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国民党南线败退始末（十）气尽镇南关：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气尽镇南关：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降落海南岛的白崇禧与先期抵岛的薛岳面面相觑，大哥莫笑二哥，两位党国战神此刻都成了丧家之犬。粤东的潮汕和桂南虽然还有部队在抵抗，但已不受薛、白二人所节制。

不过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先入为主的余汉谋、薛岳，陆续收容了一部分渡海而来的残部，又在海南到处抓民团，向老蒋谎报拥兵5万，骗了一顶海南防卫司令的帽子，开始挂牌办公，接受军饷补给。白崇禧于党国，历来职务均在余、薛二人之上，如今却要在其麾下听令，这是心高气傲的白长官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白崇禧思前想后，决定效仿余、薛，联络桂南的残部，争取在北越也搞块地盘，自己开门营业，不在海南受这个窝囊气。

桂南会战之前，白崇禧共编成5个兵团20余万人，钦州之战后，桂军主力张淦第3兵团和鲁道源第11兵团覆灭，但是黄杰第1兵团、徐启明第10兵团和刘嘉树第17兵团均有部队逃脱，初步估算大概还有5、6万条人枪。当时的越南是法属殖民地，法国人战力很拉胯，桂军虽然打不过共军，干法国人还是没问题。白崇禧急令各兵团加速向西退入北越，但是先期大迂回穿插的西路共军早已抢占崇左，桂军三个兵团被迫于凭祥、龙州、崇左一线再度与共军展开夺路血战。

这个时候，桂军的看家本领——山路溜得快，终于派上了用场。尽管共军以逸待劳，十面张网，但这些从小生长于十万大山的广西兵，一旦进山就如同猴子上树，直让追击的共军望而兴叹。共军主力一直追到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不得已停下脚步。桂军第10、第17兵团覆灭，中将司令官徐启明、刘嘉树被俘，但第1兵团黄杰所部2万余人还是侥幸逃到了越南。

有资料记载说10万大军逃入越南，据查证，这显然是混淆了概念，包含了随后广西剿匪和土改时期为躲避清算而逃入越南的残匪和相当一部分所谓“地富反右坏”人员，今日之越南华侨，概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此。当时真要有10万桂军进入越南的话，越南早已变成第二个广西。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黄杰率所部2万人进入北越后，随即被法国驻军缴械，黄杰本人被押往河内看守，余部按500人一队，被分别羁押于集中营，可谓束手就擒毫无作为。白崇禧闻讯差点吐血而亡，2万桂军，不说要你黄杰去解放越南，起码割据北越分庭抗礼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吧，怎么能如此任人摆布？白长官筹备在北越开门营业的计划自此宣告破产。

在国民政府天生软骨病的外交斡旋之下，直到1953年，这批人才被允许赎回台湾。在越南当肉票的黄杰被誉为“海上苏武”，美名传遍岛内，并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国防部长。原谅我不厚道地笑了，有这样的人当国防部长，台湾当局还想反攻大陆，恢复河山？

这里必须要澄清一下，黄杰并非广西人，也不是桂系出身，而是毕业于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是蒋校长派到桂军掺沙子的高足。

彻底成为光杆司令的白崇禧，面临何去何从的人生抉择。大哥李宗仁在飞美国之前，曾给他留下一句话：健生，如果军队打光了，万不可去台湾！

但此时的白崇禧，既不可能北上投共，也不愿意到美国当寓公，只因他心中还有一个“精忠报国”的执念。与李宗仁和黄绍竑相比较，白崇禧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在广西孤军奋战、独撑危局的时候，只有蒋介石始终给予他支持与鼓励。虽然老蒋最初承诺打通滇黔通道的话没有兑现，但后面派海空军助其争夺雷州半岛，包括派兵舰至北部湾都表达了对白长官足够的诚意。这个时候，蒋再力邀其到台湾共商大计，以图东山再起之时，他心中的戒备已完全松动，带着蒋介石那句“弟管党务，兄带军队”的承诺，欣然飞往台湾，完全把李宗仁的告诫抛于脑后。

初到台湾，白崇禧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四处发表演说，替蒋拉拢人心，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岛内开始掀起一股反思大陆失败的思潮，白崇禧的日子就每况愈下了。

桂系作为曾经最坚定的反蒋派，多次罔顾党国大局，挑起内讧，才使共产党有了可乘之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现在桂系领袖只有白崇禧一个人在台湾，那桂系干过的所有坏事都必须记到他头上。而白本人令蒋最不能原谅的，是在徐蚌会战最紧要关头，无论蒋如何打电话请求，时任华中剿总司令的白崇禧为了配合李宗仁实现逼蒋下野的政治目的，坚决扣住华中的部队不许增援徐蚌，从而导致国军会战惨败，中央军嫡系50余万被歼，党国自此就被共产党打断了脊梁，继而一蹶不振。这个罪名太大了，没有把白崇禧当即开刀问斩，已是总统格外开恩。

但白崇禧自此失去一切政治地位，被长期幽禁。再想到当初李宗仁苦心告诫他的那句话，早已悔恨得老泪纵横。

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白政治幼稚而蒋刻薄无情，至少蒋当初邀约白崇禧赴台时还是真心实意的。人有时候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当某种事故或灾难来临时，会跟身边的同伴产生一种强大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当初蒋与白共困于危局之时，两人之间就是发生了这样一种微妙的感情，但其实这是出于一种动物自我保护和寻求庇护的本能，它并不能消弭双方已经形成的隔阂，也不是真正的思想和认知同频。一旦脱离这种危局之后，双方马上就会回到原本的陌生状态。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

1965年，在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的黄绍竑不懈努力下，漂泊海外15载的前中华民国代理总统李宗仁乘机降落北京西山机场。中共领袖周恩来亲往迎接，充分释放了对李宗仁的善意和最高规格政治待遇。桂系的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桂系的政治意志仍然可以被新的中国领导人所接纳和承认，并将在新的国家政治层面发挥它的作用。这也许就是当初北平和谈归来，李宗仁和黄绍竑所密绘的一件宏伟蓝图。

1966年8月，“文革”运动席卷全国，愈演愈烈。擅长游走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黄绍竑，敏锐地捕捉到即将清算桂系历史的动向，尽管桂系领袖在抗战中的功劳不可抹杀，但1927年“四一二”清党时，桂系是坚定地站在蒋系一边，毫不犹豫地对共产党挥动屠刀。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李宗仁作为桂系的法人，不仅政治上岌岌可危，其生命安全亦未可知。此时的黄绍竑如同当年的陈布雷一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试问身心又毫无可以效力之处，其精神状态已趋于崩溃。

8月31日，黄绍竑最后一次去探望李宗仁，临别之时似乎依依不舍，反复说到“德公，你要保重”！是夜，回到住所的黄绍竑自杀。

12月2日，幽禁之中的白崇禧被仆从发现死在卧室，经法医诊断为心脏病突发。又听目睹者说，其尸身发绿，疑似氰化物中毒。

消息自海峡秘密渠道传来，黄昏时分，躺在睡椅上已日渐衰微的李宗仁，眼神空洞地望着花园之外的红墙，以及红墙之上那一片明艳的云霞。那像是一把火，把整个天边都点燃了，又像是血，在无边无际地流淌。朦胧之中，似有战马在奔腾，两军交汇，枪声、喊杀声、金属撞击的铮鸣，炮弹掀起的热浪……

夕阳西下，河山疮痍，兄弟三人并辔而行。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