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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可以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关涉如何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涉如何正确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当代社会主义性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读和分析《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含初稿、二稿、三稿和四稿等）的写作背景、目的与理论核心，可以得出马克思认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存在着不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而径直走向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所趋向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机会，俄国抓住这个机会的必要条件就是放弃继续走1861年开始走的瓦解俄国公社的道路的观点。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含初稿和二、三、四草稿及正式稿）中，对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是否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刻分析。深入研究梳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可以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关涉如何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涉如何正确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当代社会主义性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准确解读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有关文本 在恩格斯于1885年就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关于价值转形问题解法的有奖竞猜邀请发出之后，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蒂贝林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脱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原著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而对《资本论》第三卷的价值转形理论采取捏造一个所谓马克思的固定不变的利润率的方法，并且从自己的狭隘视角议论马克思的固定不变的利润率理论应该如何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加以修正。针对斯蒂贝林凭空杜撰固定不变的利润率的错误，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批评道：“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1](P26)我们认为，恩格斯对于斯蒂贝林的批判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究竟怎样才能不误读、不曲解经典作家的文本，充分利用经典文本思想来进行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在思想理论界早已取得了共识并且形成了一般学术规范的问题。按照学术规范，解读一个经典文本，首先要对其写作背景、写作目的或者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做一个基本的考察，然后再阐述文本的核心思想、论证过程和研究结论等各项内容。只有遵守这样的学术规范，才能保证解读能够准确地反映文本的基本思想，不至于出现大的方向性错误。然而，最近我们发现一些解读马克思晚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含初稿、二稿、三稿和四稿）的文章出现了误读。由于这种误读对于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本文试图从写作背景、目的与理论核心的角度，从如何破除文本阅读的理论障碍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这两个文本的思想内涵进行再研究，以便更好地运用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 1.《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写作背景、目的与理论核心 1872年春，由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俄译本在圣彼得堡出版，俄国理论界围绕《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资本论》对于指导俄国社会改造的意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挑起这场论战的是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尤·茹柯夫斯基，他在《欧洲公报》1877年第9期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该文从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理论等方面尖锐地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于茹柯夫斯基这篇文章的挑战，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思想家纷纷参与论战。其中，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就是在这场论战中针对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而站出来以维护马克思理论的立场替马克思辩护的文章。米海洛夫斯基比较正确地理解了《资本论》具体理论，反驳了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理论阐述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米海洛夫斯基说：“在《资本论》第六章有一节题目是：'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马克思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初阶段的历史特征，但是给出了整个哲学—历史理论”。[2]米海洛夫斯基不仅将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普遍化为“哲学—历史理论”或者“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而且他还把这个哲学—历史理论直接应用于解释俄国。他说：“原始积累只是形式上改变关系，也就是从奴役奴隶和农奴到奴役雇佣工人，同时剥夺直接的生产者，也就是消灭建立在私人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2]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就不仅庸俗化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且还把马克思推向了与民粹派对立的、主张俄国公社必然要解体的自由派立场。马克思不能容忍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种曲解，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去信，试图澄清《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不是所谓的“哲学—历史理论”或者“一般历史哲学”。在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是同意和支持民粹派主张的。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行文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是有具体分析的：一方面马克思批评他不能从方法论的高度认识“原始积累”在《资本论》中所处的理论地位，将仅仅适用于说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特殊性的东西，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来没有列举过俄国“原始积累”的例子。米海洛夫斯基不明白这一点，他不顾《资本论》的这一逻辑，非要到不存在俄国“原始积累”例证的《资本论》中去找俄国“原始积累”的例子，结果当然是找不到的。但是米海洛夫斯基还是不肯罢休，他把马克思一处批判赫尔岑泛斯拉夫主义观点的文字，张冠李戴地当作马克思论证俄国走“原始积累”道路的证据。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基于同意民粹派某些主张的角度，将米海洛夫斯基看作自己的同路人，因而又用“我可敬的批评家”称呼他。米海洛夫斯基是继承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主义传统的思想家。民粹派主张俄国走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主张和马克思的主张不但不是截然对立的，而且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所以马克思并没有把米海洛夫斯基看作是不可救药的敌人。总之，马克思一方面批判民粹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肯定民粹主义论证俄国公社存在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全新发展道路的主张。可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不仅仅是马克思为批评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理论的错误理解而创作的，更是马克思为澄清理论是非、宣传自己的唯物史观及其运用即支持民粹派关于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观点，为消除包括米海洛夫斯基在内的民粹派对自己理论的误会而创作的。 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决定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理论核心，是要澄清被米海洛夫斯基错误理解的《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从方法论的高度阐释《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俄国社会变革所能得出的科学结论。 