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顶流写手，连鲁迅都望尘莫及

红极一时的他晚景凄凉

诸芳尽

伏案写作的张恨水

1934年5月，鲁迅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说起来，这件事着实让人啼笑皆非，作为民国时期尽人皆知的大作家鲁迅的母亲，对自己儿子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却对张恨水的言情小说钟爱有加。

鲁迅的母亲甚至一本正经地质问儿子：“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呢？”

这件事，一度令鲁迅十分尴尬，为了让母亲能够及时看到张恨水的新作，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去书店购书，生怕别人认出自己。

诚然，作为左翼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对这种才子佳人、儿女情长的作品自是不感兴趣，尤其在五四之后，这股偏于媚俗和消遣的“鸳鸯蝴蝶风”早已不再是文化界的主流。

但是，文化界是文化界，市场是市场，恰恰是这种媚俗的文学题材，拥有着当时最庞大的读者群体，从政界贤达到市井草民，几乎风靡了各个阶层。

还在多年前，上海的小报就刊登过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张恨水十分钟内到手的几万元稿费，可以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张恨水，到底是何方神圣？能拿如此高的稿费？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位民国时期顶流的言情小说写手，竟然出生在一个习武世家，可偏偏老天不遂人愿，张恨水天生就不是个习武的材料，无奈之下，家人只得让他弃武从文。

1914年，由于家庭变故、学业中断，19岁的张恨水投奔在武汉报馆工作的叔叔，成为了《皖江报》的一名编辑，月薪只有8块银元，但在经济上已经可以独立了。

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24岁那年，张恨水辞去了报馆的工作，靠着自己积攒下来的几十块银元，只身来到北平报考北京大学。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他的积蓄在北平根本撑不了多久。

幸而张恨水结交了上海《时事新报》的驻京记者秦墨哂，应邀做了秦的助手，每月能够拿到10元的报酬。

不久，他又通过好友成舍我的关系，在《益世报》兼职做助理编辑，月薪30元。

就这样，张恨水在《时事新报》上白班，晚上到凌晨在《益世报》上夜班，除了吃饭和短暂的睡眠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如此一来，他的“北大梦”自然也就做不成了。

1924年，成舍我创办《世界日报》，邀请张恨水担任副刊主笔，并撰写小说在报上连载刊登。

张恨水看准这是一个机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在报纸上连载了5年的小说，风靡一时，有相当一部分购买《世界日报》的读者，买报就是为了看张恨水的小说。

由于被文化市场看好，小说连载结束后，《春明外史》又被书局出版成了单行本，一经面世便成了畅销书，张恨水也因此一举成名。

此后，张恨水又相继完成了《金粉世家》等多部长篇小说，他准确地拿捏了读者的心理，几乎篇篇火爆。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不仅产量惊人，而且可以同时创作多部小说，最高产时他能同时在各大报刊连载7部小说，不可不谓神奇。

据说，每天傍晚，各大报社都有专人来张恨水家中收稿，而张恨水向来都能准时交稿，从不拖延。按照当时的发稿量，他每日要笔耕2万余字。

这么高产的作家，被各大报刊视为一线写手，张恨水的稿费有多高呢？真的可以做到“十分钟稿费买下一座王府”吗？

对于这件事，当时的报道显然是有“博眼球”的成分在，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没有根据。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在《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中，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那时候，张恨水由赵苕狂介绍，认识了上海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一次，沈请张恨水在上海丽查饭店吃饭，赵苕狂作陪。

席间，沈赵二人极力劝说张恨水将《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交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当时《金粉世家》只有构思，还未动笔。

沈知方承诺，《春明外史》可以一次性支付稿费，而《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四批支付，每收到四分之一的稿子，就支付一千银元。

这两部小说都是百万字级别，按照这个价码来计算，在当时着实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当时张恨水急需用钱，便应了下来。

除此之外，赵苕狂又向张恨水约稿，希望他可以专门为世界书局写四部小说，字数无需太多，10-20万字即可，每3个月交一部，稿费按照千字8元计算，张恨水也一并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一顿饭的功夫，便谈成了这几件事，也就是外界传言的“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元稿费”的真相。

转天，沈知方信守承诺，要赵苕狂带来了合同与4000银元支票一张，这就是传言中“买王府”的钱。

按照以上的收入计算，张恨水每年至少可以拿到6400银元的稿酬，平均月收入在500银元以上，已经超过了当时薪水最高的北大教授胡适。

而这些还仅仅是上海世界书局一家的稿酬，并不包括编辑费和供给其他报刊的稿酬等，若将林林总总的收入加在一起，“张恨水稿酬几万银元”的传闻，也绝非信口开河。

从上海回到北平后，张恨水就用这4000银元购置了位于前门大栅栏12号的一所大宅院，与鲁迅在八道湾的大宅院规模类似，价格相当。

而在当时，号称稿费“天花板”的鲁迅，在收入上实则远不如张恨水，从读者数量、作品产量上看，更是望尘莫及。

不仅如此，张恨水还用稿费支付了几个弟弟妹妹的学费和婚嫁费，而且凭借一己之力，养活了3个妻子和13个孩子。

张家是一座四进的大宅院，有许多房间，居住环境十分宽裕。

据儿子张伍回忆，刚搬来时，院子里就有4棵枣树、2棵槐树、2棵桑树，椿树、花椒树和无花果树各1棵。后来，张恨水又亲自栽种了洋槐、梧桐、杨柳、丁香等。整个院子望上去，一片绿意盎然。

