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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某日深夜，千家万户熄灭灯火，独留皎月点缀黑暗，女青年萧芸蹲在方凳旁点亮一盏小灯，借着微弱的光芒在信纸上奋笔疾书。 早已理顺的思路顺着笔墨流淌而出，四周万籁俱寂，笔尖划过纸面，发出的沙沙声叫人听得格外真切。 这是老知青萧芸返回城里的第三年，刚回来时，她便作为职工家属被招进株洲一家工厂的幼儿园做老师，过着忙碌而平静的生活。  然而这份平静却很快因为不甚公平的待遇而出现了裂痕，身边许多和萧芸有着相同经历的知青朋友，都在因为不友好的政策而抱怨。 后来有人提议，让萧芸代表大家写一封信反映情况，经过一番考虑和构思后，萧芸写下了一封被称作《知青福音书》的信件。 这个女人写下的这封信，改变了8000万知青的命运，可是，她本人却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红利。  漫漫返城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往农村，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名叫做萧芸的湖南湘潭女孩，在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时就报了名，不久后下放到了湘潭县下属的姜畲镇，那一年她刚刚15岁。 萧芸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是湖南常德农校的校长，母亲是一名教师，她从小便在父母的熏陶下爱上了读书学习。  然而，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在萧芸还不满十岁时就出现了变故，父亲被送去接受劳动改造，母亲也受到了牵连。 上山下乡开始后，萧芸积极报名，是同一批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但她浑身没有一点小孩子的娇气，在同伴中是出了名的能吃苦。 最初时，知青被安排到姜畲镇的茶场开山，无论男女都干一样的活，每天扛着锄头、背着箩筐区挖土、抬土，干得都是又苦又累的活。  以前在城里从没干过重活的萧芸很快就觉得吃不消，但却从没有想过要退缩，反而一直咬着牙默默坚持。 三年后，茶场的开山任务完成，知青们又要被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队，其中有一支叫做老虎岩的生产队——因为地处极偏远的山村，知青们都不想被分配到那里。 最终一向积极的萧芸被分配到了老虎岩生产队，她面对这一事实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去了老虎岩生产队落户。  虽然萧芸心里也觉得老虎岩生产队条件艰苦，但她却没有在嘴上抱怨过，依旧像从前一般任劳任怨，做事非常干脆利落。 这样一个爽利踏实的女孩自然十分招人喜爱，不久后便有热心乡亲介绍她与大队支书的儿子李开彦认识，两人的关系也日渐熟络起来。 当两个年轻人走到了谈婚论嫁那一步时，萧芸却犹豫了起来，因为她和其他知青一样，心中始终牵挂着回城的事。  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回城一事久久没有音信，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这个念头，萧芸也终于不再傻傻等待，而是选择了李开彦结婚。 女儿出生后，萧芸便将心中对于回城的盼望埋进了更深的角落中，她强迫自己不再去回想从前的生活，仿佛幼时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一般。 命运总是爱同人玩笑，就在回到城市的念头在萧芸心中几乎难觅踪影时，全国上下掀起了知青返城热潮。  萧芸听闻这个消息后，心中升起一片复杂的情绪，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终于迎来了变成现实的机会，但她已经有了丈夫和女儿，不再像从前那般无所牵挂，来去自由。 经过一番权衡后，萧芸还是于1979年带着女儿离开乡村，踏上了返城之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株洲。 回到城市后，萧芸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分配到了株洲一家工厂下属的幼儿园当老师，边工作边抚养女儿，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  知青福音书虽然当年上山下乡时被称作“知识青年”，但绝大多数知青的实际学历只有中学水平，因此他们返城后能够胜任的工作并不多，有很多都被安排进了工厂做工人。 萧芸自回城后便每天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每天单位、家里两点一线，其他事都不放在心上，但偶尔她也会参加一些知青聚会。 因为有着共同的回忆和经历，这些知青们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萧芸也被拉去参加了几次。  虽说是聚会，但氛围却并非是欢乐的，反而带着浓重的无奈和痛苦底色，因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难解的烦恼。 离开城市时还是少年模样的男女们，如今回到城市时都近乎步入了中年，正是肩头扛着最重的责任的年纪。  