这封信的理论结构和思想内容清晰地表现为以下两部分内容：文本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消除米海洛夫斯基等民粹派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唯物史观及其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运用的错误理解，并进一步明确表达自己关于俄国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的观点。在第一自然段中，马克思首先从《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原始积累”部分，特别是针对那一段无关于“原始积累”的内容却被米海洛夫斯基扭住不放的地方，从澄清批评赫尔岑的那一段话入手，表明自己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就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因此，米海洛夫斯基所谓马克思不同意俄国民粹派为自己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发展道路的观点纯属误解。马克思通过回忆《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第六章最后一个注释的内容，确证自己在那里批评的是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而不是批评赫尔岑试图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马克思强调，无论如何不能把批评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等同于批评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思想。在第二自然段，马克思叙述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重。在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济学说体系的特征及其历史评价方面，马克思说：“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3](P17-18)联系到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主题，马克思明确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4](P143)在做了这样一系列的理论铺垫以后，在这一段末尾，马克思以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表达了自己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抱怨”米海洛夫斯基，为什么不能从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友好的、尊重的态度中判断出他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发展道路上的正确主张。可见，马克思这里已经以一种不可怀疑的态度表明，自己不主张俄国只存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观点。在第三自然段，马克思首先表明自己理论观点的鲜明性和不可怀疑性，强调这个理论观点是自己多年认真的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最后，马克思以科学命题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主张。“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4](P143) 文本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马克思以《资本论》法文版的有关论述作为文献依据，阐明“原始积累”的本意是用以说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不是说明西欧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必须走“原始积累”的道路。 其次，马克思又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原始积累”对于说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有什么意义。“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4](P145)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是一个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 再次，马克思对于米海洛夫斯基泛化“原始积累”理论，把它变成一般历史哲学表明态度。马克思不接受米海洛夫斯基对唯物史观的一般历史哲学化，“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P145) 最后，马克思举了《资本论》中讨论过的罗马平民的例子，他们虽然被剥夺了土地，成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但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罗马也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这个反例，马克思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4](P145-146)这里马克思强调，对于俄国公社，要分析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分析对它有利和不利的各种情况，然后对它的发展前途作出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封信的末尾，马克思指出，像米海洛夫斯基这样将唯物史观庸俗化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是违背唯物史观的。 2.《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写作背景、目的与理论核心 现在我们再来看《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含初稿、二稿、三稿和四稿等）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和理论核心。 这个文献的写作背景同样是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在圣彼得堡出版，俄国理论界对唯物史观方法和俄国公社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俄国理论界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俄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另一派主张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介绍了俄国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不同理解。查苏利奇特别向马克思介绍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4](P757)有鉴于此，查苏利奇请求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俄国历史发展特别是对俄国公社的前途命运问题进行科学阐述，以消除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马克思对查苏利奇的来信极为重视，他在收到信后立即着手回复。马克思先后拟就了四份手稿，并将第四份手稿复抄作为正式复信寄予查苏利奇。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证。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相比，在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上大体相同，都是为了澄清俄国理论界对《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俄国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时的错误认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一文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误用问题。这个文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同《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内容基本相同的部分：澄清《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仅限于解释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原始积累”描述的是农民小生产的私有制被资本家所剥夺，进而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公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因此，将“原始积累”运用于解释俄国公社解体，是概念和方法上的误用。 第二，对《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进行拓展的部分。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公社是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演化形式，它具有二重性质。如果它的私有因素占上风，它有可能解体演变为私有制走向资本主义。如果它的公有因素占上风，它就有可能继续发挥它的公有制性质，成为向共产主义经济体系过渡的形式。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俄国公社的坚固性，以及俄国公社现实面临的被各种利益集团瓦解的危险性。对于前者，马克思说：“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惟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4](P461-462)对于后者，马克思说：“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4](P466)尽管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俄国公社已经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他还是始终坚持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着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点。