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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 ‖ 南张(大千)北溥(心畲)

 倚月临风 2022-08-13 发布于河北

“京国繁华数改移,似君不及见当时,可怜四十年前景,犹有贞元朝士知。”

上面这首小诗,是明代人的作品,由于看到报上一些年青朋友谈大千居士的文章,说到什么“南张北齐”,不禁记起了这首小诗,感到旧事毕竟是太遥远了,使得一些年青朋友,单凭脑子想便胡里胡涂地弄出许多张冠李戴的笑话,实际“南张北齐”的说法,是从来没有的。大千居士原籍四川内江,白石老人原籍湖南湘潭,从籍贯说,都是南方,虽然白石老人后来一直住在北京,但仍是南方人,不能称“北”。而当年最流行的说法是“南张北溥”,即南面张大千,北方溥心畲。溥心畲是咸丰弟弟恭亲王奕诉的孙子,从小生长在北京,所以叫“北溥”。

“南张北溥”在年龄上比本世纪前期画家林琴南、金北楼、姚茫父、胨师曾、齐白石等人年青的多,在六七十年前,以上这些人享盛名时,他们还只不过是一个小青年呢。所以从年龄说,大千居士比前面这些位差得多,但是他在艺术上成就早,年青时绘事就显示了深厚的功力和超群的才华,因而他一登上艺坛,就海内外闻名了。在文化古城时期在稷园水榭开画展时,他只不过三十七岁,但却已海内外闻名,压倒当时艺坛上许多老辈,执画坛之牛耳。而且留了一大把黑胡子,不识者,俨然以为是一位五六十岁以上的老画家了。这年齐白石早已称“老人”,已经七十七岁了,足足比大千居士大四十岁,因而他当时虽然留着惊人的大胡子,也只能称“居士”而不能称“老人”,更无人称“南张北齐”了。因为他二人在各方面都是不相称的。

“南张北溥”的提法和称呼,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第一他们二人几乎是同时出名的,时间都是在二十年代中叶以后。(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云;“师曾以癸女病殁金陵,自后十年间,画家派则分歧,诸子亦风流云散。惟有簿心畲自戒坛归城中,出手惊人,俨然马夏。”癸亥是一九二三年,今年正是癸亥,陈师曾之去世,去今已六十年矣。当时大千居士只有二十四岁,刚刚从日本回国,也未大出名。北京溥心畲也还在西山戒坛寺读书学画。但是没有几年,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在艺苑中闻名了。两个人的天赋都非常高,但其学画的经历并不相同。溥心畲是亲王的孙子,留学德国学陆军,是皇亲贵胄,所以有颗图章叫“旧王孙”。而大千居士则是平民百姓出身,少年时代,还做过和尚,所以叫“大千居士”。

大千居士的哥哥也是著名画家,名张善子,晚年住在苏州网师园殿春簃,养过一只小老虎。去年大千居士还为虎儿题了墓碑,报上都登过,前两年我写短文也介绍过,一般人都知道。但有一点也许人们不注意,就是这兄弟两人年龄相差甚大。张善子比大千居士大十八岁。张善子少年时曾跟着他母亲学画。大千居士少年时上学读书,也跟着学画,后又到日本留学,其艺术成就,完全是学校学习,又受家庭影响,慈母和长兄的教导,加以天赋非凡,又刻苦用功,这样才学以成名的。溥心畲则完全不然,是清代亲王孙子,辛亥后,这些特殊的遗少们,不少都不上学校,而自恃大爷有钱,都请了私塾先生在家教家馆,甚至不只请一个,而请几个,教国文、教英文、教书画,有的吃喝玩乐,不好好读书,等于白花钱;有的天分高,又肯用功,又有好老师专门教,自然也就成绩特殊,比一般上学的又好了。不过溥心畲氏却不是这样,他是在家念书之后,又上了法政大学,又留洋去了德国,而后来却学了画,以画名家了。

西山戒坛寺是光绪十七年由恭亲王出钱重修的,后来里面还供着奕昕的牌位,虽说是有名的唐代古寺,却等于是溥心畲家的家庙。他同他弟弟溥叔明在庙中读书,有成群的佣人和和尚侍候着,在那样风景优美的古寺中,悠闲地用功。王府中收藏又富,不要说一般唐、祝、文、周之类的东西了,即希世国宝.他家中也收藏着许多,如韩熙载的《照夜白图》,怀素的《苦笋帖》,颜鲁公的《告身帖》,温日观的《蒲桃帖》,以及举世闻名的陆机的《平复帖》,那时他可以在佣人的服侍下,悠悠然地临摹、学习,这种神仙般的条件,大千居士哪里能比得上呢?因而相对来讲:大千居士是苦学成名的;而溥心畲则正像《红楼梦》中赖嬷嬷所说:是银子、金子铸出来打出来的一样了。

第二在艺术成就上,如从山水画的角度看,“南张北溥”在当年是旗鼓相当的。可以说都是超脱流辈,不要说一般山水画家比不上,即当时一流山水画家,作品一比便立见稍逊一筹了。我曾见大千居士一幅构图极简的《垂柳野渡图》,只疏疏的几根柳丝直垂下来,其潇洒飘逸之态,有人学一辈子也画不出来。曾在已故潘渊若老先生处见溥心畲一幅高三寸,长四尺多的《秋山图卷》,画的完全是戒坛寺周围的秋山,丹枫古寺,方寸千里,再加上面用芝麻大小的行书小字在上面题的密密麻麻,真可说是神品。一般人想也难以想象。因而当时称“南张北溥”,是颇有道理的。但说到仕女,花卉、草虫,溥则退避三舍,无法与张比较,因而归根到底,南张终胜北溥一筹了。

