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叶挺悲剧的一生该如何评价？

身为军长的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要负什么责任呢？他又能负什么责任呢？

讽刺的是，叶挺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是在国民党时期。那时，他是北伐名将，是在短短一年内便由团长到师长再到副军长的军中宠儿，是一颗在国民党系统中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

而他流离失所的坎坷命运，却是从跟随共产党开始的。

南昌起义败退，逃亡香港。广州起义失败，他代人受过，受到不公正的指责，一怒之下又流亡德国。

加入新四军，也是蒋介石下令，而共产党方面却疑虑重重。身为新四军军长，却是有职无权，四次辞呈，两次出走；他对新四军的战略思路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却受到项英的压制，无从施展。

在项英离队出走后，带领全军突围的重担突然压到了他的肩头。可他并没有战胜自我，采取了集团突围的策略，最后陷入固守一拼的困境，致使新四军在数天的战斗中消耗殆尽。

但这个决策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他当初面对着坚若磐石的武昌城，也是以勇敢无畏的精神攻上了城头。那怕在南昌起义的败退途中，他也是以一腔孤勇，率军突破了敌人的拦截。

虽然新四军已经四面被围，但在石井坑守备战之前，他手中可用的作战部队至少还有三千多人。以三千多不弱于北伐军、南昌起义部队的精锐之师，在重围中撕开一个缺口，在当时来说，谁敢说绝对不可能？

当突围无望时，他仍然没有放任部队分散突围，却向中央做出了“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的带着玉石俱焚的决绝情绪。

我相信，他在做出这个保证时，广州起义的阴影应该会浮现在他的眼前。

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这一路线的产物，目的是继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之后，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来证明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正确。

叶挺直到广州起义前夕，才秘密潜入广州担任了起义军总司令，但实际的指挥者却是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纽曼。

叶挺从开始就对起义不抱太大希望，因此，起义部队夺取广州后，叶挺主张撤出广州，部队转移到群众基础更好的陆海丰。但纽曼却大骂叶挺动摇，说起义的任务应该是“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在张发奎的反攻下，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牺牲。

但在莫斯科追究失败责任时，叶挺却承担了一切罪责，所有人都指责他“对胜利缺乏信心”、“软弱”、“表现消极”等，最终受到留党查看的处罚。他不善辩解，一怒之下，脱党而走，流亡德国。

有广州起义的前车之鉴，在皖南事变中集团突围无望之后，叶挺选择“拼一死”而不是及时“分散突围”，或许就可以被理解了。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难道不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在进行决策吗？已经踩过一次的坑，难道还要再踩一次？

所以，我们拿着已成事实的结果来指责叶挺“只会打正规战”，是不是缺少了公平和客观的态度？

至于叶挺与新四军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惯，更是无可指责。他本就生于中产之家，又是在等级森严的北伐军中担任要职，之后留洋多年，养成这种在当时看起来有些“洋气”的生活习惯是很自然的事。

谁没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呢？

并且，身为中将军长，叶挺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是基于他的薪水和正当待遇。并没有利用手中职权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还让妻子李秀文自筹资金，为新四军购买了大量的枪支、药品。以至于日后他在狱中时，家中生活困苦不堪。

没有权力，却要承担责任的尴尬处境，如同一个魔咒一般，使叶挺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但他悲剧的一生，却是干净的、纯粹的、为自己的信仰战斗的一生。

如果他留在国民党系统中，或许已经就任某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如果他在两次出走中，接受蒋介石的拉拢，也能得到战区副司令长官或高级行职闲职的位置。尤其是被囚时期，他的核心罪名是不守军令。但事实上新四军名为北移实为南进也的确是项英下的命令，他可以说是代人受过。他只要按照蒋介石所说的，如实供述，发一纸声明，不但能早日恢复自由，甚至还能“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修养，你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但他没有。他以一个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始终如一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都未必能保持的气节。

但可以告慰他的，则是他用实际行动通过了考验。所以，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营救他的行动。1945年，他刚一出狱，便再次加入了共产党，为他悲剧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袁国平、周子昆等人要负什么责任呢？他们能负什么责任呢？

袁国平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分别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过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之后参加了长征。在陕北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第2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1938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毛泽东向项英介绍袁国平时说：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周子昆曾加入过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北伐期间，在叶挺独立团麾下先后擢升为连长、营长，并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中央苏区期间，周子昆虽然工作频繁变动，但他依然表现出可贵的服从精神。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危受命，调任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师长。在红军连接受挫的情况下，打击和消灭敌人，初步扭转了赣南战事的被动局面。

毛泽东作《清平乐·会昌》中“风景这边独好”，隐含着对赣南局面的赞扬。

之后，红九军团突破湘江后，二十二师左冲右突，伤亡惨重。周子昆负伤后，率余部突出重围，追上了主力。但李德却斥责他临阵脱逃，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是毛泽东亲自把他保下来。直到遵义会议后，才复出任红五军团副参谋长。

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周子昆随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协助朱德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1937年12月，周子昆便以副参谋长身份来到新四军，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朱德评价周子昆是：原则性强，刚柔并济，有勇有谋，是个难得的将才。

从他们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俯首帖耳、不分是非、不顾革命利益的人。可是，在皖南时期，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都到哪里去了呢？怎么就表现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了呢？

周恩来在第二次把叶挺劝回皖南时，在东南局主持会议，亲口说过，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好叶挺，可以对项英展开党内批判。

但身为东南局委员、新四军军分会委员、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和新四军副参谋长的周子昆，却依然什么也没有做。

新四军在江北重建军部后，以陈毅为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在他们身后，粟裕、张云逸等人的才华在历史上熠熠生辉。而项英在皖南的三年间，历史却没有记载下袁国平和周子昆等人，有过什么突出的贡献。

到底怪谁？

7天的战斗结束了，历史却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