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一生兢兢业业，为祖国发展创下了辉煌成就，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有现在这副民富国强的局面，和他的才智过人是脱不开关系的。因此，想到国务院总理，我们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总是恩来同志的身影。那么，如果恩来同志有事要忙，无法留在国内处理国家大事，还有谁能暂时顶替他，承担总理大任？
1949年12月，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套下的枷锁，争取有利的海外支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前往苏联访问。
这次访问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祝贺斯大林70岁寿诞；第二是希望能与苏联方面签订协议，并向其借款，以促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于是乎，12月6日，毛主席一行人来到莫斯科，开始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商谈合作事宜。
这次商谈进行得十分顺利，1950年1月2日，毛主席便给中央传回好消息：“斯大林同志目前已经答应了让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与苏方签订一份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通商、贷款等协议。”建议中共中央在收到消息后，在五天之内将所有相关文件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同志携贸易部长和其他重要助手以及必要文件，在1月9日动身来到莫斯科。
国不能一日无总理，恩来同志或许还不知道得在苏联呆多长时间，因此毛主席还提议称：让董必武代理总理一职，处理国家大事！
听到此消息，中央领导人纷纷点头同意，那么，董必武究竟有何等本领，能让诸位领导人对其如此信任？
热血少年，立志报国
董必武出生于1886年3月5日，是湖北红安县南街人士。他的父亲是当地的教书先生，因此，比起旁人，董必武更多了一些读书的机会。
董必武早年热衷于科举，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功成名就，成就一番大事业，然而他的本事还不够，次次科举，只落得一个名落孙山的结果，无奈之下，董必武父亲只能放弃自己曾经的梦想，在家乡以教书为生，并将自己尚未实现的野心，托付到儿子身上。
正因为如此，董必武父亲很关心儿子的学业，而董必武也没有让他失望，父亲在给私塾里的孩子传授知识时，往往大孩子们还一知半解，坐在一旁等待父亲的董必武就已经学会了。
董必武五岁那年，他的父亲在抽查学生们对《三字经》的熟悉程度，抛出个问题，一连问了几个之前心爱弟子，他们都答不上来，正当董父为自己的授课成果感到失望时，幼小的董必武站了出来，信心满满地回答出了董父的问题。董父心中大喜过望，孩子天赋这么高，必定能有所成就！
正如他料到的那样，在董必武17岁这年，便考上了秀才。当朝廷来人把这个好消息传回湖北时，周边百姓纷纷赞叹董必武是位少年天才，董父更是激动到流泪，他对乡亲们说道：“乐伢子争气啊，我们董家后继有望了！”
然而，董必武后期的发展，却没有如他所愿。
1905年，董必武被武昌第一学堂录取，就读期间，通过阅读《猛回头》《新民丛报》等革命书籍，他对当前社会有了全新的理解，并逐渐意识到，中国如果继续由清政府这昏庸腐朽的政府把控，祖国必定会被豺狼们吞入口中，百姓也会就此沦为亡国奴，一生生活在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中，董必武不想落入那样的结局，因此，他决意投身革命，改造祖国！
1910年，董必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自武昌第一学堂毕业，少年的优秀，让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chéng）十分重视，特地上报清政府，保举其成为“拔贡”。
晚清时期，被保举为“拔贡”的人可以免除科举，直接入朝当官，是无数少年的梦想，然而，董必武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块“馅饼”：“我只是位读书人，没有当官的才能。”湖广总督瑞澂被他这份不识抬举惹怒，也就没有再管他。
能拒绝这么大一个诱惑，难道董必武真的不想做官？并非如此，董必武之所以这么做，只是看清了清政府官场的黑暗，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而已。如果有好机会，他还是很愿意成为领导人，为祖国建设奉献出全部力量。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之际，董必武发现良机，闻讯赶到，迅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就此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在后来与清朝官兵以及反动军阀袁世凯的斗争中，董必武跟随爱国者的脚步，即便遇上再多挫折，也从未想过后退！
十月革命爆发后，董必武深受启发，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明确意识到：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唯一良方！自此，他实现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
革命结束后，董必武决定连同其余有志之士，一起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从而实现国富民强的伟大梦想。通过商议，众人试图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开始。
经过对国内局势的调查，董必武得出了两个可行方案，第一个是开设报社，发售革命书籍；第二个是开办学校，直接培养人才。最后，因为缺乏资金，不得不把办报社的计划暂时搁下，选择第二个方案。
在革命者的共同努力下，武汉中学得以创建。之后，为了解决学校选址、学生用餐等问题，董必武开始向好友求助。
1919年秋，董必武特意邀请到一批同样热衷于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前来任教，他自己也在学校中任职国文老师。平日里，除了授课外，他还编写了《政治问答》《武汉中学周刊》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以及传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
1920年上旬，武汉中学正式开学，在董必武以及陈潭秋等革命人士的影响以及号召下，学校立刻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前来报名。在董必武等人的精心培养下，戴季伦、王文焕等有为学生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众人的这种热心行为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陈潭秋的弟弟陈荫林。早年间，陈荫林胸无大志，只想混吃等死，但自从跟着董必武等人了解到中国底层人士真实的生活状况后，他深受触动，开始奋发图强，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众人一起从事革命事业。1927年，陈荫林当选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没过多久，又被推选为省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为祖国奉献一生。
