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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吉良 | 岳父的世界

 乡土宁海 2022-08-14 发布于浙江


我的岳父

年少读书时的我,最崇拜的人是校长。三年级前读的是小学复式班,一个老师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心里还没有校长的概念。到四年级的时候,我转学到了葛家学校,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只有一个老师、一个班级的!大的学校可以有很多老师、好多班级;也知道了管老师、管全校的人叫校长。一个校长管一所学校,后来,又听说大大小小的校长上面,还有一个总校长,这个校长叫公社社校校长。校长这一称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近乎"神圣",一听到校长这个名字,就会肃然起敬。

那时,我的家乡大佳何已改称民主公社。文革“教育革命”时,各个学校都成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但这个简称“贫管会”的人,不是科班出身,不怎么懂教育,需要一个校长具体管理学校,所以校长一职并没有被革命掉。我读书所在的葛家学校,校长是何家锦老师。当时何校长四十开外的样子,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打起篮球来虎虎生威;何校长还有一手针灸绝活,那个学生肚子痛了,拉肚子了,几根银针下去,立马见好。何校长平时不苟言笑,十分严肃,我见着都感到有压力,可就是这样一位令我崇拜的校长,居然还有一个叫社校校长的总校长管着他,我想这个总校长一定更加厉害,说不定长着三头六臂呢!

什么时候能见到这样的大校长呢?我十分期待。

大概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全民主公社教育系统召开走“五七指示”道路现场会,地点在社校大操场。就是这次现场会,让我终于见到了那个大校长一一社校校长。当时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桌椅,没有角牌,也没有讲台,讲话都是站着的。班主任王老师指着台上的人告诉我说,那站在主席台上的两位,一位是公社教育干部林老师,一位是社校校长应老师。又说,应校长我们都叫他波老师,因为学校已有姓应的老师,就取了他名字中的“波”字。我一听王老师说是社校校长,眼乌珠一下睁大了,原来这位就是我盼望见到的、能管何校长的总校长呀!我得好好瞧瞧。我瞪着眼,远远地望上去,只见应校长一头浓密发亮的黑发,有棱有角的脸庞,高高挺直的鼻梁,炯炯有神的眼睛,皮肤有点黑,特别是波老师那种中年人所具有的成熟和充满朝气的神情,让我几乎感到呼吸紧张、血脉贲张。这以后,我就把应校长的形象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可惜的是,后来尽管多次见到过应校长,但都是远远地看见,没有一次是近距离接触的。在我心里,总觉得应校长作为社校校长应该比何校长更厉害,但又不知厉害在哪儿,好奇心使我很想探个究竟。

直到我在桥头胡中学读高一时,才有了一次和应校长的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记得那是课外活动时间,我们还在教室里做作业,忽然看见一个中年人骑着自行车从校门进来,应可柱同学眼尖,就大叫一声“波老师来了”,说罢,可柱冲出教室,迎了上去。波老师跳下车子,急切地对可柱说,“可柱,你帮波老师一个忙,叫上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下劳动”。可柱长长瘦瘦的,年长我两岁,曾是民主社校初中毕业班的班长,现在又是我们高中一年级的班长,他听到波老师的吩咐,立即招呼大佳何籍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出发。原来是民主社校蘑菇房种蘑菇需要菇菌,菇菌是放在封闭的瓶里培植出来的,为了方便运载,波老师考虑先把菇菌掏出来后带到学校去种,所以才叫我们同学去帮忙。我们葛家学校和民主社校毕业的二十几个同学全部去了。

现在已记不得那个地方是在黄墩公社的叶家村还是陆家村,是梅林公社的王家村还是应家村,总之是一个村庄的仓库里。仓库里堆满了培育菇菌的瓶子,其中一小堆就是卖给民主社校的菇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堆瓶子里的菇菌掏出来放到箩筐里去。波老师稍作示范后,我们便开始拿工具投入到工作之中。不一会,波老师和另外一位不熟悉的老师从门外抬进一箱汽水,然后就一边分发给我们喝,一边说同学们辛苦,喝点汽水。应校长递给我时,我有点不知所措,毕竟是我仰视已久的校长亲自给我汽水。正要说声谢谢,应可柱在旁边大声介绍说,波老师,他是万吉良,葛家学校毕业的。波老师微笑着说,你就是万吉良呀,名字早就知道!我一听波老师也知道我的名字,感到莫名的兴奋,不知如何回答。波老师看着我腼腆的样子,就热情地岔开话说,慢慢掏,别累着自己哦。我连忙"嗯嗯嗯"地点头,见应校长转向其他同学,心里仍久久不能平静。这虽是一次极其简短的对话,无非一问一答而已,但毕竟是一次语言和情感的交流,波老师关切的语言,和蔼可亲的表情让我感到作为社校校长,比起葛家学校何校长来似乎要亲切许多;如果说何校长像严父的话,那波老师就是隔壁大叔,特别让人有亲近感和亲和力,可我想的是,波老师怎么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么厉害、那么威严呀。

