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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医疗计划” 德国党卫军与盖世太保虽然都为希特勒服务,但是这两个特务机构为了各自的利益存在很多矛盾,它们争权夺利,抢夺地盘,有时为了邀功请赏,还互相打压。利贝尔就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展开情报收集工作,为苏联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有一天,施伦堡别墅的值日官打来电话,叫利贝尔马上去。警卫让他把车一直开到湖边去。他下车后,走在两排高大的栗子树中间的路上,他看见在树林深处有两个人:施伦堡和一个穿着考究制服的客人。那位客人背对着他。施伦堡叫了他一声,挥手示意让他过去。 利贝尔走过去才认出,原来那个客人是希姆莱。他向希姆莱行军礼。施伦堡笑着说:“利贝尔,党卫军全国总司令很想认识你。我们把你叫来,是要给你一项新任务。不过,遗憾的是,你又要去同盖世太保打交道了。”施伦堡接着说:“你必须把盖世太保派往国外的主要人员的名单搞到手……” 希姆莱在一旁补充说:“是指战后从事秘密工作的那些人……”利贝尔又行了一个军礼,表示一定完成任务。看来德国人已经知道无法逃避打败仗的命运,正在为战后的间谍工作做准备。利贝尔告辞时,施伦堡悄声说:“总司令对你的工作表示满意,希望你这一次不要使他失望!” 一天晚上,利贝尔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偶遇谍报局里的熟人哈克中尉。哈克曾经是东线司令部的报务员,有一次,他所在的地堡被苏军炮弹击中,哈克被炸伤后卡在地堡倒下的几根横梁中间。当时,利贝尔正跟党卫军一批高级军官视察前线。幸亏利贝尔把哈克拖出来了,否则他就会被压死。因此哈克非常感激他,但是哈克不知道,当利贝尔在帮他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背包中的密码本拿走了。这事过了整整两年时间,那天夜晚他们在咖啡馆巧遇,哈克认出了利贝尔,他非常激动,紧紧拥抱了利贝尔。 哈克现在穿着盖世太保少校的制服。看来他已离开国防军参加了盖世太保，而且混得不错这对于利贝尔来说,简直是天赐良他救命之恩了。那个夜晚,他们坐了很久,一边喝酒,一边倾心地交谈着。哈机哈克现在可以报答克是一个毫无心机的人,他大谈自己在盖世太保里的地位。 哈克现在在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工作,他住在柏林市郊一幢有花园的房子里。几天以后,利贝尔应哈克邀请到他家去做客。坐在陈设豪华的客厅里利贝尔可以看出,哈流克的实在盖世太保里享有特殊的地位。 利贝尔欣赏着客厅里的昂贵的艺术品。哈克高兴地对他说:“亲爱的利贝尔,所有这一切跟这个房间里的一样东西相比,都算不了什么。”他把利贝尔叫到客厅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前。哈克打开箱子,只见里面有一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档案。 “你看看这是什么,可能对你有用…”哈克平静地说:“在这些档案中有海德里希的最机密的名单。当他在布拉格被打死以后,这些名单被收存起来并加上了铅封。名单里面有帝国首脑们的档案,从元首起直到缪勒。你知道,海德里希这个人拘泥于细节,办事一丝不苟,他喜欢一切都在手头。” 哈克笑着说:“现在,我是这只箱子的主人。居领导地位的纳粹主义者的从出生到今天,我全知道！” 利贝尔故意开玩笑说“你是否准备写回忆录？” 哈克郑重其事地说:“我准备明天去见缪勒!缪勒想让我也成为他的医疗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我不干!”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利贝尔:“利贝尔,拿着!这只箱子也属于你!这就算是我报答你救命之恩的,我知道这些对你很有用......' 说完他站起身,从卷宗中抽出一本比较大的相册,他打开一页,上面有张照片。哈克用手把这3张照片的次序打乱,然后示意利贝尔看一看。利贝尔边盯着照片,一边说:“最后一个和第二个相像,像是双胞用胎。但是,第一个......” “没错,利贝尔,这就是缪勒的“医疗计划!”哈克说着,拍着利贝尔的肩膀。接着,他依次指着照片说:“第一张是盖世太保的一位上校,第二张是达豪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人,第三张还是那位上校,只不过进行了整形手术使他和那个犹太人看起来就像孪生兄弟!” 哈克又翻了几页,每一页上也都有3张照片,随后他合上相册说:“这里面有700个这样的面貌相同的人。你现在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吗?利贝尔恍然大悟:“缪勒在准备自己的地下工作人员。”哈克点了点头,继续说利贝尔,如果明天晚上我不在家里,你再等一天,那时你就打开箱子!” 