批准黎强为共产党员。 黎强入党后，没有被划到任何一个党组或支部，也不需要按时开民主生活会过组织生活，更不与其他隐蔽战线的同志产生任何往来。他与组织惟一的单线联系人就是刘文哲。 刘文哲告诉黎强，按照上级指示，为了让你更好地隐藏身份，以便打入中统内部，特地允许你可以加入会道门帮派这些江湖组织，不过切记要做到洁身自好，出淤不染。  有了组织的特许，黎强放下心理包袱，充分发挥自己的交际能力，刻意与政研班的中统同学密切接触，拉关系交朋友，整天吃吃喝喝混迹在一块。黎强的父亲是安岳当地的袍哥舵把子，再加上他为人阔绰，有头脑讲义气，故而他很快就混成了成都袍哥圈子里的“大爷”。 中统成都区袍哥大爷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 “川调室”视察)、军统成都稽查处袍哥大爷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等人都成了黎强的袍哥兄弟。黎强同成都各个帮派的袍哥大爷拈香拜把，义结金兰。 随着黎强与各方面的人士交往增多，他同中统人员的关系也愈发密切起来。在他的政研班同学——中统四川调统室（川调室）组训科长廖震华的介绍下，黎强加入了“党网”。 所谓党网，全称是国民党员调查网，乃是中统的外围关系。中统组织分为三层身份，第一层是调查工作员，即中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第二层就是党网，必须为国民党员才能加入；第三层则是通讯员，全程是国民党通讯员，一般民众即可参加。 加入党网后，黎强更加密切了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并注意搜集各方面情报。在收集情报之余，他还有选择性的向中统提交一些无关痛痒的情报，用来刷好感度。 黎强通过朋友得知国民成都警备区副司令私底下在贩卖大烟，于是便把这个情况以及上下游关系都报告给了廖震华。中统局通过这个情报敲诈了好大一笔钱，廖震华从此对黎强更加信任。 这期间，一直与黎强保持单线联络的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调离成都，南方局又改派陈于彤与黎强继续保持联系。  1943年夏天，黎强正式加入中统局的机会终于来了。 某天，廖震华神秘地向他透露，中统训练班即将开班，他也在名单里面，等到训练班镀个金，结业后就可以正式加入中统局了。 在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受训期间，黎强对中统乃至国民党在四川的情报机构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四川成都，有一个名叫“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省特会）的单位，该单位是国民党高层为了调和军警特务机关相互之间的倾轧而成立的协调机关，是四川的军、警、宪、特的领导机构。但由于省特会所管理的部门太多，故而内部派系纵横，矛盾复杂，更利于黎强浑水摸鱼，刚好他有个训练班同学就是省特会一个小干部，于是便通过他的关系，加入了省特会。 加入省特会之初，黎强担任一组主任干事，同时还借口多拿一份薪水，继续兼着在川调室的职务。他发挥自己的学霸属性，写得一手好材料，是省特会和川调室内部有名的笔杆子。久而久之，上面的头头们三天两头让黎强帮他们写汇报材料和工作总结。 黎强则利用这个机会，光明正大地查阅这两个组织内部大量的档案资料，由此了解了许多机密消息。这些消息，他都及时向陈于彤作了汇报。有一次他甚至把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的年度工作计划表原件弄到手，交给陈于彤。 省特会和川调室内部所掌握的对我党各级地下组织的情况，对地下党的鉴别方法，以及他们内部的组织机构、人员分布、党网关系等等情报，黎强都随时向陈于彤秘密汇报，然后由陈于彤报告给南方局。  黎强作为省特会和川调室内部有名的笔杆子，上面的头头们但凡有向上级邀功请赏的材料，必然会点名让他来写，由此中统内部许多绝密情报都要经过他的手。 有一次，在起草川调室呈交给中统局本部的工作汇报时，黎强无意中发现上海静安的党组织已经被中统局上海站盯上了，正准备收网。他立即将这个情报传递给陈于彤，由陈于彤转南方局向上海的党组织示警。过了一段时间，黎强在内部的情况通报中看到了静安区党组织及时转移的消息。 还有一次，黎强阅览省特会的情报，无意中发现他在陕北公学进修时的同学正在华西大学读研究生，此时已经被军统特务注意，立即向陈于彤示警，由陈于彤通知对方马上转移。 抗战胜利后，志得意满的老蒋迅速开启了内战。