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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五种艰苦，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郭 谦 近代先贤张謇先生说：“成大事业，必从艰苦得来。” 小时候，我听母亲讲，张謇先生是南通很了不起的人，创办了大生纱厂、南通师范、南通博物苑等等，但创业之初，他曾流落上海街头，身无分文，靠卖字维持生计，落魄潦倒至几乎绝望，吃尽了辛苦……母亲还给我讲了张謇先生这段名言，从此我记在心头，作为警示、勉励自己的座右铭。 我的一生，经历了五种艰苦： 一． 四年下乡劳动之苦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右手带有半残疾。因高一与人扳手腕，右手骨折，伸直了不能弯曲，弯曲了不能伸直。高二毕业前，公社知青办组织应届毕业生到县医院检查，诊断我的手为半残疾，通知我可以留在镇上招工。但我与哥哥金斌两人，只能一人插队，一人招工。我想兄弟情深，还是我下乡的好。  （1974年7月20日，上午领取毕业证书，下午到公社会堂开知青下乡会去插队） 公社知青办让我选择：可以插队在老镇附近的生产队（我舅舅金绍男当会计的一大队五生产队），也可以到远离镇的大队。我选择了去艰苦的地方，即离家约八里地的七大队（王家埭），那儿举目无亲。可年幼受红色教育影响，红军不怕远征难，过草地、爬雪山……那些英雄形象鼓励我去锻炼生存、生活能力。我下乡的生产队男劳力里，数我年纪最小，17岁，挑粪担到田头，最远要走一里多。插稻秧、割麦子，甚至当牛犁地的农活我都做过。 最苦的是去开河，当河工。1975年我第一次参加开河，每天早晨六点到工地，挑上一百多斤的泥篓，上上下下不停地从河底爬上两岸的泥丘，一直干到晚上六点。那个苦，那个累是当今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早晚饭，我们自己解决；中午生产队供应饭菜，一大碗籼米饭，一碗大白菜，一周只能见一次荤（吃一碗猪肉）。做了那么苦，那么累，也吃不上好的饭菜，那种辛劳的滋味有时泪往肚里流。回家我告诉父母，只说什么多好。连续做了十六天河工，兴仁区文化站通知我去参加故事创作，这才勉除了辛劳；之后，我又参加了两条河开河，因为我当上了大队工地宣传员，不再做苦力，情况就好多了。  （1975-1976县知青积极分子代表证） 因为我带着残疾插队的，也成了公社知青办宣传的典范，两次参加县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近四年艰苦的农村生活，让我了解了农村，锻炼出社交、组织工作的能力，形成了艰苦朴素、勤劳节俭、任劳任怨等品行，使我以后一生能经受得住各种苦难的考验和磨难。并且，我花费一年多时间坚持弯曲、伸直的锻炼，逐步恢复了右手的功能。 二．五年的工作和教改、教研之苦 1977年11月，我参加了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一场高考，获得了高分，但因不知具体分数，选报学校不对口，高分低录取。原本我可以上苏州大学这类大学，最后被江苏省海门师范中文班录取，学的是大专中文，待遇是中师，中师一般分配到小学，我们不同的是分配到中学任语文教师。 实习时，我被老家正场中学周克勤校长看中，我父亲郭可慈先生那时也在正场中学任语文、外语教研组大组长。周校长对我父亲说：“我想把郭谦留在我们学校任教，你回家询问一下他的意见。” 我对父亲说：“我想到兴仁区最艰苦的学校——横港中学任教，那儿苦，可以磨练人的意志，激励人成才。” 周校长向教育局反映了这情况，果真，1980年1月，我被分配到横港中学。当时横港乡不通汽车，在兴仁区西北角，被喻为兴仁区的“西伯利亚”。从我老家正场到横港，只能坐汽车到兴仁镇，然后步行十几里小路，才到学校。 过了一年，南通市有车到西亭镇，经过阚家庵，从那儿步行到横港中学，近了一半路。又过了两年多，南通市有了公交车到横港。但我从南通市转车回正场不方便，依旧沿河走阚家庵的泥泞小路，那儿的土特别粘，冬天解冻后或下雨天，自行车在泥泞路上难以向前。在泥泞道上挣扎的一幕幕情景，至今还让我经久不忘。 初到横港，学校有高中班，没有外语教师，而教育局传达教育部指示：1983年全国各地改变升高中推荐制度，推行升高中的会考制度，即中考。把英语设为三大科目之一。各地学校立即按要求开设英语科目，于是横港中学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父亲是南通地区外语教学权威，要我不教语文，改教英语。 为了学校的发展，我没有推托，边自学大学英语教材，边教学英语。一下子担任两个高中班、两个初三班的外语教学任务。第三年高中部撤销，学校改名为横港初中。我依然教四个班外语，每周二十四节课。那时只讲工作义务和责任，不讲报酬（超时费、补课费等等）。 20世纪八十年代，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种英语教材，以文字为主，没有教学图片，教学形式依旧是传统的读书，背书。