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贽（1527─1602年），又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明·泉州晋江聚宝境(今鲤城区万寿路)人。祖籍南安。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特异的思想家，被称为“一代狂狷”，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少年李贽家境困窘，经常受到叔父李章田的接济关心。20岁开始，李贽即外出谋生，曾在晋江县青阳教书，结识一批青阳庄姓友人，与庄用宾弟庄用晦（字君显）关系尤为密切。嘉靖廿六年（1547年），21岁的李贽与15岁的黄氏结婚，李贽与黄氏生四男三女。 嘉靖卅年（1552年），李贽（ 时名李载贽）26岁，中福建乡試举人。中举后因经济困难，李贽不能再耐心拼得进士及第，即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职。嘉靖卅五年（1556年），李贽30岁，出任河南共城（今辉县市）教谕。共城任满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34岁时升迁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数月后，父白斋病故于泉州，回乡守制。当时，正值倭寇攻城，他带领弟侄辈日夜登城击柝巡守，与全城父老兵民同仇敌忾。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年守制期满，李贽携家眷进京候缺，教书10余月。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得缺，任北京国子监博士。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李贽38岁，次男在北京官邸夭逝。祖父竹轩讣告至，奔丧南返 。 上司和朋友据习俗，送给他相当丰厚的赙仪。他把全部款项分为两半：一半在他做过教官的河南共城县（今辉县市）购置几亩田产，把妻子黄氏和两个女儿留在河南，让她们耕作自食，自己只身回泉州奔丧。一半则由他自己携回泉州。 他所需要安葬的不仅是新去世的祖父，而且还有祖先三代的灵枢五口。曾祖父的灵柩已经停放了50年，按照风俗，安葬先人，必须讲求风水，选择吉地，以期后人飞黄腾达，否则宁可把灵枢长期停放。当时，李贽还在文官的下层中挣扎，环境逼迫他迁就现实，在可能的条件下一起埋葬，但求入土为安，不再作过高的奢望。 他妻子不愿意去家数千里无依无靠地独撑门户，而且她的母亲年轻居孀，历经辛苦，把她抚育成人，这时由于思念女儿，朝夕哭泣至于“双眼盲矣”。但是李贽手头款项毕竟有限，不可能在丧葬之外再携家往返，只能拒绝她一起返回泉州的请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李贽守制满，回共城（今辉县市）。与妻子重新聚首，才知道 次女、三女已相继饿逝，伤痛不已，当晚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李贽携眷赴京，补礼部司务。 在礼部郎中徐用检等人诱导下，李贽开始接触当世理学家王守仁“致良知”学说，思想发生巨大变化。 任职期间，他结识有革新精神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张居正，以及刑部主事理学家李材，思想上受到一定影响。此时他又专心研读佛家经典。 隆庆四年（1570年），李贽45岁，离北京，调任南京刑部主事，历升员外郎、郎中，前后８年，法平刑简。 8年中，与焦竑朝夕相处。 李贽阅读大量史籍，开始撰写评述古人的文章。同时，他对陆、王心学和道释二家的思想也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对佛学的信仰及对道家的认识更为深刻。 这时，他已彻底否定儒学独尊的地位，由于他的思想性格对封建礼教和理学持批判态度，往往和一般因循守旧的假道学格格不入，因此每每与上司有抵触。他在《感慨平生》（《焚书·卷4》）中说：“余唯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大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注意。”  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51岁，在做了二十多年小官后，离南京，出任云南姚安府（治所在今姚安县）知府。 李贽到姚安府后，在府衙楹柱上写了两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其一：“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早关心。”其二：“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水，两袖清风。” 在就任知府以前，李贽的官俸极为微薄，甚至不足糊口。只有在知府任上，才有了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遂渐有所积蓄。 李贽政令清简，有时竟在佛寺里处置公事。在任三年一介不取，乐于清贫，“除俸禄外，了无长物”，而对于扶济民困、施行教化、抑制豪强、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却尽心尽力。 “俸钱常喜赎民劳”，“府学颓圯，罄俸以营之；祀典缺废，弹力以致之。”姚安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李贽以安民养民为念，提出“务以德化民，不贾市俗能声”和“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治政方略，坚持“至人之治”，把教化放在重要位置，疏导启迪民智，对古称“蛮夷之地”的少数民族实行宽松政策。治姚三年，改变士风民风，各民族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僚属、胥吏、士民以及少数民族首 领对他都十分尊敬。 万历八年（1580年），李贽三年任满，留簿书，封府库，求见巡按刘维侍御代他申报离任。李贽自言，他辞官是怕居官束缚，想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日益衰落的明王朝的命运。 刘维恳切挽留，李贽逃入滇西鸡足山阅《藏经》不出。上司向朝廷奏请，才得辞官。七月，李贽离任，成行之日，“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囊中仅图书数卷而已 。” 万历十三年（1585年）3月，李贽将妻子黄氏和女儿、女婿庄纯夫留在黄安，只身迁居麻城 县(今湖北麻城市)，住维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不久，李贽又迁移麻城阎家河镇北部的龙潭湖芝佛院，读书、参禅。 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贽来到阎家河，住进龙潭湖芝佛上院，更为重视自己的独立不羁。