利贝尔问:“什么意思?”哈克说:“很简单,缪勒想让我扮演犹太人。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就把全部档案交给你的上司施伦堡,他会奖励你的。”利贝尔捏着手中的钥匙,不再多问,把它放进口袋。 缪勒的这个“医疗计划”确实做得天衣无缝。他让那些与被消灭的集中营犹太人长得相像的军官,接受专门的整形手术,做犹太人的替身。他们只挑选已经断定没有任何亲友的那些集中营犯人,作为实施计划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亲属都被打死了,战后他们获得自由,再露面就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了。每一个这样的“替身”,除了各种证件、私人的东西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各种细节外,还有从集中营里获救或逃跑的“故事”。盖世太保的那些一丝不苟的专家们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显然,缪勒已经预料到这场战争将输掉,他正在着手准备盖世太保的地下活动网。这个活动网由1000名特务组成,他们将被秘密地派往世界各国。 为了使利贝尔更信服,哈克问道:“你认识京特尔少校吗?”利贝尔点了点头。哈克怪异地笑了笑,接着说:“他死了!”哈克继续说“上级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柏林受到轰炸后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们都去参了葬礼,并献了花圈,有人致了悼词,他的老婆孩子哭哭啼啼。我很喜欢京特尔这个人,所以晚上我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把留在我这里的嘉奖证件送给他的家属。” “我去他住的别墅时,他的家人正在吃晚饭。他们看见我来了都感到惊奇,我同样感到奇怪。因为他们的情绪都很好,难道在京特尔死后不久就该这样开心吗?我把嘉奖证件交给京特尔的老婆,突然我发现烟灰缸里还有一支正在冒烟的雪茄。我知道,在他们全家人中间只有他一人抽雪茄!”哈克笑了一笑“原来棺材是空的!京特尔就是“医疗计划’中的一个!” 第二天晚上,利贝尔从自己住处打了两次电话到哈克家里,没有人接电话。难道真的像商定的那样,等到明天?可是,到那时候可能已经晚了。如果缪勒把他干掉了,盖世太保也会找到哈克的住处的。如果今晚去,又可能落入圈套,利贝尔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立即前往。 他开车到哈克住的那条街,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他然后,走出汽车,慢慢地步行到大门口,看到窗户一片漆黑,花园里寂静无声。哈克果然不在家。利贝尔又回来把车直开到大门口,弄开大门,把车开到直通正门的小道上。当他确信附近没有人时,就打开门,但没有开灯,摸黑走了进去。他拉开窗帘的一角,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然后,他很快跑进客厅抱起那只箱子,出了正门,把它放进汽车里,赶回家。 回到家,他从箱子里拿出那本大相册,用缩微相机把相册上的照片依次拍下来。然后,他撬开地板,挖了一个洞,把箱子放进去,又遮盖好,直到天亮才忙完。他不可能把这一大箱材料运交给莫斯科总部,但是他可以保存这批材料,等红军一进入柏林就交给红军。那时,这批材料将变得非常珍贵,可用来彻底揭露纳粹分子的罪行。 然而,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快把那卷摄有面貌相同的人的缩微胶卷送往莫斯科,以便及时搜寻盖世太保未来的地下特务。然后,再把相册原件交给施伦堡。施伦堡一定会为这份极其珍贵的材料感到高兴的。这样一来,利贝尔自己也会得到施伦堡的更大的信任,为今后的活动提供方便。 第二天,利贝尔开着车,顺便到接头人一—报贩那里去,把给莫斯科的缩微胶卷交给他。忽然,利贝尔看到报纸头版登了盖世太保少校哈克的讣告,讣告说,哈克少校“由于车祸受伤突然去世”。照片上有汽车相撞的场面、撞坏的汽车和哈克的尸体。 哈克是真的死了,还是他接受了缪勒的建议,成了“医疗计划”的一员,做了整容手术,作为“犹太人”被派到欧洲某个国家去潜伏?这对于利贝尔来说,也是个不解之迷。 挫败和谈阴谋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节节败退。希特勒在军事上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纳粹分子越来越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了。因此,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缪勒和纳粹党的机关首脑鲍曼都在想方设法通过瑞士和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同西方列强的代表进行接触。