我研究了十多套国外中小学教材，发现了我们使用的教材种种弊端。正巧，1982年，东北师范大学王武军教授在全国外语年会上提出要编写多种外语教材的倡议，启发了我探索编写初中英语实验教材，以图探求英语情景教学的新路子（如看图说话，看图复述，表演等教法）。  （1983年-1985年郭谦自编初中英语教材共五册） 实验教材，是通过我自己刻钢板，自己配图，自己印刷、装订等工序而成书的。南通县教研室、南通市教研室的教研员闻说后，都支持我的教改尝试，教育局领导也鼓励我。第二年县教研员姚仰云老师用打印机帮助我打书稿，我自己配图，一页页书都是我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金西初中吴杰、秦灶初中顾坤华老师提出与我一起搞教材教改，我也为他们印书、送书，费用都是我自理的。那时，脑中想的，一切为了教改，一切都是奉献。  （东北师大王武军教授、华师大吴棠教授来信鼓励我的教改） 我的教改惊动了省外语学会、省教育学院领导，他们在多次会议上表彰我，北师大李廷宪教授、东北师大王武军教授、华师大吴棠、杭宝桐教授审读了我的教材，给予了好评，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办公室也向我征集了实验教材作为备案。  （南通市外语教研会有关教材改革论文证书，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办公室信函） 1984年海门举办南通市外语年会，省外语学会领导找我谈心，说：“郭谦老师，你的探索精神难能可贵，但我告诉你，现在省里也没有权利搞教材出版。你的教材虽然在几所学校使用，反映不错，但最终是不会采用的。我想你还是花费精力去搞外语教学法研究吧，那会出成果。”  （郭谦出版的英语教学法专著和部分教辅材料及词典） 听了专家的指点，1985年我开始搞英语教学法研究，之后在北师大《中小学外语》、华师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等杂志报刊上，我连续不断地发表教学法研究文章。1990年，我出版了专著《中学英语学习方法漫谈》，还出版了一些英语教辅图书和英语学习词典。 三年英语实验教材的编写，六年教学法研究和出书，虽然十分艰辛，却形成了我一种不断探索和奉献的精神，锻炼出我编书和写书的能力，这为后来的能力迁移（即中文图书的写作和编辑），可说受益无穷。 三．十年求学（改变学历）之苦 每每想到我不能进入正规大学学习，我不甘心，经常夜不能寐。虽然我自学过不少种大学英语教材，但没有文凭，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函授文凭内页） 于是，1984年我参加了业余进修，三年后获得南通市教育学院外语大专文凭。接着1988年，我到南京师范大学函授，又利用三年业余时间，获得学校教育专业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  （北大中外教育史研究生考试失败） 1988年至1990年，我专注于中国通史、教育史的研究，并参加了省里的历史系研究生考试，因为无人辅导，没有购到历史系正式教材及资料，考试失败，但知识没有少学。 十年间，为了学历而奔波、奋斗，由于对多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拓展了我的视野，为我后来在文学、文史、语言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发展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二十年文学、文史写作之苦 2002年9月，学校组织体检，我被查出得了乙肝，住了两个月院治疗。学校安排我休息半年。乙肝被人称为富贵病，需要在家静养，但我想不能天天在家想着疾病之事，那会丧失奋斗意志。我想利用在家静心的时间多读一点书，多回忆总结人生，多写一些文学作品（诗歌、散文），这样就不会无聊，或许可以忘却疾病，恢复健康。也是那年的11月，我父亲因患肝癌去世。他留下一本25万字的《现代作家亲缘录》手稿，为了实现他的遗愿。我花费了一些时间对他的书稿进行增补，达到45万字，2004年正式出版。  出版父亲遗著的成功，增强了我文史写作的信心，有了新的写作思路，也减轻了对乙肝病的恐惧。但让我体会了一番写作之苦。 我计划了写一套《走进文化名门》丛书，包含《影响百年中国的文化家族》《感动百年中国的文化家庭》《震撼百年中国的文化伴侣》《闪耀百年中国的文化星座（兄弟姐妹》4本。 