但此时的城市生活，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他们来说已经有些陌生，很多政策他们都不了解，新工作所需的技能他们也不具备，因此他们回城后在生活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其中最令人头痛的便是工龄计算问题，因为是半路回到城市工作，所以在当时的政策下，他们的工龄都是从回城后开始计算的。 一直以来，人们在工作中能够享受的薪资待遇以及职位升迁都和工龄紧密挂钩，工龄越长则享受的待遇更加丰厚。  刚回城的知青没有工龄，从前在农村辛苦攒下的“工分”也都随着回城被一笔勾销。 他们在各行各业中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在各种福利待遇问题上被排在最后，晋升希望渺茫。 那些已经三四十岁拖家带口的知青仅靠这一点工资，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 萧芸听着朋友们的抱怨，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只能轻叹一口气，为对方递上一杯水。 时光一天天流逝，这些老知青们心中的不满和愤懑也越积越深，最终不知是谁提议，要写一封信给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大家再一起签上名字，争取国家的重视。 曾经在一个村子里劳动的知青，知道萧芸平时就喜欢写作，因此推荐她来执笔写这封信。 看着围在身边的朋友们，都向自己投来期盼的目光，萧芸也不忍心推脱，点点头接下了这个任务。 正式开始动笔前，萧芸认真考虑了写这封信的目的，既然是为了反映情况，寻求照顾政策，那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写一封信来抱怨，这封信一定要切中要害，才能引起领导的重视。 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后，萧芸认定只有党中央发布文件，才能够真正解决知青没有工龄的问题，因此她写了一封大的报告，准备向中央明示。 1982年10月7日晚，萧芸独坐在家中的小板凳上，奋笔疾书到天亮，将自己做知青这些年来的真实感受，以及回城后知青的遭遇，做了简单的陈述，呼吁国家为这些曾经为祖国建设奉献青春的知青提供一些帮助。 在这封信的末尾，萧芸写下“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百折仍不悔这一封言辞恳切的报告，耗费了萧芸不少的心血，最终写成后，她放下手中的笔，如释重负。 但未曾想——当她将这封自己精心书写的报告拿到大家面前时，却没有收获想象中的激动与兴奋，其他老知青的脸上反而露出了尴尬为难的神色。 原本愤愤不平的老知青们在读罢萧芸写好的报告后，一个个都仿佛熄了火，竟然没有一个人主动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和他们原本说好的计划完全不同。 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面露难色，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相互推诿着不愿意做第一个签下自己名字的人，萧芸对此十分不解。 后来有一个人看场面实在尴尬，站出来点破了大家心中的顾虑，原来大家的本意只是想给工厂的领导写信申请一些福利，但如今萧芸所写的这份报告将此事直接捅上了中央，他们没人敢做这个出头鸟。 当时十年时期刚刚过去不久，人们还没从彼时紧张的社会氛围中走出来，因此但她们读到萧芸在报告中写下的那些略显犀利强硬的句子，都觉得胆战心惊。 这样的情况让萧芸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如果真的按照大家所说那样只是给工厂领导写信，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 而另一方面，她心中也犯了嘀咕，这封信或许真的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作为写下这封信的人，她必然要承受严重的后果。 但这封信已经写成，并且那么多人都看过了，萧芸心一横还是决定让这封信去发挥它的作用。 或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几天后，有一个叫做何秋爱的知青找到了萧芸，表示自己要在《知青福音书》上签名。 萧芸知道何秋爱的丈夫是伤残军人，家中生活也很困难，她不想要何秋爱跟自己一起承受危险，坚持不要她签字。 何秋爱听萧芸阐述了其中利弊后叹了一口气，转而向萧芸另要了一份报告要寄给她的表姐，她表姐的丈夫是湖南省一家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可以帮忙将报告递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去。 萧芸同意了这个提议，最终这份报告除了萧芸手中的底稿外，还抄写了三份，一份交给了何秋爱的表姐，一份寄给了倡导青年运动的《中国青年报》，还有一份寄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在将三份报告分别寄出后，萧芸一直生活在忐忑当中，既盼望着能够早点听到回音，又怕传来的是不好的消息，让自己带入深渊。 在报告被寄出半年后，萧芸收到了信访办主任送来的消息，她所写的报告被送到了中央。 