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2年，周总理患上了膀胱癌。即使如此，周总理还是坚持每天的工作，常常忙到深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总理办公室收到一封署名为“王稼祥”的信。工作人员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连忙向周总理汇报。
看到这封信，周总理整个人都愣住了，思绪也开始飘远。他想了想，把王稼祥写来的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说：“我是说，如果主席同意，稼祥同志可以出来工作。” 毛主席看完信后，心情也很复杂，语重心长地说：“他是功臣，要尽快安排。” 后来毛主席对王稼祥的评价是：“只谈自己的缺点，不宣传自己的功绩，这样的干部很少。” 毛主席说的是肺腑之言，在他看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否则中国革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留苏才子，党内精英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的一户农家。王家虽然出身乡下，但也算不上穷困潦倒，是村里颇有声望的书香门第。因此，王稼祥的童年是平静的，他有足够的条件去接受教育。 在王父看来，儿子不必出人头地，只要认得几个字，便可回家继承家业。可是王稼祥却不这么认为，他心里不仅有家人，还有那些患难与共的百姓。 1924年，王稼祥十七岁就到了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中学部。当时上海风起云涌，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稼祥深受其影响，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向往中国共产党。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王稼祥义愤填膺，多次领导学生运动，结果被开除。同年九月，他加入了共青团，被组织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王稼祥于1928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誉为中共党史中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之一。王稼祥在党内站稳了脚跟。
王稼祥留苏期间，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瞬息万变，秋收起义由毛主席领导，井冈山红色政权建立。消息传回苏联后，王稼祥热血上涌，决定返回祖国，投身革命。为此，他特地去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志，表示要回国。 1930年2月，王稼祥终于获准回国。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投身革命。但由于组织安排，他还是留在了上海，用自己的笔杆子，编辑了党内刊物《红旗》。 王稼祥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参加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他迫不及待地请求组织派他去中央苏区，到第一线去。 过了两个月，王稼祥和他的随从们经过漫长的跋涉，终于到达了江西宁都县青塘。同年四月，青塘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由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就在这时，他见到了久仰的毛主席。
与毛主席的革命友谊王稼祥吃过晚饭后，有一天晚上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得知留苏高材生到中央苏区去参加革命，非常高兴，他们一见面，毛主席就紧紧地握着王稼祥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寒暄了几句，两人就进入了正题，开始畅谈起来。 谈话中，他们各抒己见，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开怀大笑。临别前，两人约定：下次见面，有话就直说，斗嘴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 多年后，王稼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道：“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简单明了，但又很有说服力，完全不像领导人。” 王稼祥到达苏区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指挥第二次反“围剿”，要求官兵不要与敌人硬碰硬，采取“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王稼祥对此颇感兴趣，曾多次请教毛主席。
毛主席并没有隐瞒，而是把游击战的精髓写了出来：“敌进我退，敌在我扰，敌疲我攻，敌退我追”，送给王稼祥。不仅如此，他还拿了一些游击战争的例子给王稼祥看。 久而久之，王稼祥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他对毛主席高瞻远瞩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毛主席不像他这样的理论家，带领大家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后来毛主席失去了领导地位，离开了前线指挥岗位，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少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王稼祥敬重毛主席，毛主席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四次反“围剿”，王稼祥主持军事会议时，敌机突然袭击，投下几颗炸弹。王稼祥躲闪不及，腹部被弹片洞穿，重伤昏迷。
周总理得知此事，立即指示医疗队将王稼祥送往瑞金总医院抢救。王稼祥在去瑞金的途中，痛得醒了过来，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切地问道：“周恩来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请说！” 得知所有人都安然无恙，他才放心地躺在担架上去医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王稼祥是总政治部主任，本该随部转移，但是博古等人见他伤势未愈，就把他留在了苏区。 这时轮到毛主席了，他对大家说：“王稼祥身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必须随部转移！” 王稼祥听了以后，心里十分感激。如果不是毛主席为他求情，他留在苏区，只怕也是凶多吉少。
遵义会议，投出关键一票王稼祥被抬上担架，踏上了长征路。 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连续突破了四道封锁线，出发前八万六千人，到了湘黔交界时，仅剩三万余人。此时，博古和他的部下，正极力主张红军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师。中央红军一旦实施，就会再次陷入数十万敌军的包围之中。 那时毛主席由于日夜操劳，也在担架上躺了下来，终于有机会再与王稼祥在一起。在此期间，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王稼祥：“只有到贵州，国民党力量薄弱，党和红军才有出路。” 王稼祥赞同毛主席的观点，回答毛主席说：“红军什么时候才能打胜仗，靠李德他们呢？” 为使红军向贵州西进，王稼祥特地去找了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指出了李德他们的错误，并提出召开一次由毛主席领导红军的高级会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机会。王稼祥意识到时机已成熟，便积极奔走，主张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此拉开了历史上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
李德和博古等人在会议上拒不承认错误，认为这是由于国民党力量太强、后方补给不足、人民群众工作不够等客观原因造成的。 接着毛主席一一驳斥这些理由，指出真正的原因是抛弃游击战术，采取“Z倾冒险思想”。 毛主席讲话得到张闻天的支持，王稼祥也坚决支持毛主席。红军指挥权应该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指挥的重任，必须由他来承担！” 投票时，王稼祥第一个投了毛主席一票。遵义会议成立了“新三人团”，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作为中央领导红军最高机关，全权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率领的红军经过赤水、大渡河、腊子口，长征两万五千里，保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有生力量。 此后，毛主席多次公开赞扬王稼祥：“大家要知道，遵义会议要开好，离不开王稼祥同志。同志们把功劳记在我的帐上，但是不能忘了他，因为他是党的功臣……”
晚年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应允长征之前，王稼祥的伤势还没有痊愈。长征期间，由于连日行军，没有食物，伤势加重。翻越夹金山的时候，肚子又开始发炎溃烂，咬紧牙关才完成了长征。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王稼祥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一九四三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和阐述“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中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远赴苏联。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但是，由于革命时期留下的伤病，使他经常感到身体虚弱。因此，组织上过问，王稼祥开始半工作半休养。
王稼祥在一九七○年十月住进北。经过两年多的治疗，他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病情。 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诚恳地写道：“我虽长期患病，听力不佳，但每天仍可工作数小时。”因此，我特地写信给总理，请总理考虑一下，安排一些外事调研。 周总理同王稼祥共事已久，感情深厚，立即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读完信后，语重心长地说：“他是有功之人，要尽快安排工作。”
一九七三年六月中共十大会议提名王稼祥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后，他又回到工作岗位上，先是做俄文翻译，后来又在周总理身边做外交工作。 可惜，由于长期病痛，加上日夜操劳，王稼祥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王稼祥于1974年1月25日逝世于北京，享年68岁。 毛主席因病未能出席追悼王稼祥。但是，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者，他还是送上了花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