大千居士遽归道山了,这不仅是神州艺苑的一个巨大损失,也是世界艺坛的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回忆二十多年前大千居士在巴黎与毕加索见面时的情况,东西方艺坛上两位巨星欢晤,握手谈艺。毕翁对大千居士的艺术成就给以极高的赞赏,这不仅是两位艺术大师的欢聚,也不仅是东西方绘事的交流,艺坛的佳话,而且是影响到文化艺术发展的一次交往,其意义要从艺术史上来考虑了。

可惜两位艺术大师都已是古人了,这是今人无限惋惜的。画家先师古人,后师造化,以山川草木为友人,以花鸟虫鱼为伴侣,一般都可以享大年,登期颐,尤其医药发达的现代,当年杏子坞老民活了九十七岁,现在海粟大师八十六七岁,还听说八上黄山,昔年师黄山,今日友黄山,老而弥健。相比之下,大千居土,以八十四岁麓归道山,未免太匆匆了。以常人论,八十岁以上化去,似乎也不辜负人生的旅程了;以大千居士论,九十以上再仙去,似乎也不为多,也完全有此可能和条件,但毕竟是他去了,岂真所谓冥冥之中有天数乎?人间的遗憾事情太多了,听到这一噩耗,我写了几首小诗,其中两首道:“稷园药圃坐春风,姹紫婿红想像中,雪髯未归花溅泪,年华八四太匆匆。”“旧梦春明半已残,先生谁记古衣冠,布袍布履人问路,万里家山纸上看。”

对于年青朋友说来,我也痴长了一大把年纪,也可谓垂垂老矣。但对于大千居士说来,还只能说是晚生后辈,四十六年前的春夏之交,正是北京中山公园的春花次第开放,丁香馥,牡丹、芍药烂漫的时候,张大千、于非厂两大画家的画展,在公园西南角水榭开幕了。水榭是一所建在水边上的四面有走廊的大四合院子,院子中还有铁皮罩棚,正门在东南角,由中山公园正门顺长廊可以曲折地走到水榭门前,即使雨天也不受影响。当年北京画家多,画展多,其他展览也多,当时大型的第一流的画展都是在水榭举行的。展览时,水榭一般用南面、东面的房子作展览厅。但遇到展品多时,便也开放北面和西面的房子。当时正是“七七”事变前夕,时局已很紧张。但在表面上,一般还没有显现出来。这年四五月问,在水榭前后举办了两个展览会,一个是大千居士的画展,一个是庆祝英皇加冕古物展览的预展,两个展览会都是盛况空前的。

那次大千居士和于非厂先生的画展,规模很大,把四面的房子都占了。进大门,左手转过去是南面的展览厅,右手转弯是东面的展览厅,走到头,折而西,连着北面及西面的展览厅。实际上,四面都可以互相走通。

开幕的那天,我随着家父汉英公去参观,因为大千居士的好友刻瓷名家朱友麟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带我开眼界去了,当时我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时“南张北溥”,大千居士的声名早巳海内外皆知,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那更是倾心仰慕已久,渴遇一瞻风采的了。我在去的路上,心里想着,大千居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大概是穿着笔挺西服,带着金丝眼镜的;或是穿着大伟呢夹袍,礼服呢圆口千层底鞋的京派打扮的……我们到达水榭时,已是下午二时左右了,展览厅中,冠盖云集,看画的、互相打招呼的宾客已经很多了。朱友麟先生也早来了,正在东屋里,看见我们进来,过来向我父亲打招呼,我是认识的,连忙鞠躬行礼。接着他把我们领到室中间,介绍给一位正在和三位衣冠楚楚的人谈话的老者身边,我一看这位老者:浓黑的一把大胡子,中等身材,精神极为充沛,抱拳寒暄时,看到那手指头十分粗壮,再看身上的衣服,使我快要呆住了:深灰老布夹袍子,黑大布马褂,又长又肥,下面布袜子、布鞋。

这身打扮,不要说在现在,即使在当时,也是极为罕见的。当年北京老先生们穿衣服虽然朴实、古板,但像这样穿一身大布衣服,甚至连袜子也是布的,的确非常希罕。这样装束,在当时,也只有偏远的山区小城镇中才有。而我知道,在我面前,我向他行礼,看上去像一位在山乡中教私塾的老先生一样的人,就是海内外闻名的大画家张大千时,我怎能不感到吃惊、奇怪呢?大千居士很客气地打招呼:“好,好……随便看看吧!”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千居士,第一次参观了大千居士的画展。后来在展出期间,我又和同学一起去了两次,都是要好的小伙伴。同学们不认识,每次我都偷偷地指指点点告诉他们,那位穿黑布马褂的大胡子老头就是大千居士……

当时正是稷园花事烂漫的时候,大千先生开了这次盛大的画展,而这是大千居士生前在北京亲自主持的最后一次画展.不久,“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大千居士远在四川,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居士再来春明,但未开画展,旧事飘零,老人匆匆而去,风流真成广陵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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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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