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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了你八十多集的回忆故事，你好像一直都是个爱学习、爱劳动、守纪律、听话的乖孩子，是不是正面宣传得有点过了啊？作为一个在十年浩劫中长大的小男孩，你敢说你从来就没有淘气过、从来没有学坏过吗？” 哎呦喂！这话可真是捅到我腰眼上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敢说自己一辈子都没干过那么一点点坏事啊？我是个讲究实事求是、学过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人，既然人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如果不说点小时候“走麦城”的事，就有点“装”了哈？得嘞，今天一咬牙一跺脚，就跟朋友们抖落抖落我的“历史污点”吧！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曾经被铁五小的红小兵组织“劝退”过。 先得跟年轻朋友解释一下啥是“红小兵”：文革期间，原来的中国少先队被取缔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认定中国少先队“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那咋办呢？中学里既然有了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小学里就创建了毛主席的红小兵，成为小学里法定的群众团体。当然啦，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加入红小兵的，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表现好，守纪律，学习好的才行。所以能够加入红小兵也是一种荣誉。 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有名的“好学生”，（画外音：呵呵，不吹牛你会死啊？）学习好，考试总是得“双百”，听老师的话，班里建立少先队组织的时候，我跳过小队长这个级别，直接当了中队长，胳膊上挂着“两道杠”的标志，神气的很。少先队改为红小兵后，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名红小兵。那时候已经不兴戴红领巾了，我们的左臂上有一个标有“红小兵”三个大字的菱形红色标牌，证明我们是个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孩子。 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一下子又被红小兵组织“劝退”了呢？（所谓“劝退”是给我留了点面子，实际上就是被红小兵组织开除了，人家不要我了！）当年我到底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而遭到如此严厉的“组织处理”了呢？其实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反正那段时间我表现不大好，不守纪律，上课说话、传纸条、扔粉笔头什么的。不过实话实说，那个年纪的小男孩，总是会有点淘气、有点叛逆，总想做点出格的事情，人之常情嘛，按理说不该对我这个一贯表现较好的小学生下此重手啊。据我分析，导致我被“劝退”的直接导火索，是那天我惹班主任冯体森老师生气了。 这事我记得挺清楚，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在操场上做完课间操，闹闹哄哄地往教室走，天冷嘛，大家都急着回到温暖的教室，所以在楼道挤成一团。 我们几个同学从教学楼最东边的那个门挤进去，沿着楼梯往上走，突然发现班主任冯老师走在我们前边。冯老师那时候大概三十多岁，高鼻梁，长得挺帅的，高高的个子，留着大分头，平时他跟我们关系也挺好，有时候还跟我们一起在操场上“斗拐”，就是一种把一条腿盘起来当武器，用另一条腿蹦着互相碰撞的游戏。不过他有时候脾气也挺大，平时我们一般不敢招惹他。 冯老师走路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梗着脖子背着手，肩膀一晃一晃的，样子有点滑稽。我那时虽然只有十多岁，但我的“表演天赋”已经初露倪端，学点什么都是惟妙惟肖。当时我也是有点得意过头，觉得自己在冯老师的身后，他不会看到我，于是就张着胳膊、摇头晃脑，夸张地学冯老师走路。我学得太逼真了，后边的同学都嘻嘻地笑起来。冯老师好像有所察觉，回头看了一眼，我赶紧恢复常态。冯老师不明白大家在笑什么，但感觉到是在笑他，他警惕地盯着我看了一下，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回过头去继续上楼，我立刻开始继续学他走路，同学们继续嘻嘻哈哈地看热闹。 但此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忽视了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拐弯处有一扇大玻璃窗，玻璃窗有时是能够当镜子用的。冯老师显然是从玻璃窗的镜像里看到了我出色的表演，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猛地回身，一把就将我推到墙上，大喝一声：“你干什么呢？”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吓傻了，当我的身体贴在墙壁上时，脸上嬉皮笑脸的表情还没顾得收回来。 我和冯老师就这样在楼道对视着，同学们不敢造次，纷纷从我们身边溜过去，很多同学经过时都深情地看上我一眼，那意思我明白：“小子，今天你摊上事了！” 上课铃声响了，冯老师用手指了一下教室的门，命令道：“回教室去！” 我乖乖地走进教室，心里以为这道坎算是过去了。谁知冯老师又大喝一声：“站到前边去！” 