缺乏写作参考资料，我便去北京、南京、上海、武汉这些城市书店购书（一千多本），因涉猎166个家族、家庭，660多个名家，我又查了每一个人网络资料，多达上万条。两年内，我每天写作8至12小时，电脑码字七千余字。这套书共一百三十余万字，三易其稿，实际我写作近三百万字。两年后完稿，2006年海南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子午节目采用我的书稿制作电视片，一些大学教授以我的书作为文化家族研究的基础材料，这套图书在京城文坛被誉为现代文化史记，……但我眼睛受伤，一看电脑，脑袋就“嗡”的一下，荤了。我休息了半年，不上电脑，才逐步恢复。 由于学校工作需要，我又断断续续地去上班，因为辛苦，乙肝病多次复发。2006年，2009年我又两次住院治疗。2010年根据通州市政府政策，满三十年教龄、工龄可以提前退休，我便退休了。 这以后，我能安心养病和写作，2013年我的身体得以康复。治病成功主要靠忘我的写作，和采取中药医治，这为我继续写作提供了保障，也算是自己生命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从未对外界透露的秘密。 2014年，我的写作、书画由业余进入了专业状态，连续六年每年出版一本新书，书画精品叠出。我一共出版了十五本中文图书，还有一些合著。 
2018年，写作《平凡家庭不平凡岁月》传记时，我连续五个月去采访革命老战士刘振儒，查阅了大量史料，长时间地坐着写作，六月大热天出汗太多，臀部满是痱子，不能坐着写，我便站着在电脑前写作十多天，才把三十多万字书稿写完，那也是一段抹不去的艰苦记忆。 这二十年间，我写作上也有失败，有一些书稿至今还睡在电脑里。如2007至2012年我花费了六年时间写了两本《同名同姓的美术名家词典》（120万字）、《同名同姓的文学名家词典》（80万字），因多种原因未能出版。但是，由于对文学界、艺术界的名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研究了大量资料，我成了文化名人研究的专家，为后来的艺术、文学评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我感觉人在各方面的辛劳、努力，最终是不会白费的，或许现在，或许未来都会得到意料不到的回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绝对的真理名言。 五．六年百体书法创作、研究之苦 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喜欢绘画、书法，虽然没有受过正式训练，但有一种内在的爱好和天赋。 （六体诗词作品） 2007年，我正式搞书画，人物、山水、花鸟我都画，写意、工笔、重彩也画；书法从小字到大字，我都写。并且，我注重多体字的研究。2012年，我在洛阳白马寺看到国宝《三体石经》，萌发了我创作六体《毛泽东诗词》的念头，一首诗词一种书体，搞了一个月，我成功了。2013年，我又想创作一个微书法作品：《八体兰亭序》。我先花费两个月写大楷字《兰亭序》，由行书、楷书、隶书、大篆、小篆、草书到章草、甲骨文；之后三个月，分别用微书法写；接着再用两个月，把八种书体合在一起创作微书法八体《兰亭序》。 创作这样的作品需要静心，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我连续十几天不外出参加活动，不见朋友，一门心思搞创作。有一天创作中，我的朋友李玉打来电话，创作中断了，心神不宁，我再写第七种兰亭序时就出了错，舍不得废弃这幅作品，我改为《六体兰亭序》。这很不尽兴，于是我又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重新创作出一幅八体微书法《兰亭序》。为了这幅作品，我几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但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看到这幅作品，连连称奇，说这是史上书法难度最大的作品。 创作八体兰亭序，也是我生活艰苦的时刻，我租住在一个不到三十平方的小屋，客厅只有七平方。坐在一张小饭桌前，我从早晨八点写到下午一两点。写一种书体的《兰亭序》前，我先临摹这种书体的字帖半小时，达到内心清净，一种运笔自如，胸中有体的状态，我才开始一笔一笔地认真创作新作品。作品不能错一字，错了就须重来。每天，我一气写完一种书体，筋疲力尽，才吃中饭。经常是早上煮一锅稀饭，吃三餐，吃一点咸菜、鸭蛋就了事。几个朋友突访，看到我在小屋里满头大汗、艰辛创作，都劝我加强营养……我说没时间和心思去搞吃的，只要搞成我心中的作品，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在北京大巢艺术区第一次展示《诗音墨语》书法长卷） 2014年至2018年，我连续五年，每年都要创作一个百体书法长卷，有 26诗、26种体、26米长的《诗音墨语》，36首古诗、36种篆书、36米长《古篆新韵》，18段孔子名言、18种书体、26米长的《孔子名言》，125种书体、47米长的《百体千字文》。每个长卷均花费了我七八个月时间，但它们是世上唯一的艺术精品。我创作百体书法之艰苦，耗时之多是常人做不了的。 种种经历，可回到张謇先生的话上，只有艰苦努力，才能成就事业。艰苦让人成熟、成长，艰苦的经历也是一种财富。 ——写于2022年8月15日 郭谦回忆录相关文章链接： 1.画菊名家曹长圻与我的绘画缘（郭谦回忆录之一） (360do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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