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消灭了国民党政府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蒋介石在政治和外交上陷入严重孤立境地。1948年11月，蒋介石要求美国增加援助遭到拒绝。12月24日、30日，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连续致电蒋介石，要求“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随后，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与中国共产党“恢复和谈”，并要蒋“毅然下野”，以利和谈进行。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表示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的基础上，愿意与共产党恢复和谈。1月5日、14日，毛泽东先后发表《评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提出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于1月8日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也先后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在这样的形势下，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蒋介石退居奉化后，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在幕后继续操控着党政军大权，加紧部署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伺机再起。 正文 白崇禧图谋倒蒋当一九四上年六月，刘伯承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和长江中游安全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感到万分惊恐，急忙调集了三十多个师，指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设立指挥所于九江，来对付这个新的严重的局势。 白崇禧由一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来直接掌握兵权，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他的野心很大，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一个战区的指挥权。他在土江指挥所时，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将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徐州绥署（主任先为薛岳，后为顾祝同兼）两个机构统一指挥。蒋介石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没有答应他。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伪国大进行丑态百出的剧烈竞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桂系军阀如虎添翼。白崇禧利用当时风雨飘摇的局势，以指挥便利为理由，将其指挥所移驻武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高级指挥机关——程潜的武汉行营和白崇禧的国防部指挥所，面指挥权则掌择在白崇禧的手里，实际上就是走程潜和硬要武汉池盘。将介石对此毫无办法，最后只有将武汉行营撤销，调潜为湘赣绥靖公署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迫于形势下这一着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程潜，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程潜在湖南的地位来牵制白崇禧。 白崇禧取得武汉地盘后，日益图谋倒蒋，使李宗仁得取而代之。他在军事上除张淦兵团（共四个军）为桂系的基干部队外，多方拉拢河南的张轸（张轸那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信阳绥靖区司令官，有一个军和一些保安团队），鲁道源的云南部队（鲁道源那时五十八军军长）及陈明仁等（陈明仁那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陈自崽东北四平街战役后被撤职，对蒋介石、陈诚心怀不满）。在政治上则尽力拉拢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参议员。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早就存有使介石集团与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从中取利的企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白崇禧有过几次的谈话和听过他几次公开的演说，他都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的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削弱蒋介石的力量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消灭，白崇禧是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他知道蒋介石仅存的本钱，只剩下以第一军为基干的胡宗南集团，以第五军为基干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十八军为基干的黄维兵团，加上其他一些没有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他希望看到这些部队的消灭，更不愿将他已经掌在手的部队调去解围，因为这是同他的企图相违背的。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便勉强同意调走。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户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厂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到第二军了，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还有炮兵团、输送团等，全军有四万人；全系美械装备，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颇强，为蒋介石集团骨干部队之一。这个军于十二月八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九、十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其亲信干部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话，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绷绷地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难。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一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的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将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掼，用他那“波小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一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口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对我说：“这样吧，你还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区好好经营一番，借以屏障四川。可在那边新成立一些部队，你去找顾总长、林次长商谈一下。” 白崇禧力阻第十四兵团部队东调，多方留难，最后不惜采取同将介石决裂的态度，是有其深远的目的的。主要就是希望蒋介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迫蒋去职，中李宗仁取而代之。当然，他希望多掌握一些部队作为政治资本的意图也是有的。 我这次到南京，自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日，在这十二天当中，同蒋介石见面有上、八次。我十分留心地观察他的态度，他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充满悲观失望的一副可怜相的面孔。过去那种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得意洋洋的神气，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二月八日那天晚上的聚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黄维兵团的副司令官胡琏于八日上午从双堆集乘一架小飞机来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场的情况，说的都是环消息，而没有一点足以使人鼓舞的事情。将介石除了空言的慰勉而外，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换救危局，因为这时由徐州南下的杜隶明集团已被国困于陈官尘附近，从其他方面也已无可调之兵了。蒋介石于天晚上六时平约我和胡琏去吃晚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间，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及蒋经国。饭后就在那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放映了一部《文天祥》电影片。放完后，蒋介石站起来向我们点点头，便低头沉思，缓步地走上楼了。我们呆在一起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平没有说过什么话，很似李后主“尤言独上西楼，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喜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山将的宫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直逃到西昌去，被解放军追上，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迫蒋下野我于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南京飞到汉口，住在跑马场附近的一所楼房里。大约是十七日或十八日的早晨八时左右，我正在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副官慌忙地跑来对我说“总司令来了”（即白崇禧），我跑去迎接，他已经进到会客室了。他过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后，便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谈谈，”我便和他同乘一辆车到了他家里。 他引我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附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他就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己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将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公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将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说完后认真地注视我的态度，并问我的意见怎样，当时使我处在一个很为难的境地。