我老老实实站在了黑板前，感觉到问题有点严重了。冯老师显得很生气，没心情讲课，开始数叨我，他说的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肯定不只是批评我学他走路这一件事，我大概还记得他的一句话：“我观察你好多天了，忍了你好多天了，我就不明白，你这个一直挺听话的学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啊，我觉得我挺好的呢。 我看看同学们们，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多数人脸上洋溢着兴高采烈的神情：呵呵，你这个当年的中队长如今也变成了坏学生，也被罚站了吔！ 我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应该注意形象，不能当孬种，于是我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晃晃脑袋，还故意笑了笑。 我的神态可能进一步激怒了冯老师，他用手近距离指着我的鼻子说：“明天让你的家长来，我跟他们谈谈！” 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猛然想起妈妈前几天嘱咐我的话：“你爸现在被造反派审查呢，你在学校老实点，别给家里惹事。”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呢？我爸在单位正倒霉呢，我现在给他惹事，他还不得气死啊？非得揍我一顿啊！ 我心里一着急，竟然做出了一件至今都感到羞愧的事：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窝窝囊囊地抽泣起来，嘴里念叨着：“我爸来不了，我妈也来不了，我们家谁也来不了。”眼泪顺着脸颊滴滴答答地落下，我希望借此能求得冯老师的宽容。我虽然看不到自己当时的那副尊容，但可以想象必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可怜虫形象。那天的我算是丢脸丢大了，但愿我小学的同学们对这个情景都集体失忆，完全不记得了才好。 好在冯老师只是吓唬我，在我抽泣了几分钟后，他摆了摆手，让我回到座位上，开始讲课了。事后也没提找家长的事情。 我心里窃喜，以为这件事就这样混过去了，但是没想到，几天后我就被红小兵组织“劝退”了。“劝退”的程序很简单，没有正式的文字通知，就是班主任冯体森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要跟我谈谈。 刚坐定，我就赶紧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保证绝不会再犯。 冯老师当时的表情有点尴尬，似笑非笑地说：“我知道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也相信你一定会改正。不过，昨天校革委会刚刚研究过了，根据你最近的表现，你被红小兵组织劝退了，以后你就不要再佩戴红小兵袖章了，知道了吗？”我当时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什么也没说，“嗯”了一声就出来了。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被“劝退”是个什么滋味。 第二天放学后，老师通知所有红小兵留下来开会，那时候红小兵组织经常要开会，学习些政治文件，或是老师嘱咐一些事情，这是一种政治待遇。我也按老习惯坐在座位上等着开会，我发现周围的同学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劲，这是怎么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同学忍不住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怎么还不走啊？” “啊？我？走？”我这才明白，我不是红小兵了，没有资格再参加这个会了，人家在等着我离开呢。我从课桌里拿出书包低着头走出教室，那个尴尬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过了几天，我妈也发现有点不对劲了，问我：“你怎么不戴红小兵的臂章了？” 我支支吾吾地说：“老师不让我戴了。” “为什么不让戴了？” “老师说，我被劝退了。” “什么叫劝退？是不是人家不要你了？” 我点点头说：“可能是吧。” 我妈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但也没有疾风暴雨地痛斥我，只是叹了口气说：“你呀，就是不听话，给大人惹事！”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从小到大，我没给家里惹过事，这是第一次，我觉得很对不起妈妈。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听说这个事之后沉着脸半天没说话，临睡觉的时候，他很痛心地对我说：“被组织上劝退就算是受了处分，是要记入档案的，会跟你一辈子的！”我爸那些年一直处在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里，而且一直是处在被别人整的角色，所以对于“装入档案的处分”是非常在意的，几乎是谈虎色变，其实，小学生哪有什么档案啊。 后来有人告诉了我之所以被劝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学生普遍纪律性差，太闹了，学校革委会正要进行一次“反无政府主义教育运动”，需要集中处分一部分不听话的孩子，杀鸡儆猴，“使红小兵组织更加纯洁”，算我倒霉，正好赶上这一拨了。 这件事对我心理的影响是挺大的，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大挫折吧。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件事，感觉自己确实是出了些问题，学冯老师走路只是一个表象，一个导火索而已，更深刻的原因，是我那段时间“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出了偏差！ 