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也积极运转起来了,目的是彼此阻碍,要独自抢先进行谈判。利贝尔探听到这一情况,他觉得这对于苏联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于是,他加紧这方面情报的收集工作。 一天晚上,他刚要离开亭里希的住处,就听见有人在按门铃。进来的是位德国国防军上校。亨里希介绍说:“这一位是在总司令部工作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当年是我父亲的朋友。”亨里希又说:“伯爵在突尼斯前线受了伤,现在是后备军参谋长。”接着亨里希又向他介绍了利贝尔。 利贝尔当然要留下来听他们谈话。他们谈的大部分内容是东线问题。施道芬堡走后,亨里希说:“希姆莱和鲍曼手下的人,以及缪勒的特务都竭力想在瑞士同美国情报机关头子杜勒斯秘密和谈。”利贝尔大吃一惊:“在瑞士?同杜勒斯?”亨里希点了点头。并说:“不只是施道芬堡,许多纳粹分子都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正把帝国引向灾难!他们不愿意为他效力了,想要他的命。” 当晚,利贝尔就向莫斯科报告了德国军官在瑞士采取的秘密和谈行动。莫斯科指示利贝尔要随机应变,争取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挫败德国企图和谈的密谋,同时及时把有关情报发回莫斯科总部,以揭穿美国私自与德国秘密和谈的阴谋。 几天之后,施伦堡和利贝尔从专门的备用机场起飞,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施伦堡此行的任务是会见瑞典国王的侄子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通过这位伯爵同西方建立联系。施伦堡不想让缪勒或者鲍曼的代理人觉察,因此让利贝尔秘密地伴随。他们分开居住,利贝尔住旅馆,施伦堡住在德国大使馆。利贝尔要等待施伦堡的电话通知,然后才去“陪伴”。 伯纳多特是瑞典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这一头衔使得他能够同各国代表进行接触。希姆莱的助手施伦堡就是通过红十字会与他建立了联系。伯纳多特还是属于摩根财团的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瑞典分公司的经理。这样,他同美国政府也有联系,美国政府授权他同希特勒分子进行秘密谈判。 在大使馆里,施伦堡得到消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同瑞典人建立了联系。当天晚上,他的一名使者将携带重要文件乘专机前往柏林。第二天中午,施伦堡跟利贝尔在酒吧碰头。他不容置疑地对利贝尔说:“现在,你听好了。我的手下会送你去机场,你乘坐专机回德国。在这架飞机上,我们的人只有你和驾驶员两人。然而,驾驶员不一定靠得住。如果飞机不在我们的备用机场降落,而是继续飞往柏林的话,你就把携带文件的那名官员干掉,把文件拿到手。那名官员由里宾特洛甫手下的4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陪同。我相信,你能打败他们!如果你还活着,你就跳伞!” 利贝尔问道:“如果驾驶员在备用机场降落?”“那样的话,你就按兵不动,别的人会负责这件事。”施伦堡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项任务需要利贝尔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施伦堡派人把他送到机场。飞机里只有6名旅客: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官员,他拿着一只公文包,4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还有利贝尔。利贝尔在施伦堡手下的人给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在同一行前面的座位上,坐着那名官员。如果使用无声手枪的话,很容易把他解决掉。护送人员坐在另一边,他们能很好地观察到利贝尔的一举一动。 飞机很快就到了德国上空,利贝尔不知道驾驶员是否遵照施伦堡的命令办。他不时偷偷观察那些护送人员的举动。当飞机飞到专用机场上空时,利贝尔握紧无声手枪,如果驾驶员不降落的话他就准备动手了。 正当他紧张地计划着如何采取行动时,飞机开始降落了。飞机刚在跑道上停下,飞机上的人还没站起来,就听到了骇人的排枪声,子弹准确地击中随行人员和官员所坐的地方,五个人立即丧命。利贝尔吓得不敢动弹,他紧张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是施伦堡精心安排的,显然,狙击手对飞机乘客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能弹无虚发。