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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经常赴京交游的张大千便在北平画坛名家陈半丁组织的雅集中与于非闇相识，两人性情相投、一见如故。于非闇出身于满清世家，虽然青年时期家道中落，但却有着书香门第的身份，在当时北平画坛的名望是非常高的。1933年，张大千收到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邀请再赴北平，居住在颐和园听鹂馆。虽然此时的张大千早已声名显著，但是在京城画坛却立足未稳，而当时文笔极佳的于非闇以平津地区著名记者的身份常常为张大千的艺术和画展撰文推介。 于非闇（1941年摄于天津） 提出“南张北溥” 张大千、于非闇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合作过一幅《仕女扑蝶图》，此图因题跋“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戏谑了当时北平画坛的著名人物画家徐燕孙，继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徐燕孙在见到这幅作品后，延聘了当时北平著名的律师蔡礼、梁柱控告张大千恶意诽谤之罪。此事虽经梁柱的恩师江庸先生极力调停，傅增湘、周养庵先生的居中说项调解而不了了之，但是两人却因名誉在北平的媒体上展开了一场旷日笔战，于非闇亲自出面代言张大千与徐燕孙展开笔伐。徐燕孙在《小实报》撰文挑战，于便在自己任职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文迎战。论战双方就海派画风的引进与京派传统的坚守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除此之外，于非闇还在1934年9月15日的《北晨画刊》上撰文正式提出了“南张北溥”的说法，“张八爷（张大千行八）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溥心畬行二）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儿。不知二爷、八爷以为如何？”张大千听后非常自谦地认为自己不能与溥心畬并列，而是推崇书画世家出身的吴湖帆先生，认为应改为“南吴北溥”更为合适。但是就于非闇而言，他将当时一位普普通通初入京门的四川画家与故都颇具画名的旧王孙溥心畬并称，无疑大大地推动了张大千在画坛的声望，也正是由于于非闇的无私帮助，使得张大千誉满京华，迅速在北平画坛站稳脚跟。 大千引路 于氏花鸟 如果说于非闇是张大千在画坛中的推介人，那么张大千则是于非闇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两人初识时，张大千的画风便深深影响到于非闇的艺术创作。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画坛中工笔花鸟画不振的局势，并结合于非闇的修养与综合特点，建议他放弃之前的小写意山水、花鸟，改专工笔，专攻双勾花鸟画创作。在《怀张大千》一文中，于非闇写道“我初学赵佶‘瘦金书’时，他（张大千）首先赠我大观丁亥（公元1107年）赵佶书的‘八行八刑条碑’。他说‘画双勾花鸟，配上瘦金书题识，更觉调协。”并且，张大千还经常拿出自己珍藏的古代花鸟画珍品供于非闇研习、临摹。于非闇专攻工笔花鸟画后，在“师古人、师造化”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探索并逐渐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于氏花鸟。 于非闇 《梅鹊图》 作于1938年 113厘米×46厘米 北京画院藏 于非闇 《春花斗艳图》 作于1939年 46厘米×359.5厘米 北京画院藏 之后两人的艺术交流更为频繁、深入，经常共同合作作品，并有联展公诸于世。1936年5月，黄河水灾泛滥，于非闇、张大千与方介堪一起举办了书画联展，捐款救济灾民。同年年底，两人再次专门举办了《赈济西郊赤贫——张大千、于非闇捐赈画展》，所有展品全部售出并悉数用于助赈。另外，在1937年于非闇又同张大千一起与谢稚柳、黄君璧、方介堪等名家同游雁荡山，大家一路欢声笑语，游览名山美景，合绘山水佳作留下一段艺坛佳话。然而在10年后，于非闇再次游览雁荡山时，却没有了往昔的轻松愉悦。虽然山还是当年的山，水还是当年的水，但是背负着沉重心理压力与“伪民”身份的于非闇，却只能创作出意境冷逸、孤寂的山水画作品《三折瀑》、《雁荡山龙湫即景》。在同年腊月补题的作品《仿梅清山水》中，于非闇题到“此予壬申岁拟梅远公未完稿，亦即予改习花竹翎毛最后所作。其时大千居士名满故都，旧王孙心畬声震艺苑。自惭拙劣，是用退藏，惟此楮是澄心所遗，不忍弃去，迄今已十有六年矣。迁居之后又复检出辄足成之。”张大千在京作画时喜用“澄心堂”纸，并曾亲自设计监制。此幅作品是于非闇专习双勾花鸟前的临摹旧作，因“自惭拙劣，是用退藏”，然而因为纸张是“澄心堂”所遗，于非闇睹物思人，回忆起当年与张大千交往的点点滴滴，不忍将这幅“旧作”抛却。 1936年12月5日，于非闇（右一）、张大千（右 二）等人在北平“赈济西郊赤贫——张大千、于非闇画展”合影。 