马克思强调，从时代背景来说，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矛盾是这个时代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它决定了人类社会总体趋向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4](P466)“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4](P469)马克思的这些表述充分展示出他对唯物史观的辩证的理解，也展示出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变迁道路时，对于起主导作用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对诸多复杂因素的具体分析，以及在这种分析基础上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十分不幸的是，当时马克思由于疾病缠身没能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进行发表。尽管如此，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的分析思路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可以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的理论观点是十分清晰的。 以上我们分别从写作背景、写作目的或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文章结构和论证过程以及最终结论诸角度，解读了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两个文本。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两个文本的写作背景是，《资本论》俄文版出版，俄国理论界围绕如何运用《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解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展开论战。两个文本的写作目的是，消除俄国学者特别是俄国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及其用以解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误读。两个文本阐述的基本思想是，俄国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文本的论证过程和结构安排，基本是针对“懂”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民粹派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观点而展开。  二、破除解读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文献的理论障碍 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文献解读出现错误，主要问题在于，学者们没有读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第一部分中支持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为自己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明。进一步说就是，学者们没有深入挖掘马克思对《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批评赫尔岑的一段文字观点的说明。按照马克思的陈述，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第六章的一个注释的补充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由过度劳动、分工、机器的奴役、未成年人和妇女身体变畸形、极差的生活等等造成的破坏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5](P801)马克思究竟批评赫尔岑什么了呢？具体来说，第一，马克思批评赫尔岑治学道路问题，即不是从俄国的实践和历史考察中发现俄国公社。第二，马克思批评赫尔岑狭隘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观点。何为泛斯拉夫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就是用斯拉夫人的生活应对人类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和矛盾。马克思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显然是有原则性分歧的。针对欧洲资本主义危机和矛盾，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共产主义的大趋势，使得俄国公社有可能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生命，而不是俄国公社作为普照之光去挽救一切国家和民族。而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中，将马克思原本思想内容很清楚的文字加以错误解释，即解释成马克思主张俄国迅速解体原始公社走向资本主义。面对米海洛夫斯基对唯物史观的庸俗化解读，马克思声明，自己对于赫尔岑的批评意见，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那段增补材料不是在讨论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因此不能代表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意见！因此，马克思重申《资本论》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没有米海洛夫斯基所强加给自己的那种运用所谓“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而得出的意见。换言之，马克思澄清自己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没有和当时俄国民粹派根本对立的观点，即马克思没有主张迅速解体俄国公社然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见。 马克思阐述的是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相对立的辩证的唯物史观，以及运用这种辩证的唯物史观具体分析俄国公社历史演进的矛盾，由此而得出俄国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的理论结论。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第一部分，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观点：“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4](P143)对于马克思这样一段极富哲理的话语，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将《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对“第六章第一节的最后一个注释”的补充说明拿来做具体的对比分析，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得出结论：马克思在那里反对赫尔岑，主要是反对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预言：“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与反对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发展道路，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再耐心地领会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高度尊重的态度，以及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的明确肯定，那么，马克思这段极具哲理的话语的正确含义就可以自然地解释如下：在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米海洛夫斯基应该能够对马克思的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一，从马克思批判赫尔岑用泛斯拉夫主义观点解决欧洲的人口危机，应该能够判断出马克思不同意他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而不是对俄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的否定；第二，从马克思高度尊重车尔尼雪夫斯基，应该能够判断出马克思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就是围绕论证这一重要理论观点而展开分析的。 马克思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误解自己对于赫尔岑的批评意见时说：“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4](P140)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论》中那段批评赫尔岑的文字，只是试图否定赫尔岑在发现俄国公社过程问题上的治学道路和赫尔岑理论观点上的泛斯拉夫主义，而不是像米海洛夫斯基所错误理解的那样，是在否定赫尔岑作为民粹主义者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这里通过和米海洛夫斯基对质，证明《资本论》没有关于“俄国原始积累”的话题。按照马克思的表达逻辑，他在这里实际上宣示了自己对“俄国原始积累”问题的鲜明态度：俄国继续沿着它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前进是可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但这不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必然。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和增补中对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的否定，并不代表他否定赫尔岑为自己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观点。恰恰相反，这里叙述的理论倾向已经预示了马克思后续还要公开表明自己支持当时俄国民粹派的这个理论观点。事实上，《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文后面的阐述证实了这种理论发展逻辑。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文本中，马克思为了消除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有关与赫尔岑论战涉及俄国问题的误解，首先声明《资本论》中没有论及俄国公社必然灭亡的问题，然后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建设性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宣布《资本论》中没有俄国版本的原始积累，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反对俄国理论界标榜“马克思主义者”以《资本论》中俄国“原始积累”为口实瓦解农村公社的错误观点。 一些学者由于没有分清马克思在这个文本中所不同意的是赫尔岑泛斯拉夫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不同意其为俄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民粹主义观点，造成了对马克思这个文本的严重误读。