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课
由于这是进大学校门后第一次听教授讲课，同学们都很兴奋，纷纷提前来到教室，各就各位，作好了听课的一切准备。窗外不时传来解放军开山修工事的炮声，我由于心情很好，听来觉得像礼炮一样悦耳。上课的电铃刚刚响过，门开了，童先生缓步走了进来。他40多岁年纪，瘦高个儿，长脸，修眉大眼。大约几个月没有理发，须发长而且乱。身穿一套旧中山装，脚着力士鞋，一只裤脚还挽到脚踝上面。走路两肩微斜，向左前方有节奏地欠伸。登上讲台后开口讲道：“请大家到书店买《古代东方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说完两眼快速地眨了几眨，抬起右手在面前两三公分处不断晃动，作虚拟的抚眼、抚鼻、捋须、摸耳状，再从面部下移，逐个抚弄胸前的纽扣。我邻座的一位女同学忍不住笑出声来，没有笑出声来的同学则大部装作努力记笔记的样子低头暗笑，不敢拾头向讲台注目。“轰！”开山的炮声又响了，童先生全身一展，眼晴眨得更厉害了，指着窗外大声说：“这怎么行呢！要打断我们的系统性了。”几位靠窗坐的同学赶忙起身关上窗子，其他的同学趁机放声大笑，总算把强忍住的笑声一齐发了出来。两堂课就在这样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然而，同学们尽管笑得晕头晕脑，却并没有忽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童先生上课不带讲稿和手表。不仅这两堂课没带，以后每一节课也都是徒手而来，即席发挥，滔滔不绝，有条不紊。没有多余的话，全凭严密的逻辑征服听众。而且每当他讲完一个大段落后宣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时下课的铃声也总是同时或在一两分钟内响起，迟早从来不曾超过三分钟以上，准确的程度不亚于钟表。童先生所讲的课程学术水平高，同学们本来已相当满意了，可是他本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讲完教学方法。以难度较大的谈话式进行讲授，并且逐句逐段地计算出每一单元要用多少时间，将精粹的内容以恰当的进度准确地表达出来，以求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像他那样教学至少要付出双倍于他人的心血。望着他瘦弱的身躯，聆听他高水平的讲授，联想起这位弱不禁风的先生身上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智慧和崇高的奉献精神，敬佩和爱戴之情怎能不从同学们的心底涌起呢？ 背 书 童先生记忆力特别好，我入学后不久就已听到这方面的种种传说。有的说，他能将《尚书》《诗经》《左传》《论语》等先秦文献一字不差地从头背到底。有的说他听报告从来不作笔记，有一次，华岗校长为全校师生作报告，他坐在台下静听。会后讨论时老师们对报告的内容发生争论，都认为自己记得准确，请童先生评判，他将华校长的话整段整段地复述下来，一点也不走样。所以医学院的同学们要求补听报告时，学校便请童先生去代为传达，等等。我听过童先生的课以后，相信这些传说都是真实可信的，但也有某些保留。尤其是对他早年背熟的书到现在是否能毫不回生，总想找机会亲自验证一下。毕业担任他的助教后，机会来了。于是，在一次答疑后我趁机便问他：“童先生，我的记忆力不好，早晨背过的书到晚上就记不全了，不知你早年背熟的书现在有没有回生？”“没有”，童先生很自信地回答，“你可以从《尚书》里随便找一篇试试。”我翻开《十三经白文》，指着《禹贡》篇说：“就试试这一篇吧！”他看了看题目，抬头朗朗地背诵起来：“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背到“岛夷卉服”，我请他暂停，改背《秦誓》，“嗟，我士听无晔……”童先生接着背了起来，直到最后一句“亦尚一人之庆”，果然是一气到底，一字不差。还有一次，谈话中偶然涉及了几个难字，要查《辞海》，我翻开《辞海》部首索引，口中念着：“水部”，“757页”——童先生立即说出了水部的页码；“竹部”，“1007”；“面部”，“1465”，都是应声而答。显然，《辞海》的部首索引他也熟记于心了。通过这两件事，我知道他的记忆力在晚年并没有衰退，勿需再作验证了。 记忆力超越常人，这是童先生做学问的一大优越条件。但是，童先生做学问时却从不迷信自已的记忆力。他曾对我说：“人的记忆往往受理解和思路的影响。当我们的思路指向某一点的时候，往往是与这一点有关的正面证据首先从记忆中复现出来，而反证的复现则往往迟后，甚至隐而不现。如果不去追寻反证，只是顺着一个方向引申发挥，就很可能发生失误”。所以，当他需要对某一学术问题作出判断时，总要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史料重新梳理一遍，看看自己假定的论点有没有不可排除的反证。甚至旧著中早已核对过的史料，再版时也要加以复按。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他的《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送稿前他就曾让我将稿中所引的史料再核对一遍。1965年他动笔写《春秋左传研究》之前，曾“重阅金文、易、书、诗、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仪礼、周礼、二戴礼记、孝经、逸周书、战国策、古本竹书纪年、世本、论语、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孙子、楚辞、春秋战国异辞等书，摘出有关史料，为春秋史料集五册”（《春秋左传考证后记》），确信“新问题发现殊不多”后，才动笔写作。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以前对这些书读得不熟，而是由于他担心以前的记忆受当时理解水平的制约发生选择上的偏差，所以要按现时的认识重新复按。