而他的书房，则位于花圃西面的一片丁香花旁，在这里，张恨水还培育了许多稀有的菊花品种，在张伍的记忆中，父亲常和来访的朋友在花丛中品茗赏菊，饮酒赋诗。

1929年，随着严独鹤主持《新闻报》，专程来北平向张恨水约稿，著名的《啼笑因缘》也应运而生，一时间，该报的销量猛增。

转年，已经完全“不差钱”的张恨水，辞去了几家报社副刊主编的职务，开始专心写作，成了专业创作畅销小说的大作家。

1931年，北平春明女中举办赈灾义演，作为公众人物，张恨水受邀出演话剧，在舞台上，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周南。

相较于发妻徐文淑和第二位妻子胡秋霞，一位是包办婚姻，一位是出于怜悯而收留的流浪女子，周南才是他真正自由恋爱的伴侣。从周南身上，张恨水第一次体验到了小说中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

每年七夕节这一天，他都会带着周南来到北海公园看银河，天上的牛郎织女情意缠绵，地上的牛郎织女亦是卿卿我我。

然而，人生无常，这一切现世的美好，都因日寇占领东北而烟消云散。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岌岌可危，张恨水一家为避战乱，迁居南京。

乱世之下，书局被迫歇业，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失去收入来源的张恨水，只得再次回到报社工作。

1937年末，南京沦陷，出于强烈的救国热情，张恨水将全家老小一并送回安徽老家后，只身一人前往重庆创办抗日报刊。当时，重庆《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张恨水主编，另一个由女作家谢冰莹主编。

那段时间，张恨水一改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将副刊定名为“最后关头”，专门刊载与抗战有关的诗文，不再收录闲适之作。

来到重庆半年后，因对丈夫的思念，周南带着孩子，冒着炮火一路辗转西行与丈夫会合，全家人住在南温泉的三间茅屋里，与老舍为邻。尽管南温泉的景色秀美，环境幽雅，但一家人的生活却过得异常清苦。

张恨水与周南

茅屋的屋顶是茅草铺盖的，墙壁是泥巴糊的，雨季一来，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张恨水曾自嘲地给茅屋题名为“待漏斋”。

想起曾经居住在北平深宅大院的日子，恍如隔世，相形之下，如今的书房、卧室、会客厅，都被挤在一间狭小的茅屋中，人生的大起大落，大抵上，也不过如此吧。

才子佳人的凄美爱情，无疑是歌舞升平时人们才会追求的东西，身处不知道会不会有明天的岁月，没有人会惦记小说中的粉面朱唇。

八年时间里，张恨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终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衫，而这件长衫也早已被洗成了一块蓝不蓝、灰不灰的破布片。

刚到重庆时，张恨水就说：“饭可以将就，喝茶不可将就”，但到了1940年初，一个月的笔耕不辍，也只能换几斤龙井茶，无奈之下，他只得改喝四川沱茶。

张恨水习惯熬夜写作，常抽烟提神，抗战打响后，他不得不改抽廉价劣质的“神童牌”香烟，这种烟又辣又臭，他称之为“狗屁”，可后来，就连这种“狗屁”也买不起了，干脆戒了烟。

没有办法，一家六口，以及安徽的一大家人都等着他汇钱过活，经济上实在太困难了。

由于平日里极少有机会吃肉，妻子周南就买回一只小猪崽，在家中喂养。她担心猪叫影响丈夫写作，每天天不亮就让孩子们将猪赶到山上去放养。过年时，宰了猪，一家人才吃上了有肉的年夜饭。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平，一家人又住进了宽敞舒适的大宅院中。回到北京后的三年，是张恨水文学创作的最后一个高峰。

可是好景不长，解放战争的炮火铺天盖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张恨水用三年来积攒的稿费和版税，购买了十两黄金，存入私人开设的大中银行，但是没有存折，只以经理王锡恒的名义开了一个收据。

1949年，王锡恒席卷了他经手的所有黄金逃往台湾，从此音信杳无。此时的张家，除了一所大宅院以外，一无所有。

然而，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这个饱经风雨的家，北平刚刚解放，年仅54岁的张恨水便突发脑溢血，不仅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记忆力也大不如前。无奈之下，妻子周南只得卖掉家中仅有的大宅院，为张恨水治病，全家人迁居到了砖塔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中。

新政权成立后，在政府的救助和妻子的照顾下，张恨水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但因为后遗症，他的手已经无法握笔，不得不停止了写作。

家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只得依靠出售房产的余款勉强度日，而就在此时，一个巨大的打击再次降临这个艰难度日的家庭：周南被查出患了乳腺癌。

为了给妻子治病，张恨水变卖了能换成钱的所有家产，可三年后，周南还是撒手人寰。

周南离世后，张恨水悲痛欲绝，每日在周南的墓前借酒浇愁，身体每况愈下。

1967年正月初七，张恨水起床后，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也没有起来。倒下时，他的手里，还攥着妻子周南的照片。

一代言情小说的顶级作家，就这样无言地，走完了他72年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

人活着，本就是一场苦修，隔着万丈红尘一路回望，再精彩的来路，也不免带着几分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