工作中的应校长

后来,我读大学、参加工作,就再也没有见过波老师。可人世间的事,有时真难以预料。想不到的是,十几年后,我一直想探个究竟厉害在哪儿的应校长,竟成了我要叫爸爸的老丈人,他的宝贝女儿菲菲成了我的爱人。

我再次见到波老师,是在他的家里。那时我在桥头胡中学教书,应小星老师是我的同校同事,也是波老师的儿子。农忙时候,小星会经常叫上一些年轻老师去他家割稻、种田,于是,我与波老师开始有了一次次的接触。之后我与菲菲恋爱、结婚,波老师变成了我的老泰山。特别是崇儿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小家与我的岳父母生活在一起,得到岳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呵护。岳父母对我对菲菲对崇儿的爱和好,就像一面明净的镜子,通透敞亮,让我亲身感受到了作为老师和校长、作为父亲的拳拳之爱。

我渐渐开始了解岳父的过往。菲菲告诉我,岳父是解放初期的师范毕业生,一辈子都在农村小学教书。那时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在祠堂里,办学条件简陋,家长对孩子读书也不重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低下。但岳父凭着改变农村教育落后面貌的执念,一直认真教学,努力工作,硬是做出了不少成绩,一步步从普通教师走上村小校长、完小校长、社校校长等岗位。几十年的小学教书生涯,特别是在担任民主公社社校校长和凤潭公社社校校长这段时间,他殚精竭虑,锐意创新,狠抓教育质量和师资队伍建设,多方筹措办学经费,推进学校布局调整,提升学校办学条件,做了大量工作,为改善两地的教育落后面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好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岳父教过的学生也都到了知天命之年,但我每次到这些地方,碰见当年岳父教过的学生,说起岳父的过往来,无不感恩感激,对岳父当年的往事如数家珍,念念不忘。

应校长退休那年(前排左五)

1983年,岳父提前退休,回到了家乡梅林上应村,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并没有放下,旋即他应邀又返聘到村所在的九顷小学代课。岳父卸下了校长的职位,虽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对教学工作却仍然兢兢业业,对所教学生孜孜不倦,是位称职的好老师。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应村由于选举竞争,导致严重派性,党组织涣散,村民人心不齐,梅林镇党委考虑再三,希望岳父出任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镇党委书记还亲自找岳父谈心,希望岳父发挥余热,在换届前,担任村支书一段时间,改变村组织面貌。由于岳父一直在学校教书,对村里情况不熟悉,再加上又是一个烂摊子,吃力不讨好,子女都不希望岳父出任。但岳父却觉得盛情难却,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这样岳父在退休数年后,又开启了一段新的工作,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岳父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又是一个极端负责的人,在担任村支书的几年时间里,他团结带领党员干部一心扑在工作上,在推动村级公共事业发展,处理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得到多数村民的拥护。岳父凭着不贪不占、一身正气的人格魅力和处事一碗水端平的公平公正准则,较快理顺了关系,使村里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直至村级换届产生新的班子,才算完成历史使命。

与岳父的朝夕相处,我感受最深的是他至诚至实的秉性。在岳父的世界里,人生就犹如肩上挑的担子,一头扛的是事业,教书、当校长、当村支书,无论干什么工作,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是岳父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一头扛的是家庭,家人、爱人、儿女、孙辈,他们是他的最爱,他爱他们胜于爱自己的生命,这是岳父一辈子为之忘我、甚至可以无我的全部。

年轻的时候,岳父虽然工作繁忙,仍把一个个孩子带在身边悉心照顾。那时岳母为了生计,常年在外带徒做裁缝,岳父毅然担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既当爹又当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长年的带儿挈女,使岳父成了做家务的行家里手,什么缝补衣服,烧饭洗碗,担水劈柴样样都会。菲菲很小就跟在岳父身边,一直到初中毕业,极尽宠爱,以至每次受委屈哭起来时,总是叫着“爸爸、爸爸”的,从不喊“妈妈、妈妈”。

晚年的应老师

我和菲菲1987年初结婚,1988年1月儿子崇儿出生。菲菲坐月子,有一次,乳腺管堵塞,疼痛难忍,岳父和我迎着寒风,用手拉车拉着菲菲到桥头胡医院开刀,岳父见血晕,但硬是忍着见血晕倒的危险,支撑着身子,一直扶着女儿做完手术。之后将近一个月时间,我工作忙不常在家,岳父每天拉着手拉车送菲菲到医院打针换药,直到痊愈,令我感动不已。又有一次,岳父骑自行车带小星的儿子仲文去梅林买菜,稍没留神儿走失,四处寻找仍不见人影,急得岳父直想哭,以为被人拐走了。当岳父急冲冲骑车回家,看到儿仍未回家时,仿佛象犯错的孩子,脸色煞白,神情十分紧张,弄得大家一下子慌了起来,全家人赶紧分头出动寻找,终于有惊无险。原来儿很聪明,他发现爷爷不见,并未到处乱走,而是在马路旁边站着等待你爷爷。