利贝尔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 几秒钟后,利贝尔回过神来,从那位官员的位置上拿起公文包下了飞机飞机舷梯两旁,站着两排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一个土兵把他带到离飞机不远处的一辆汽车,把他送到希姆莱的防空隐蔽所。一名党卫军军官把他带到一间陈设舒适的大房间。希姆莱和施伦堡正坐在安乐椅里聊天。看到利贝尔进来施伦堡满脸堆笑,满意地说:“我向党卫军全国司令保证过,你肯定会完成任务的!”利贝尔把从飞机上拿来的公文包递给施伦堡。 利贝尔及时把纳粹德国试图与美国和谈的情况上报了莫斯科。不久,苏军日益逼近柏林,纳粹德国的末日来临了。在攻克柏林的炮火声中,党卫军领袖纷纷撤离,利贝尔神秘地失踪了。他在德国充当苏联主要情报人员这一危险而重要的使命显然结束了。 几天后,一架军用飞机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一名旅客走下飞机,他就是阿贝尔。他的妻子和在战争期间一直与他保持无线电联系的莫斯科总部负责人在机场迎接他。 美国之行 二战结束后,虽然纳粹德国已经土崩瓦解,但是,阿贝尔的间谍生涯并没有到此结束。1946年,阿贝尔接受了去美国的新任务。他的掩饰身份是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职业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 他先在加拿大适应了两年,于1948年11月15日,拿着美国公民安德烈 卡约蒂斯的护照在纽约港登岸。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但他对组约非常熟悉,而且英语讲得很好,没有人怀疑他不是美国人。他在百老汇附近的家便宜旅店里安顿下来。他必须这么做。作为一个刚从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回来四的收入微薄的美国人,他必须生活俭朴并尽快挣些钱。 阿贝尔多才多艺,会吹长笛,会弹吉他,还会跳舞,因此他利用百老汇的便利条件,开始了演艺生涯:在百老汇和布鲁克林当杂要游艺场的演员。阿贝尔为人诚恳,直率开朗,对人宽厚,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能够很快就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喜爱,因此他成了那家小旅馆最受欢迎的客人。 慢慢地,他在这家旅馆里开始同自己情报网里的特务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并把情报网逐步扩大到美国各地。不久,他就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在北美的主要负责人。 有一天,这位惹人喜爱的“演员”退掉了旅馆里的房间。他说,他不想在百老汇挣这点“辛苦钱”,而想试试摄影行业,因为他爱好摄影,曾经是一名艺术摄影师。就这样,游艺场演员安德烈·卡约蒂斯于1952年搬进了法尔顿街第252号,摇身变为画家和艺术摄影师,改名叫埃米尔·戈德富斯。他在5层楼上布置了一个工作室。马路对面就是美国司法部大楼。他可以从自己的窗口直接观察到进出这幢重要大楼的美国高级官员。 戈德富斯凭借他的独特魅力,很快就在新环境中结交了许多朋友。比如他的邻居柏特·西尔伯曼就很喜欢他。西尔伯曼是一位画家,他们的工作室紧挨着。因此他们交往频繁,互相借用颜料,有时候还请同一个模特儿。戈德富斯虽然也画画,但是他不愿出售自己的作品,主要靠当艺术摄影师来挣钱过日子,他好像从来不关心能不能挣到钱。 戈德富斯偶尔也离开纽约,有时,一离开就是个把月。走前,他总对西尔伯曼说:“我要逃避纽约这个牢笼,到大自然里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景色。”其实,他是借机去视察各个情报活动点,并从分布在美国各地的特务那里收集对莫斯科有用的情报。戈德富斯把自己的身份掩饰得很好。直到1957年6月21日那一天,化名为埃米尔·戈德富斯的阿贝尔终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并逮捕了。 早在195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了线索,起因是一枚5美分的硬币195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詹姆斯·博扎的男孩,在挨家挨户送报纸有些人付给他的是5美分硬币。詹姆斯蹦蹦跳跳地走在马路上,不小心让一枚5美分硬币掉下来滚走了,他追上去,一脚踩住。他拿起这枚硬币时,惊讶地发现这枚硬币裂开了,而且像一个小盒子一样可以关上,硬币里面装着一小卷微型胶卷。 詹姆斯把这枚好玩的硬币给他姐姐看了,而他姐姐的未婚夫是警方的一名特工人员。