由于他对先秦史料从不同角度作过多次整理，史料的内在联系已了然于胸，所以这部论著的科学基础十分扎实。读者尽管可以不同意他对某一史料的细节分析和对某一问题所持的观点，但是，要想举出坚强的反证来动摇他立论的基础，却是难乎其难的。除《春秋左传研究》外，他的其他重要论著也同样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与那些史料本未贯通，却偏偏喜欢用自己的观点贯通一切，结果处处遭到反证驳斥的学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山东大学文史系1950年毕业纪念师生合影 考 据 童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他在史学的考证性研究中创造了许多起疑巧妙、断案周密的范例，在指导我学习先秦史的过程中，曾多次用这些实例来说明考据的方法和要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起疑与求证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童先生首先强调了“读书得间”的重要，接着谈了他在春秋末年吴越国都考证中发现问题的经过，大意是：“关于春秋末年吴越国都的所在，一般人都沿用传统的说法，以建都时的地望当之，认为吴都苏州，越都绍兴，一南一北纵向相对。我在整理春秋史料时，联想起《吴语》里伍子胥因遭吴王夫差猜忌而自杀前说的话：'以县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人、吴国之亡也’，又想起《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子贡为鲁游说吴王的话：'臣请东见越王’，'县目’与'东见’所示的方向都是由西指东，与吴越南北相对的说法恰好相反，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东汉时《吴越春秋》的作者大概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把“东门”改为“南门”了。殊不知问题不出在《吴语》，我考证的结果，认为春秋末年吴曾徙都江北场州一带，越在太湖流域，正是东西之国，《吴语》《史记》没有错。”我听了后觉得从“县目”中发现问题很有意思，禁不住拍手称快。童先生却笑了笑，说：“我准知道你会对这种奇巧的考证感兴趣。其实，这个考证的结论还只是一个假说，并没有最后解决问题。最后可以定案的考证，我自己觉得郎窑创始人考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接着，童师讲了他考证郎窑创始人的思路进展和求证过程，大意是：“关天郎窑的创始人，以往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外国画家郎世宁，一说是顺治间江西巡抚郎廷佐。第一说是晚出的传说，不足深辨。第二说出于乾隆旧刻本《茶馀客话》（阮葵生著）而为《清史稿》所采纳，影响很大。由于《茶馀客话》是明确记载了郎窑创始人姓名的最早史料，乾隆刻本又是这部书的最早版本，一般人都相信郎窑是“巡抚郎廷佐所造”，尽管程哲的《窑器说》录《茶馀客话》“巡抚郎廷佐”作“巡抚（郎）廷极”，明确指出郎窑创始人是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极，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茶馀客话》录本与乾隆刻本的歧异中，我得到一点启示：问题可能出在版本上，经过考察，发现这部书有六种版本，其中“光绪戊子季秋”铅印本是据《客话》作者阮葵生的裔孙铁庵家藏本排印的，付印虽晚但祖本最早，在各种版本中是最可靠的本子。在这个本子里，“巡抚郎廷佐所造”作“紫垣中丞开府江西时所造”。查郎廷佐字“一柱”，不名“紫垣”，而“郎廷极，字紫垣（一作紫衡）”，“又号北轩”则见于多种可靠记载。极有北极之义，北极五星在紫微垣中，名极字紫垣号北轩，名、字、号都能互相对应，'紫垣中丞’为郎廷极无疑。顺着这一线索，我又找到了新的证据：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和许谨斋的诗稿《郎窑行戏呈紫衡中丞》。《在园杂志》说郎窑为'紫垣中丞开府江西时所造’，与《客话》光绪铅印本同；许谨斋诗稿说'郎窑本以为丞名’明确指出郎窑之'郎’得名于郎廷极。刘廷玑与郎廷极同时而又曾在江西做按察使，他的记述是比《茶馀客话》更原始、更直接的史料。有了这些论证，郎窑之'郎’指郎廷极就是毫无疑问的了。如果我们不能从原始材料的互相印证中找到郎窑创始人为郎廷极的确证，而只是从郎廷佐任江西巡抚时御窑尚未复等矛盾牴牾处提出驳难，理由再充足也只是合理的怀疑，郎窑为“巡抚郎廷佐所造’的误说是不会订正过来的。”听完童师的讲述，我对他求证的细密周到十分佩服。但是，对于他为什么在我对第一个考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时紧接着又讲第二个例子，我当时并未作更多的思考。现在，在我尝试作过几次考证性的研究以后，再来重温童师的教诲，才感到他的指点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凡是作过考证性研究的人都知道，“读书得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得一个有考证价值的大“间”尤属不易，而且由于起疑时的思考往往包含着解决问题的线索，所以当发现问题后又苦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时，稍一放松努力就很容易走上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证的“捷径”。