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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庄岳”，指的是昔日齐国都城临淄的庄街岳里，犹如今天北京的某某社区某某小区一样。而“置之庄岳”，也就是将某个人放在“庄街岳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孟子认为，假如楚国的某个大夫想让他的孩子学习齐语——齐国话的话，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他放到一个最为适合学习齐国话的环境里——齐都临淄的某个小区。（《孟子·滕文公下》）当然，孟子在这里并不是真的要探讨学习语言的最好的办法，而是在与宋国的臣子戴不胜，就如何让宋国的国君“学好”的交流当中，为了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举的一个例子：一方面楚国人要学齐语，那么，就该请齐国人做老师来教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要为他学习齐语提供一个最好的环境——齐国都城某个热闹而繁华的小区。而要让宋国国君学好，单单是让“宋国好人”薛居州住在王宫里是远远不够的，最为紧要的是宋国国君所住的地方无论是男女老少个个都跟薛居州一样。学习一国的语言，聘请外教确实是比较好的办法。在今天的中国，英语教学几乎与母语——汉语并重，从小学起就开设英语课；而一些有条件的学校，甚至于包括一些小学，“外教”并不鲜见。但是，中国学生的外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并不高。什么原因？很多学校没有外教，学生缺少与老外进行交流也是学习的机会；一些聘请了外教的学校，因为僧多粥少，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很少与老外进行口语锻炼的机会。所以，中国不少留学生到了海外，首先需要补习语言。而在海外留学数年之后，这些留学生多数人英语口语水平大涨。那是因为国外的语言学习环境是国内无法相提并论的——你成天面对的都是老外，开口必须英语。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过马路不走斑马线，乱闯红灯等，是十分让人头疼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与个人素质有关，跟宏观的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在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场所，众人都能自觉保持静默，某一两个人还好意思大声讲话吗？假如周围的人都是吐痰入盂或者先用手帕纸包起来，那么，谁会把一口痰吐到洁净的地面上？假如大家都自动自觉地选择从斑马线过马路，红灯亮了不约而同停下脚步，那么，谁还会硬着头皮上？记得50多年前，我生活的这个长江口北岸的小城，成天乱哄哄的，今天揪斗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今天这个造反派组织上届游行，明天那个造反派组织集会，不同造反派之间还时常会发生“武斗”。人与人，一方面是侧目而视，另一方面则是心怀鬼胎。而大人们的这些做法也影响到了孩子。那时候，还只是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我哥哥居然也跟几个孩子一起成立了一个“32111战斗队”；我虽然没有加入“战斗队”的行列，可在那种氛围之下，也曾经“战斗”过——为争夺一颗掉落地下没有爆开的爆竹，我与一个同龄人大打出手。在近半个世纪过去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之所以相当老实的我当年如此冲动、敢于斗狠，很大程度上是那时的社会氛围影响的结果。今天的中国，总体上归于平静。不过，时不时还会掀起一两朵浪花。比如说，一些地方在反腐中出现了“窝案”、“串案”。这是不是与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异化有关？可以想象的是，假如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官员“置之庄岳”，或者说，我们这些落马的官员昔日乃是身居到处是“薛居州”的环境，虽不敢说这样的情况一定会杜绝，但一定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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