于是这枚硬币就被送到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分析员把那卷微型胶卷冲出来后,发现上面写着一系列数字。事情表明:在布鲁克林某个地方有一个间谍在活动,由于不经心,他把这枚硬币花了,而这枚硬币本来是用来装微型胶卷的。可是联邦调查局无法查到这枚可疑的硬币是谁给詹姆斯博扎的。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5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速捕了苏联情报部门的几个特务。其中有一人名叫雷诺·赫哈伦。美国警察使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把他策反了。这个雷诺就是阿贝尔的助手,他整天花天酒地,胡作非为,阿贝尔曾经警告过他,可是他竟然不以为然! 雷诺交代了一些情况,最重要的是“马克”(阿贝尔的活动代号)这个名字,雷诺说,此人就是他们的总头目。他无法提供更详细的材料,因为马克十分谨慎,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地址。雷诺说,只知道他住在布鲁克林。 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又想到那枚5美分硬币。在布鲁克林,围绕小詹姆斯卖报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缩小范围。不久,面家埃米尔·戈德富斯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然而,当FBI去工作室找他的时候,他又外出了。 赫哈伦和他的小组被捕后,阿贝尔感到他自己有可能被出卖,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到布鲁克林的工作室。不过,联邦调查局还是在马路上的一家叫“莱塔姆”的小旅馆里找到了他。“莱塔姆”旅馆是一家供收人微薄的职员和领养老金的人住宿的小旅馆,那里可包伙食。警察查阅了许多旅馆的旅客登记簿,也没有放过这一家。 在这家旅馆里,有一个名字引起了联邦探员的怀疑:马丁·科林斯。他出生证号码是31024,而这个号码是属于一个叫伊米莉亚·弗曼的女人的,她已在6个月以前死去。这说明,科林斯拿的是伪造的证件。其实,这个马丁·科林斯就是阿贝尔。他从外地回来后,发现风头没过,不敢回原来的住处,就伪造了一个身份证,在“莱塔姆”旅馆住下,观察情况。 6月21日早晨7点钟,阿贝尔正在纽约“莱塔姆”旅馆里睡觉,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冲进了他的房间。他们出示证件后建议阿贝尔跟他们合作,如果他不同意,就得戴上手铐离开这间房间。阿贝尔说:“我不清楚你们谈的合作是指什么?”就这样,他们谈了30分钟,联邦调查局没能说服阿贝尔。最后,个人出示了纽约移民局签发的逮捕令,理由是阿贝尔非法居留美国,未向该局登记。 阿贝尔后来回忆说,他在被捕的前一天夜里同总部进行了一次无线电联系,密码本就在旅馆房间里。那里还藏着其他一些东西。要在6名特工人员眼皮底下销毁这一切是很困难的,但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低要求”:要不惜任何代价销毁密码和夜里刚收到的那份无线电报。 密码很小,销毁密码并不难。他把密码捏在手里,说要上厕所,在一名特工人员的密切监视下,把密码放到水中冲掉了。那个写有无线电报的字条在桌子上一堆白纸的下面。审问结束后,他们叫他收拾东西。他趁机从那堆纸下面抽出那张字条,然后不动声色地拿它来擦颜料。画板擦干净后,他就顺势把字条捏成一团扔了。遗憾的是,没能销毁其他证件。不过能销毁密码和无线电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联邦探员给阿贝尔戴上手铐,带到汽车旁,让他坐在司机后面。他身边坐着移民局的一名特工人员,前面坐着另一个。阿贝尔开始考虑如何销毁一个重要证据,他的领带的别针中还有一小块很薄的相机底片,拍有关于一个重要问题的报告。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他装成整理领带,把别针拿下来。身边的那个特工人员发现后,立刻从他手中拿走别针,想也没想就把别针打开了。他一打开别针,那一小块底片就无声无息地掉到车厢里了。那个特工看了看别针,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它还给了阿贝尔。阿贝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所有密件都已经安全处理掉了。 法院为阿贝尔指定的辩护人是丹诺万。丹诺万不仅仅是一位律师而且是一名间谍,从第一次与自己的当事人见面起,他就不错过任何机会,通过提出忠告和建议,不停地提醒阿贝尔,他可以选择同美国政府建立合作。美国人甚至开出了每年付给他11万美元的天价,当时人们的工资不过是每月100多美元阿贝尔不为所动,冷淡地说:“不!”后来,美国人才知道,苏联人给他的报酬是这个数目的10倍!