1989年,崇儿一岁半,我去了杭大进修。菲菲为了方便带孩子,从梅林镇中心校调到了九顷小学。一年后,远在湖州德清教书的三舅哥儿子天乐出生,岳母去了那里伺候月子和照顾孩子。带崇儿的责任落到了岳父和妻子两人身上,父女俩一边教书,一边带孩子,还要洗衣烧饭、下地干活,是最辛苦、最忙碌的时光。崇儿顽劣,又是好动贪玩的年龄,一天到晚在学校操场滚爬摸打,奔跑、玩沙、玩水、捏泥巴,弄得灰头土脸仍乐此不疲。岳父和妻子上课心吊着孩子,一下课就是轮流着照看崇儿,怕他磕磕碰碰,有个手伤脚伤的。当然岳父也感受着外甥的调皮捣蛋给他带来的乐趣,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从不叫苦叫累。

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家里分了田地。岳父又从头开始,拿起了锄头铁耙,学种田、学种地。我和菲菲周末和假期基本上住在上应娘家,于是,我成了岳父的好帮手,经常和岳父一起扛着锄头,抬着肥料,到田头种菜、种豆、种瓜、种洋芋、种芋奶。每次劳动回来,岳母已烧好了饭,岳父会斟上两杯自酿白酒,爷俩对饮,我们边喝边唠嗑,多数时间都是我说岳父听,我知道岳父有教书情结,仍在关心教育,喜欢听学校里的人事,我就说些学校与教育的事情,满足他的心思。

夏收夏种,是家里最忙的季节,岳父和仨舅哥及我作为主劳力,承担割稻、种田生活,岳母、嫂子、菲菲则负责烧饭、洗衣、晒谷等工作。全家人虽然都非常辛苦,但中午休息时间,岳父总饶有兴趣地与我们打上几副家庭麻将,打着打着,岳父的瞌睡悄然而至,经常会在出牌后即刻睡着,需要我们叫醒他方能继续,引得大家开怀大笑。如果一旦有清一色大牌听张,岳父的呼吸会明显局促,声音粗重,我们一听岳父的重呼吸,就晓得岳父有大牌要和了,警惕着尽量不放张。这种天伦之乐历经多年,我们久久难忘。

后来,大舅哥到了城区创业,我和小星也调到城区工作,孙辈们也长大了,读书、工作,平时都各忙各的事,只有周末才下去探望岳父母。岳父母清静了,但他们依然不愿意闲着,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田地上,勤快地把种菜种瓜作为一种乐趣劳作着,把收获的果实源源不断地送到城里,送到每个孩子的家里。公共汽车来公共汽车去,我们怕岳父母年纪大,不安全,劝他们不要送了,城里什么东西都有买,如果非要送,不如我们自己下来拿。但无奈岳父母不听,照旧一次次地送。每次看着岳父母渐将老去的背影,想到他们为子女倾其所有、全心付出的举动,我不禁感慨万千。

岳父67岁上,本来正是含饴弄孙,享受晚年美好生活的时候,一向身体健康的他却患上膀胱癌。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高,岳父手术后需要体外排尿,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因此内心非常痛苦,经常唉声叹气,好在有岳母的细心护理,岳父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心情也渐渐地开朗起来。这时岳父仍放不下地头生活,坚持农作不辍。随后岳父又喜欢上莳花弄草,培育盆栽。满道地的各式花草盆景,让家里一年四季都充满春的气息,岳父很有成就感,盼望着经年轮回,这些花草树木在他的精心伺候下能青绿常在,生命常青。

岳父80虚岁时,孩子们给他做了大寿,孙辈策划了富有创意的仪式,亲朋老友纷纷前来贺喜。岳父非常高兴,他对大家说,希望活到孙辈一个个都结婚,喝上喜酒。但令人遗憾的是,岳父并没有等到孙辈全部结婚的这一天。两年后,岳父经医院检查再次患上胆管癌,且已是中晚期。子女们带着岳父奔波于宁海上海之间,住院、放疗、吃药,想尽一切办法医治,希望奇迹能够出现。但无奈回天乏术,最后只好回到宁海第一医院,用营养液和止痛药来维持岳父生命、减轻痛苦。其间岳父的很多老同事、老朋友和老学生前来看望,令岳父十分欣慰,他常会紧紧拉着他们的手,饱含热泪,久久不愿放开。2012年8月8日早晨,岳父在病魔折磨中与世长辞,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事业、亲人,享年82岁。

岳父,我从少年认识,是我心中大写的应校长、波老师。作为翁婿,相处二十多年,岳父视我如己出,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的成长,给予了我很多人生教诲。岳父的世界没有绚丽多彩,没有惊天动地,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谨慎本分和对子女的挚爱、无私、奉献,是岳父的全部世界。我少年时曾好奇地要探求波老师作为一个社校校长的厉害在哪里,现在想想,岳父对事业、对工作、对家庭的担当,不就是当年社校校长波老师最厉害的地方吗?

如今岳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岳父的品德不断地鞭策着我爱工作、爱家人、爱孩子、爱人世间万事万物。

愿岳父在天堂不再有病痛,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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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万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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