假道学攻击他是异端，他便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只同知已在青灯古佛下讲学论道。  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贽的第一部著作《初潭集》编纂出版。他在《初潭集·自序》 中说：“《初潭》者何？言初落发即纂此，故曰《初潭》也。” 同年开始编辑《藏书》、《焚书》、《说书》。在此期间，李贽还对许多小说、戏剧如《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进行了批点。 万历十八年（1590年），《焚书》（意为不容于世，早晚必将付之一炬）在麻城刻印出版 。李贽和梅国桢过从甚密，梅国桢为《焚书》作序。《焚书》的问世，直接把矛头指向孔子，猛烈抨击宋、明程、朱理学。 李贽住在龙潭湖十年，过着亦僧亦儒的生活。每日闭门下键，读书著述，淡泊简束。李贽虽然身入空门，却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他喜爱清洁成癖，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在很多方面，李贽仍保持着官僚学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即使是短距离的外出，他仍然乘轿；对于书本不愿亲自阅读，而让助手朗诵以省目力。 万历廿四年（1596年），李贽70岁，作遗书，题名为《豫约》。同年，在龙潭湖作《读书乐》曰：“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 ；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洒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之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中身，朽者足骨。此独不朽，原与偕殁；倚啸丛中，其声振鹃。歌哭相从，其乐无穷！雨阴可惜，曷敢从容。” 万历廿四年（1596年）秋，李贽应吏部右侍郎刘东星邀，离开麻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长途旅行。万历廿八年（1600年），李贽回到麻城龙潭湖。是年，冯应京接任湖广佥事，以“维护风化”之名，与麻城县韩佥可，指使歹徒纵火毁掉了芝佛院，又毁坏李贽预为藏骨的墓塔，并下令搜捕李贽，连李贽的门人弟子都要绳之以法。 万历廿八年（1600年）冬，李贽先藏于麻城杨定见处。离开麻城后，躲入河南商城县黄檗山中。李贽在商城只呆几个月，读《易》，修改《九正易因》，讲学，游览名胜，咏读酬唱。 万历廿九年（1601年）农历2月，值敢于直言极谏的好友、被罢职御史马经伦来访，李贽被 马经纶接至北京附近通州（今北京通县）别业寓居。 万历卅年（1602年），李贽，修改《易因》为《九正易因》。二月五日病甚，草《遗言》。  万历卅年（1602年）闰二月乙卯，在大官僚沈一贯指使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纯伙 同下，著名的东林党人、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专门弹劾李贽的奏疏。在奏疏中，张问达使用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谣言和污蔑不实之词，必欲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李贽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而泰洲学派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正与此相反。 万历皇帝尽管贪财好色，但有时头脑还算清楚。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的官、甚至更大的官都不愿做的人，不可能生活得那么放荡，因为一个生活放荡的人尽可以享受“名教”中的“乐地”，不仅家里妻妾成群，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合法”地找官妓相陪。何况李贽风烛残年。万历皇帝似乎也明白，在男女关系上的谣言是官场上攻击别人的惯用手法，所以他对关于李贽的“桃色新闻”似乎也并不介意，而李贽离经叛道的思想言论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决定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李贽逮捕治罪：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皇帝的军队立即出动，奔赴北通州(今北京通县)，从马经纶家中将卧病在床的李贽带走，关进监狱。 万历卅年（1602年）三月十五，李贽在狱中留偈：“志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呼侍者剃发，遂夺剃刀自割其喉，血流遍地，尚未断气，气不绝者两日。 侍者看到李贽鲜血淋漓，还和他作了一次简单的对话。问：“和尚痛否?”李贽已不能出声，以指沾血在侍者掌心写字作了回答：“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何自割？”李贽又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三月十六日（公历5月7日）夜子时，李贽气绝，年76岁。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则称李贽“不食而死”。 马经纶不避嫌疑，为李贽治丧，遵照李贽生前遗嘱，将其遗体安葬在通州北门外马厂村迎福寺侧（今西海子公园），汪本钶撰写碑记，焦竑题书墓碑“李卓吾先生墓”。碑阴《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则是好友詹轸光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所撰，诗中有云：“燕赵古来多慷慨”、“侠骨不防燕市死”，表达对李贽的崇敬和悼念。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贽的学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苏侍御捐资为李树碑，汪并作墓碑记。此碑于七八十年前，被通州北门外马厂村的大地主肖容和地主傅彦农之父，在一个狂风劲刮的黑夜，套上八匹骡马推倒。1954年通州市人民政府迁墓于通州城北通惠河北岸牛作坊（原名大悲林村，今西海子公园），安葬尸骨，重建碑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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