消除这一误读的唯一办法就是，尊重原著，跟随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有关内容，从那里我们就可以获知，马克思不同意赫尔岑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由此才能读出马克思不同意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不等于马克思全盘否定赫尔岑从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出发，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说“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4](P143)这段引文的前半部分，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术成就及其明确表示的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的主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是“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这就是说，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什么基本理论出发，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他主张的是俄国走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全新道路。在这段引文中，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无论是从人格尊重方面还是从理论结论方面，都“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道路问题研究成果的理论可以做这样的概括：（1）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结论以一种十分肯定的态度概括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将自己的研究结论概括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4](P469)（3）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4](P483)马克思在这三份文本中的（1）、（2）、（3）三种不同表述，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理论命题：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存在着不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而径直走向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所趋向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机会，俄国抓住这个机会的必要条件就是放弃继续走1861年开始走的瓦解俄国公社的道路。（1）、（2）两个文本的表述采用的是“如果……那么……”型的标准条件句表达方式，文本（3）采用的是条件和结论倒装句。文本（1）对命题的表述，用的是文本（2）命题的逆否命题的形式。文本（3）是文本（2）的倒装表达。这就是马克思所给出的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着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结论。  三、准确解读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意义 20世纪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这在表面上看是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相矛盾的。因此，还在十月革命发动时期，列宁就与普列汉诺夫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拿出的四月提纲就受到党内外多方人士的质疑。十月革命胜利后仍不断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否定十月革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诅咒十月革命所诞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是“早产儿”，葛兰西坚持认为十月革命冲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分析公式，是“反《资本论》的革命”。1991年，历经70多年建设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崩塌。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家有了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再认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派观点事实上又倒向了考茨基的“早产儿”论。这种用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办法否定20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好像是维护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在侮辱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它们实际上是在论证，任何前资本主义国家和任何初始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要亦步亦趋地走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个历史阶段，否则就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更不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按照这种所谓的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能跨越。因此，苏联、东欧和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完全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必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的庸俗唯物史观。 虽然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由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建设和领导问题以及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而失败了，但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不容否定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而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且正在向着新的更高的目标继续前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写道：“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6](P63)这里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对于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的论证进行了许多充满矛盾的探索。许多理论家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即从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是社会主义出发，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性。他们的困惑是，总是缺乏足够的理由说明1840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于是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一段时间内就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唯物史观“重塑”“重构”或“重建”的方案。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重塑”“重构”或“重建”唯物史观的方案，多是基于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某种误读基础上的。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已经证明：马克思《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本身就包含着，经济落后的东方社会可以走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最后，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就是，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明，1917年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时候，俄国农村公社还大量存在，而且苏维埃政权对俄国公社确实采取了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的经济体的形式，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过渡。总之，我们认为，从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来看，我们不能认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局的观点。我们要坚持用《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用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观点，解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作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以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赢得最辉煌胜利。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 Карл Маркс перед судом Г.Ю. Жуковского[J].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877，（10）.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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