在隐蔽战线，之前还有日寇这个共同的敌人，国共两党的情报员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客气，如今日本投降，国民党特务也彻底撕掉伪善的面纱。  1946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周俊烈在成都被中统特务逮捕。次日，黎强在日常阅览情报时得到了这个触目惊心的消息。 黎强的心里此时犹如翻江倒海，虽然他的组织关系是单线领导，但周俊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的底细知根知底，如果周俊烈受刑不过当了叛徒，自己该怎么办？ 他迅速将周俊烈被捕的消息传递给陈于彤。陈于彤出于隐蔽战线的工作原则，强烈要求黎强放弃潜伏，迅速转移，以免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但黎强此时却陷入了纠结，他目前所担任的关键职位是花费几年，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放弃，那样代价太大了。经过反复权衡，黎强说服陈于彤，决定暂时不转移，随时注意周俊烈的情况。只要周俊烈不变节，他就没有危险。而且，黎强也相信周俊烈的为人。 事实证明黎强的决策是正确的。周俊烈被捕后，坚称自己早年与共党有些关系，但早就不来往了，如今自己失业，准备回安岳老家找个教员工作。 无论中统特务如何严刑逼供，周俊烈都是这套说辞，久而久之，见实在审讯不出什么，就把周俊烈关在监狱里，不去理会。 黎强知道，中统局根本没把周俊烈当成大鱼，只是认为他是曾经入过党，后来又脱党的普通人。于是他发动在中统内部的关系，借口释放一批没有价值，但又被长期关押的嫌疑人的机会，悄悄把周俊烈也加进释放名单里。 周俊烈被释放后，黎强又趁着参加同乡婚礼的机会，叮嘱他赶紧离开成都。 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结束，蒋家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为了稳住局势，老蒋下令在成都成立新兵训练总队，打算从成都抽调兵力去东南布防。 因为黎强曾经在中央军校进修过，故而被推荐去训练总队担任政工室主任。不久后接到调令，让他同训练总队一起去南京接受改编。 黎强将这个情况向组织汇报，组织认为下一步的国共角逐肯定会围绕着长江防线进行，虽然黎强在中统内部的职位紧要，但是去南京的话，更容易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故而同意他前往南京。 就这样，黎强离开待了数年的成都，到了南京。 1949年初，训练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45军下属的312师，他也由训练总队政工室主任升为312师政工处处长，相当于我军的政委。按照规定，政工处处长必须兼任主官副手，故而他又自动成为312师副师长。 整编完毕，312师到达驻防区域。在防区内，围绕着部队是以训练为主还是修工事为主的问题，黎强与312师师长展开了激烈争执。 黎强坚持以修工事为主，明面上的借口是修好工事才利于防守，实则是不想让312师训练，以降低战斗力；而师长钟乃彤则坚持应该先训练，他是黄埔毕业，自然是真心为校长尽忠。 二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退让，最后黎强利用312师大部分都是川军，而钟乃彤则是广东人这件事，发挥乡土优势，终于让钟乃彤退让。此后直到渡江战役之前，312师都在挖掘工事，士兵整天疲累不堪，自然也不会训练，许多人甚至连枪都不会放，士气低落，毫无战斗力。 我军发动渡江战役，312师不战而退，向南逃窜，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黎强被俘后，认出我军88师的政治干事是他当年在陕北公学时的同学，于是主动打招呼，并请求对方通过三野前委向中央发报，电文很简单，就一句话： “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这是当年董必武亲自为黎强确定的暗号，把这句话发给中央，就会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在被俘两个月后，黎强这位国民党军原副师长经过改头换面，接受了组织交办写新任务，跟着二野一起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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