于非闇 《三折瀑》 作于1947年 82厘米×39.5厘米 北京画院藏 于非闇 《仿梅清山水》 作于1932年 80厘米×43厘米 北京画院藏 于非闇 《心里美》 作于1941年 67.5厘米×36厘米 北京画院藏 艳羡大千似神仙 张大千与于非闇之间的密切交往因日寇的入侵而产生疏离。1937年北平沦陷后，画名显著的张大千数次被日伪骚扰，劝其担任伪职。大千居士推诿不从，并在友人的帮助下顺利逃离北平，远遁青城山。而于非闇就没有张大千那么轻松自由了，作为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于非闇上有年衰多病的老母，下有待哺的子女。于家在衰落后曾沦落到变卖祖宅度日的窘境，长期租住在一座老四合院中生活。这对于一个在京城生活数辈的老北京来说是不能想象的，所以于非闇只能留在北平继续挣扎着生活。但是自幼所受的传统教育和中国人的良知告诉于非闇就是饿死也不卖国求荣的道理，所以他辞去了被日伪接管的《晨报》编辑职务，并长期不到北平艺专任教继而被辞退。 1938年3月22日，于非闇突然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在经历了三天三夜的拷打后才被释放。于母因此惊吓过度而导致旧病复发，随后便半身不遂，这对于并不宽裕的于家生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出狱后的于非闇在被迫无奈之下担任了日伪教育刊物编审会主任编审的职务。这一时期于非闇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并且他十分欣羡张大千的自由与洒脱。在1939年创作的《春花斗艳图》长卷中，于非闇题跋“蛰处旧京，百无聊赖，闲弄笔墨，殊少生机。以视大千居士遁迹青城，坐观风云变化，真有仙凡之殊也。”此时的于非闇将好友张大千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自己则是在芸芸众生中苦苦求索的凡夫俗子。老母的忧心，好友的误解，自己心中无法纾解的痛苦纠葛，此时的于非闇无疑是人生中最困苦的阶段，他也只能通过自己的画笔来疏解心中的郁勃之气。在《园蔬图》、《心里美》等作品中于非闇均利用刻画昆虫的形象来讽刺令他痛恨的日伪特务，特别是在作品《心里美》中，十分工细的勾画出一只在无情啃噬北京特产萝卜心里美的蝈蝈形象，并题“老态已至，作此怆然”，此时于非闇刚过50岁，却因周身所处环境而显现出苍凉、无奈的衰老心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建设的繁荣使得于非闇喜不自禁，欣然的在这幅作品上重新补题“今虽老态益增，而真的心里美矣”。 隔空相望情成忆 抗战胜利后，于非闇因为曾在北平沦陷时期担任过伪职而常常感到自惭形秽，即使面对多年未见的老友张大千也是无地自容。而此时的张大千早已是名满大江南北的大画家，于非闇却是心理上背负沉重负担的“伪民”。于非闇出于对自己门下弟子的前景考虑，摒弃门户之见，无私地将他们引荐给张大千，拜入“大风堂”门下。 1937年，张大千、于非闇等同游雁荡山合照。 （右起：谢稚柳、黄君璧、于非闇、方介堪、 张大千）
1956年香港文汇报上刊登的于非闇文章 《怀张大千》。
于非闇 《双飞喜鹊》 作于1954年 112厘米×63厘米 北京画院藏
于非闇 《画众生黑》 作于1949年 89.5厘米×52厘米 北京画院藏 新中国建立成立前夕，张大千远赴海外，从此张、于两人隔空相望，再未相见。1956年秋，于非闇与叶浅予、谢稚柳、刘力上等好友在北京“恩成居”相聚时谈起张大千，几位画家无不体会到“举坐为之不欢”的滋味。于非闇再忆起之前不久与叶浅予、王仁山一起欢迎张大千的四胞兄、四川名医张文修先生时的情景，更是转辗反侧、夜不能寐，于是他以至交老友的身份写下一篇散文《怀张大千》，并在当年12月的香港《文汇报》上发表。在文中他详细的忆起两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在过去大雪的天气里，我和大千跑到琉璃厂看画后，在‘烤肉宛’吃它几碗烤牛肉，再跑回琉璃厂访法书、名画；这情景却仍历历在目。曾有一次我和大千穷得凑起来只剩一两元钱的时候，好像我们更需要吃进一些什么特别的风味才好，我们在高朋满座当中，溜之大吉跑到东安市场，在露天中吃‘泡肚王’的几碗泡肚。”也谈到几位老友在“恩成居”聚会的场面，字里行间流露出当今中国画坛独缺张大千的那份遗憾与失落。并借用张大千的印文“别时容易见时难”来劝说张大千，希望他能回来看看在和平环境里职业画家的幸福生活和自由的创作状态，来看看新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 1972年，张大千在美国旧金山举办《四十年回顾画展》时，曾在展前自序中忆及于非闇，说“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改革开放以后，张大千曾专门派人赴京来寻访老友于非闇及其家人，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于家长女于琛女士，然而此时于非闇先生早已辞世数十年，只余张大千在海峡对岸对天空叹了！ （本文图片由北京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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