十几岁的小孩子，心里总要有点崇拜的东西，但是一场文革把我们过去崇拜的东西都砸得粉碎。 文革前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像爸爸那样当工程师，甚至超过爸爸当个科学家。但文革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砸烂了，我们崇敬的科学家变成了“臭老九”，我们喜爱的艺术家被打成“牛鬼蛇神”，我们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很多人成为了“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该崇拜什么了。 “停课闹革命”一年多，我们在社会上游荡，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看到许多无法理解的事，内心里感到很迷茫。 有一天傍晚，我和同学倪振生（外号泥巴）、刘晓维从玉渊潭回家，路过铁道部大院西北角的“上坡儿”宿舍区，突然被几个比我们大几岁孩子拦住，问过姓名后，抬手就打，把我们都打懵圈了，不知道为什么啊！两三个人围着打一个，啪啪地扇大嘴巴，打的我脸上火辣辣的。还算是“泥巴”反应快，大喊一声“跑哇”！带着我们撒腿就跑，终于狼狈不堪地冲出重围。在跑的过程中，我在那群打手身后不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我们铁五小的一个学生，我们跟他有点过节，这些打手显然是他叫来的。吃了这么大的亏，我们也没办法，打不过他们嘛，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记住你们了，等我也认识一帮“厉害的朋友”，一定收拾你们！ 一个孩子错误的“三观”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形成的。 那时候我非常想认识一些厉害的、能打架的、讲哥们、够义气的朋友，尽管大人们管那些人叫“小流氓”，但我心里不排斥他们，甚至有点崇拜他们。 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在一起津津乐道地聊起那些“偶像”： 你知道“新街口小混蛋”吗，挎包里装着菜刀，谁不服就砍谁，大院的高干子弟都怕他。 “小混蛋儿”不算什么，听说过“双桥老流氓”吧？那才叫厉害呢。 别说那么远的，咱们大院有个“屁篓子”，你们知道吗，打架不要命，没人敢招他，谁要是认识他，在咱们这个地方就算是“平趟”了！ 听见没有，这就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处在社会低层的青少年心中的偶像人物。 说到顽主“屁篓子”，我还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我有一个小伙伴小鹏，一心想结识“屁篓子”做靠山，但没机会认识人家，干脆就假称自己是“屁篓子”的哥们，到处招摇，跟别人打架的时候，需要自报家门，他总是说“我是屁篓子的哥们小鹏”，对方惧怕“屁篓子”，只好认怂，小鹏非常得意，乐此不疲。有一天我们几个正在院里玩，来了五六个年轻人，很不友好地用眼睛上下打量我们，用那时的黑话就是跟我们“犯照儿”，为首的一个长得挺文气的小伙子问：“你们谁是小鹏？”我们都不说话，但用眼角瞟小鹏。小鹏这时已经比较个人膨胀了，一副有人戳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他大摇大摆地走上去说： “我是小鹏，怎么着？” 那人问：“谁戳着你？（黑话，意思是谁是你的靠山）” 小鹏伸出大拇指骄傲地往后一翘，骄傲地说：“屁篓子！怎么地？” 话音未落，那文绉绉的小伙子抬手就扇了小鹏一个大嘴巴，真狠啊，小鹏的鼻子当时就流血了，那人轻声说了句：“看清楚了，老子就是屁篓子。”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们当时全都吓呆了，但我们心里没有对屁篓子的恨，只是想：如果真的认识他就好了。 那个时期我的思想确实有点乱，有点迷茫，经常有意接近一些“有流氓习气”的孩子，模仿他们的说话、打扮、走路的样子，或多或少受了点影响吧。虽然我记不起自己那时是如何淘气的，但我知道，如果不是闹到让学校多数老师头疼的地步，也不会随便就把我从红小兵组织里踢出来的。 好在我那个倒霉的故事有个还算不错的结尾： 被“劝退”之后，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最重要的是我不愿意让爸妈为我伤心，于是我痛改前非，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上课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不交头接耳，不出洋相，不再跟那些“有问题”的学生来往，积极参加班里的活动，经过我的一番努力，在被“劝退”了大半年之后，由于我表现良好，经本人申请、全班红小兵讨论，校革命委员会批准，我又重新加入了红小兵，又可以戴上那个菱形的小红牌牌、参加红小兵组织的各种活动了，爸妈知道了也非常高兴。
回想起来，我还算是幸运的。就像是新上路的司机，在立交桥上转晕了，出错了路口，本来想去南边的大兴，一不留神奔北边的昌平了。好在警察叔叔及时发现，严肃批评教育，给咱指出正确的道路，转了个圈，绕了点路，但终究咱还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 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就是那么几步，尤其是开头的那几步，一定要走好噢！有时候一不小心走错路，比如说上了北京那座著名的“迷宫立交桥”，能不能转出来那就很难说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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