听到这个消息后，那颗一直悬在萧芸心头的大石头仿佛在瞬间落了地，虽然不知道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前方等待着自己的道路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她只觉得轻松了许多。 但从那之后，那封报告就仿佛石沉大海一般，再没有任何消息。 1999年，萧芸经历了一场人生震荡，原本还算美满的家庭破碎了，比家庭更破碎的是她的心，因此她选择放下自己拥有的一切远走他乡。 萧芸以一种十分随意的方法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她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座城市的名字，然后撕碎，团成了纸团，从中抓取了一个。 不久后，她来到了纸团上的目的地——合肥。 人生又一村回想起来，萧芸也会感叹自己的命运实在是跌宕起伏，人到中年本该安稳度日，她却背上行囊再次重启人生。 她来到合肥后凭借着自己的好文采，在一家报社做了编辑，开启了和从前几十年全然不同的一段人生。 这时她才迟迟回过神，发觉到自己心中对于文字的热爱，明白了原来她从前过得一直并非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萧芸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领导和同事，认真工作、努力打拼，每一天被涂满了色彩，过得十分充实。 1999年8月，大家照常在工作加班，总编看着编辑们辛苦的样子，便邀请大家一起吃饭。 在饭桌上闲聊时，忽然有人问起萧芸为什么突然背井离乡跑到安徽做编辑，从前工作的那么多年工龄都作废了。 萧芸一开始听这话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报社里的同事都知道她从前是知青，知青又怎么会有多么长的工龄呢？ 见她呆愣愣地不回答，这位同事又接着补上了一句：好像是你们知青当中有人给中央写信争取了新的工龄政策…… 这句话传入萧芸的耳朵后，她感觉仿佛浑身触电了一般，周遭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只剩下那一句在她脑海中不断回响。 萧芸回过神来时，同事们都在关切地看着她，那位提问的同事更是显得十分内疚，仿佛以为自己戳中了萧芸的伤心事，冒犯到了她。 萧芸微笑着宽慰大家，然后平静道：“那封信是我写的！” 在场的同时纷纷安静下来，半信半疑地看着她，萧芸略显激动地表示自己还留着底稿，想要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 新闻人总是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总编一听这话便叫萧芸回去赶快找到原件，这件事若是能够写成一篇文章发表，或许会引发强烈的反响。 经过一番辗转，那封被留在湖南老家的底稿，寄到了萧芸的手中，她为了8000多万知青请命，改变众人命运的事迹也被写成了报道登上报纸，萧芸一下子成为了新闻人物。 但由于萧芸出于自身的考量，没有将原件交给自己所在的报社，而是又转交给了身在南京的朋友，使得《南京日报》成为了这篇文章的首发。 文章发出时，萧芸已经失业了，日子过得并不好，但那篇文章为她带来了许多的关注，很多单位向她抛出橄榄枝，也有很多人主动提出要帮助她，但萧芸都委婉谢绝了。 所谓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倚，新闻报道为她带来了热度也带来了无尽的质疑与谩骂。 人们在读过萧芸的有关报道后，认为其中有很多失实捏造的部分，比如知青的人数其实并没有8000万，以及真正引起中央对于知青工龄问题重视的，也并非是萧芸所写的《知青福音书》。 但这些负能量的声音如同雪片般纷至沓来时，萧芸也觉得百口莫辩，仿佛自己成为了一个贪天之功的小人。 但萧芸是一个内心分外强大的女性，无论境遇怎样变化，她能够很好的调节自己，她从没有真正的认为这件事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但她也不否认自己曾经勇敢为知青争取权益的行为。 1996年，勇敢的萧芸再次踏出了自己人生中的重要一步，她选择了下海经商，再次投身于奋斗的浪潮中，为自己争取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从少女时期开始，萧芸便显露出了她十分有主见并且意志坚定的一面，只要是她做好决定的事情，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她也总是要做到的。 为了帮助知青争取权益，她耗费了几天几夜的心血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报告，试图从根源上解决大家的难题。 即便其他知青都因为怕担责任而选择了退缩，没有站在她的身后给予她支持，她最终也还是迈出了那看似离经叛道的一步，为争取福利的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像萧芸这般胸中有丘壑之人，无论遇到了怎样的坎坷和挫折，总能够凭着自己的一腔孤勇和热血，闯出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知青福音书〉的前前后后》 2004年6月15日 《江淮文史》 《她改变了8000万知情的命运》 2003年8月15日 《三月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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