我在研究过程中就曾几度面临这个危险。解放前，一位先生以识见敏锐自居，勇于假设而疏于求证，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一味顺着自己起疑时的思考线索引申发挥，制造了不少奇谈怪论，在学术界博得了一个“×大法师”的雅号，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幸而没有走上这条猎奇的道路，童师的指点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理 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考据学是史料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任务和作用只是鉴别史料的真伪和弄清个别的史实，不能也不可能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因此，提倡考据，就是用史料代替史学，用个别史实的考订代替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在这样理论盛行的年代，考据甚至成为“烦琐”的同义语。  然而，童先生所讲的考据却全然不是这样的。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心目中的考据依内容的广狭和考证者的水平分为几个不同的档次。考订某人的生卒年代，某件具体史实的细节等等，只是初等的考据。清理某种事物或历史现象的演变脉络，探明它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异同之点，为探究它们的演变规律奠定基础，这是中等的考据。探求各种历史现象演变脉络的之闻的相互关系，从中发现演变的规律，再反过来用它指导历史现象的清理，则是上乘的考据。初等考据只求个别事实之真，上乘考据则要求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求关联和整体之真。求个别事实之真有普通的抽象思维能力就能做到，求关联和整体之真则须有较强的辩证思维能力。在他看来，三个层次的考据都是必要的，但最可贵的还是上乘考据。所以，他对在考据中表现出辩证思维能力的学者如郭沫若先生等非常推崇，多次赞扬郭先生“眼光犀利”“敏锐”“体大思精”“发千年之覆”而对于食古不化、冬烘气十足的学者则不甚敬重，称他们是“三家村先生”。六十年代初，一位先生出版了一部解放前所写的旧式考据著作，童先生见到后连连摇头，说这部书“没见识”，不值得再版。我初读《左传》时，一度嫌杜注太简约，想改用刘文淇的《左传旧注疏证》作读本，童先生听说后告诉我：“这部书糊涂得很，是清人经解中最不好的一部，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入门书来读。”他指导我学习春秋史，常常突然提出问题要我当场回答，如：“有的先生最近在一篇论文里把《左传》的一句话'昏墨赋杀皋陶之刑也’断句为'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你看有没有问题？”“你看中国古代农业从什么时候由一季收成提高到两季收成？”“顾栋高说，周代税、赋征收对象不同，税征自农民，赋征自工商，你能不能举出《左传》中的反证来订正他？”“《诗经》中有没有反映对偶婚的材料？”“周代有宗法，后世也有宗法，你能不能指出周代宗法区别于后世的原始特征？”等等。现在回想起来，他所提的问题除开始阶段偏重外《左传》的体例、文义方面外，后来便逐渐转向史料和史实的贯通掌握方面。纯属机械记忆的问题，他从来也没提过。显然，这是为了引导我养成对史料和史实作贯通思考的习惯，通过对史实的抽象接近和掌握理论。为了帮助我学习理论，他还向我传授自己读马、恩著作的经验，说：“读史料书要首先读透一部，读马、恩著作也要这样。我学马列主义就是从熟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始的。所不同的是读史料书重在贯通，读马、恩的书则重在掌握思路。只记论点而不懂思路，等于白费功夫”。由于他钻研《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很深的心得，他曾发愿要根据中国古史资料为它写一部《续编》。这个愿望虽因他逝世过早而未能最终实现，但《续编》的某些基本观点在他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里已初现轮廓。从这部遗著关于宗法与分封制、世族制、婚制、税制、田制、书社、国人、庶人、奴隶制等问题的论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以中国古史资料补充和发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意图。总观童先生的治学历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童先生的考据从来也不排斥理论，更不排斥当代理论思维的最优秀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他排斥的仅仅是以玩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代替实际研究的空论。而排斥这种从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空论，恰恰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消息来源 文史哲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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