当时是50年代! 在宣判的前夕,丹诺万给拜尔斯法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为了美国的利益应当保留鲁道夫·伊凡诺维奇·阿贝尔的生命。美国有许多公民在国外,在苏联的“相应级别”的美国人很有可能被逮捕,到时候可以拿阿贝尔交换美国人他写道,关于此事,他同华盛顿的“有关”机关,包括司法部谈过话。法院采纳了他的意见。 于是,阿贝尔开始了铁窗生活。在狱中,阿贝尔情绪冷静,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苏联会营救他的。果然,4年零8个月之后,机会来了。 尾声 1961年5月1日,美国报纸的国内版上有一条简短的报道,一架U-2型气象飞机迷失航向,进入苏联上空,被苏联击落,驾驶员鲍尔斯失踪。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四大强国政府领导人会晤的前夕。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西方没有人知道,而苏联方面保持缄默。因此还不清楚飞机是迷失方向,还是故意开到苏联上空,是在边界上被击落的,还是在深入苏联领土上空被击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知道U-2飞机的这些特殊飞行任务的,因此他忧心忡忡。 5月5日,赫鲁晓夫宣布了一条消息,声称U-2飞机是间谍飞机,并谈到了这次飞行的不光彩的下场。这一下,美国上下一片惊慌。但第二天,美国媒体对击落U-2飞机的最初的报道做了补充,《劳动报》上发表了被击落的飞机的照片。最后,莫斯科宣布美国驾驶员鲍尔斯还活着,他已交代了U-2飞机间谍任务的许多情况以及飞机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被击落的。 华盛顿政府无可狡辩,被迫承认U-2飞机是从事间谍飞行的。最初没有提到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这次间谍飞行,接着发表了由国务卿赫脱签署的份新闻公报,公报披露了总统批准U-2飞机搜集情报,包括在苏联上空飞行的事实。 这时,华盛顿炸开了锅,争论焦点是是否建议进行交换。联邦调查局仍希 望阿贝尔会为美国服务,因此反对交换。中央情报局的人,则想把自己的驾驶员换回来,以便了解1961年5月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苏联人到底用什么秘密武器击落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最高的间谍飞机的。 1962年2月的一天,阿贝尔的辩护律师丹诺万又来了。他告诉阿贝尔美方代表一直在同苏联大使馆代表进行会谈,现已商定一小时以后进行间谍交换。交换将在波茨坦附近苏占区和美占区会合处进行。跟阿贝尔一起从美国来的那位FB官员对阿贝尔说:“上校,难道你不担心他们会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阿贝尔笑着说:“为什么?我问心无愧,有什么可担心的?”那位美国官员说:“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还有机会!”看来联邦调查局实在是太希望和阿贝尔合作了。 汽车在苏占区和美占区交界处停下,那是一座大铁桥的中间,桥头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德文和俄文写着:“你现在进入美占区”。苏方有人走下车,同站在那里的一个人交换了几句话,然后示意,让美方人员过去。阿贝尔认出来了,那人是一位老同事。在另两个人中间站着个头高高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 苏联代表大声地用俄语和英语喊着:“交换!”美国代表威尔金森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文件,很快地宣读,证明阿贝尔已获释。阿贝尔跟威尔金森握握手,然后与丹诺万告别。他从容地走过两个地区交界处的白线。同时,鲍尔斯向美方走来。苏联同志拥抱了阿贝尔,他们一起走向苏联部分,坐进汽车,来到一幢不大的房子面前,他的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他。 阿贝尔在美国的14年的情报工作到此结束。回到苏联后,为了表彰阿贝尔的卓越功绩,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阿贝尔一枚列宁勋章,并送给他“苏联英雄”的称号。阿贝尔从间谍活动的第一线退下来后,没有消极在家里养老,而是积极从事间谍的培训工作。他总结自己几十年从事间谍工作的技巧和经验,并传授给后人。 1971年,阿贝尔病逝于莫斯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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