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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英杰编著的乡镇志书《安皋》一书，记载了任庄在解放后名动一时的两个大人物：第一个叫夏阳，参加革命后到延安，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建国后曾经担任北京航空学院副书记，另一个叫李合武，曾经是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的大校，省部级干部，后定居北京。
“夏阳”应该是他参加共产党干革命以后改的名字，他本人原名史天宗。史家一门三兄弟，三弟史天可，在他引导下同样就读于延安抗大，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朝阳区区长。他老家任庄的大哥叫史天敏，传言他解放前曾毕业于黄埔军校，但是个面容慈祥的小老头，是任庄两家“地主”之一（见任庄旧事《地主儿》一篇）。当时我还见过史天敏的母亲，一个八十岁的小脚老太太，个子低，走路慢，手上拄着一根漆黑的拐杖，弯腰弓脊的。想来如果她老人家能直起腰，也不会有平常人的身高。六十年代，夏阳曾把老母亲接到北京居住过。在北京期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群“造反派”来到夏阳家里。“红卫兵”们扒出黑材料说，旧社会你们家就是地主儿剥削人，享福惯了，全国快解放了，你们家就把土地卖了，新社会你们还这么享福自在。那怎么能行呢？夏阳当时应该是被“打倒”了，他们就把当时七十岁的史家老太太剃了个“阴阳头”，并遣送回到了任庄。
其实，任庄老辈的人都说，史家对村民和善，几十年来一直谨小慎微，做人低调，在周边十里八乡口碑很好。据说史家还收藏有一把“中正剑”，任庄的造反派来搜了几次，没有搜到。史天敏说，我弟弟史天宗是革命功臣。“造反派”就矢口否认，怎么会呢？你姓“史”，人家早姓“夏”了，和你们“地主家庭”已经划清界限了，根本不是一家人。所以，蓝营村在“文革”中经过了几次大的游街批斗活动中，仍旧把史天敏当作任庄的地主之一来处理。另一个大人物李合武，那时代倒没有什么轶闻。他的老家任庄也生活着其亲弟弟李合峰一家人。只听说李合武某年某月往任庄李合峰家又写信了，信中提到了任庄的某某人了，或者任庄的人在传说李合武又升了官，上调到北京某某个机关了。
1978年，任庄李合武的亲侄女李小红去了一趟北京，一住就是一年。年底的时候，李小红回到了任庄，全村的人都挨家挨户地跑到李家去看李小红。李小红那时候也就十六七岁，任庄的村民纷纷传扬，说李小红长得怎么好看了，去北京一年，皮肤怎么白了，穿的衣服居然是红色的，比村里别的小姑娘的粗布蓝绿颜色好看多了——特别是人家姑娘头上的发卡，在蓝营村或者马营街上都是没有见过的。北京有天安门和故宫，有北海公园，有颐和园，不知道李小红是否去过哪里？村民们更关心的是，李小红这么大点一小姑娘，去北京能干啥工作呢？李合峰说，闺女是去他伯伯家当保姆，帮带小孩儿。任庄人听到这里，都会惊得掉了下巴，当“保姆”？这词一是新鲜，二是不理解。李合武那么大的干部，还要用自己的亲侄女来当保姆！ 李小红的故事在那年春节，被任庄人说了一个年节。过完年，李小红又去北京了，后来她的弟弟李小军也去北京了。从此，这一辈人就很少再回任庄，若干年以后就在北京工作安居了。 关于任庄的两个大人物，原籍与老家人脉还一直在。后来我不止在齐英杰编辑的乡镇志书上看到，之前在《宛城志》和其他宣传人文南阳的书上，都看到过关于他们事迹的记载。 
进入21世纪，农村中的变化也比较大，“村村通”政策让广大农村的公路四通八达。从蓝营村到姜园村，是一条直接横过任庄的村道路，但是从刘湾到蓝营村，从安皋街到姜园村，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水泥路，也可能是乡村道路规划的原因，唯独这条村道路没有修整。村民们因为东西两头村子都修过，独独任庄的道路还是土路。他们说，任庄的干部太“窝囊”，任庄真是个“底子庄”！他们去找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把他们的诉求又推给了交通部门。一位领导给任庄出了个主意：任庄出来过大人物呀，你们能否让史家和李家出面，夏阳和李合武都在北京是大干部呀，趁着他们还在世，让他们回老家来看一看嘛！因为南阳有这个先例，他们要是能回来，我们就想想办法，让上级政府给批点钱，相信这条道路很快就能修好！先不说叶落归根，让老干部们回老家看看，这个要求总不过分吧？由于多种原因，此动议始终没有落实成行。直到现在，这条任庄东西出行的道路就还是一条“断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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