我本来是一个不会抽烟的人，这时燃起一支烟使劲地吸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答复他说：“总司令对战局所作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为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着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一）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说：“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机会，不致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可为。这样做，正所以受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 我说：“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白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随后白就蒋介石的任用非人，指挥错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继续鼓励我，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胁迫性的意味，要我照他的意思去做。我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时已十二点，我向他告辞。 离开白的寓所后，我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到袁守谦那里去（袁守谦那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其驻在武汉侦察白崇禧的动态的），把白对我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同时我们研商后，决定或当不下车就离开武汉回鄂西去，防备白采取激烈行动，并由袁负责向白解释。就这样，我当晚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取道长沙、常德回到沙市。 事情的发展，如大家所共知的：没有几天，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不久白崇禧亦亲自出面逼蒋去职。蒋介石在其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并在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夹攻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通电宣告“引退”，并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 溪口见蒋一九阳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到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究竟当时是将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见，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我和关麟征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这个学校这时已经大部分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书报等。我们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作克。这个一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搬完了。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人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的。”他叫炊事兵弄了一些蛋炒饭给我们吃。约在下午二时，我们换乘一架小型的运输机，不到一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俞济时来迎接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把我们安顿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五时许蒋经国来邀我们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谈话很少。由于心情的沉重，也无心欣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多半是三年来失败的原因，而对前途怎样办，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七时，俞济时来说蒋约我们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沿公路上驶到一公里多后下来，在松林中循着一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一千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是修建在丛树中的一栋小平屋。我们在会客室坐下不到五分仲，蒋介石进来了，和我们点首寒暄后，便带我们到屋后去走走。出门后不到两百步，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我和关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蒋介石回礼并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后山一带散步眺望了一番，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我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关麟征并谈到李宗仁征求他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问题，向蒋请示。随后蒋介石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象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金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情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利后到各大城官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二）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竞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活，就应该坚决违进行反驳。 上述两段话，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足足地讲了半个钟头，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帝国主义给他的援助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原文注：我当时曾参加那次扩大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他不愿担任总统的意见后就退席了。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登台的是CC派的潘公展、萧诤等人。刘公武发言主张接受总裁不信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利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 CC派喽罗们气势汹汹的咒骂。戴季陶以元老身份登台发言，他几乎是以教训的口吻斥责主张“总裁不担任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他力言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这样，拥蒋登台派在会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推张群、吴铁城等五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欣然接受，抱笏登场了，可见蒋介石当时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话，只是一种姿态。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恼羞成怒，转过来责怪当时劝驾的人。戴季陶于是年二月在广州服毒自杀，与此事有关，确否尚待查证。)，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岐，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面要好得多。” 蒋介石讲完他原来准备要对我们说的一大篇话以后，稍为停息了一下，喝了几口白开水，接着对关麟征说：“我离南京前，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谈过，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何以尚未发表？坐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这是他们企图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适宜。”蒋介石随即对我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为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说完后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叫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去找前济时来。没有几分钟俞济时就进来了，蒋介石嘱咐他编几本专用密本交我带去交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我和关麟征随即向蒋告辞，偕俞济时一道下山，约等了半个钟头，俞济时把三本密码本交我带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百军军长蒋当翊，并要我对他们说今后可常和总裁直接联系。 上述这些情形，都是蒋介石形式上下野，幕后操纵一切的实际例证。 我们乘一架专机于正午在奉化机场起飞，下午一点多钟到了上海。商得飞行员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门酒店。晚间上海市政府秘书陈良来看我们。他原在军政部任军需署署长，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饮酒，会讲笑话，任何一次聚会，有他在场，是不会寂寞的。但这次一儿面就唉声叹气地说：“完了完了，我们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经完全丧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终了！” 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我们回到了商京，一同去见顾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见蒋经过。谈到关于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二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同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因此，关麟征之任陆华总司令，延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才实现。在当时，陆军总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尚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见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资料来源：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