因此，可以说，武汉中学就是党组织早期发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为党组织能够在湖北地区顺利壮大革命势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革命势力的不断壮大，地方先进思想的不断传播，也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功组建，提供了充足养分。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以及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革命领导者的多次调研和思考下，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建，其中，陈独秀出任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也促进了其余地带共产小组的组建。
同年夏秋之际，董必武接到上海共产主义的消息，当地工作人员建议在武汉也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实，早在这年春季，身处于武汉的革命人员就已经开始深入人民群体，展开相关调研，在这次的调研活动中，革命者还整理并发表了包括《武汉工厂调查》在内的数篇调研报告，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中国工人们所处的环境究竟有多恶劣，激起千层浪潮，唤醒了工人们的斗争精神。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武汉爱国青年还纷纷组建起各种用于传播先进思想的社团，例如恽（yùn）代英等同志组建的“利群书社”等。通过这些事迹，董必武明白，武汉地区的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立刻回信上海方面，表示同意组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为了推动武汉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李汉俊与刘伯垂返回武汉，协助董必武以及陈潭秋的工作，经过不断探索和研究，在同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也成功成立。这个小组的成立，为湖北地区的革命事业，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转变，共产主义者也迅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伟大工作者，面对依然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们，众人明白，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也该提上日程了。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以及上海共产小组的共同商讨下，众人一致认为，革命者应尽快组建中国共产党，指挥无产阶级人民与反动派作斗争。在李汉俊的争取下，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答应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之后，众人指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安排代表，参与共产党的会议。
这年7月，武汉共产小组派出董必武和陈潭秋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众人确定了今后的奋斗目标以及革命者指挥工人运动的核心目的。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等人回到武汉，继续以武汉中学为根基，向外散播革命火种，在众人的努力下，中共武汉地方工委正式成立，当地革命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
1934年，中国共产党陷入进退维谷之中，为寻求新的道路，年近半百的董必武随红军部队一同踏上长征之路。
这年年底，中央部队组建了一个干部休养连，说是休养连，实际上，在这个队伍中的都是年老体虚的同志，以及一些妇女同志，他们零零总总加起来，有超过一百号人，其中有三十位是妇女干部（贺子珍、蔡畅以及4名孕妇）。为更好地照顾这些人，让他们撑过长征之路，众人找到曾担任过学校校长，为人和蔼的董必武出任队长，因为董必武同志年纪大，脸上还留着胡须，被人称之为“胡子队长”。
长征途中，虽然自己年岁已大，身子也不算太好，董必武依然以年轻人同志的条件，来要求自己，不仅背着和周围人一样重的行李，还要照顾队里的妇女干部，以及重症伤员、安排抬担架的同志的衣食起居，收容掉队的队友。
部队每次驻扎，他都得四处奔走，组织做饭、睡觉、防守等事宜。等各位同志快要睡着了，他还得起身查铺、查哨。部队撤离驻地，又要去检查战士的群众纪律，有忘记归还的物品，得亲自前去归还，毁坏的公共设施，得亲自赔偿。行军途中，看战士们劳累不堪，董必武还会跑前跑后，去鼓励大家，这样来回个不停，不知比其他人多走多少里路程！
接近50岁的董必武看到工作人员累了，还经常去帮他们抬担架，一次，在替身边同志抬担架时，由于太过劳累，一时没有站稳，摔进了泥坑中，弄得浑身是泥。同志们一边拉他起身，一边打趣他，取了个“泥人董”的外号，众人纷纷哈哈大笑起来，董必武见大家开心，也跟着一起乐。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关心董必武等老同志的身体状况，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匹马。但董必武却没有上马，他用这匹马驮粮食，伤病员，书，自己就站在前面，拉着缰绳往前走。周围同志怕他撑不住，都劝他上去骑马，然而董必武却坚持不肯。行军途中，体恤发烧的伤员，董必武将马给他骑，自己牵着马给众人探路，经过一个斜坡，下面是陡峭的悬崖，马停着不敢走，董必武使劲一拉，马突然加速跑了一下，董必武来不及反应，被这股力量拉得连人带马一起滚下坡，幸好下面有一棵树挡着，这才让他幸免于难。
借宿途中，工作人员考虑到董必武年纪大了，总给他安排到相对好一些的房子里居住，而董必武却不肯这么做。每次住宿，他都会先看看其余战士们的住宿情况，如果发现自己住得比别人好，他就会搬出行李，毫不犹豫地住到最差的房子去。正是因为他这份体贴关怀，让队里的战士们都如沐春风，即使经历再多困难，也从不喊苦喊累。
1937年，为抵御日寇进犯，国共两党再次展开合作，由于董必武在国民党当中也有相当高的声望，在指挥工作人员前往武汉和重庆等地处理事务时，中央派出董必武前往任职。
说是合作，实际上，国民党仍对我方抱有很大的排斥心理，为搜集我党情报，国民党假借职务之便，在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安插了多个暗桩，董必武也清楚此事，因此，每当组织成员要在房间中讨论大事时，他都会打开播放一段很大声音的京剧，这么一来，即便特务们贴得再近，只要没打开房门，便无妨探取我党情报。而且，为了防止搜查，每次出门，董必武都会指示司机躲在外面绕几圈，等确定没有特务跟着自己后，才会回到房间。
董必武的这份谨慎，让毛人凤十分恼火，每当属下失手而归，他都在心中暗骂董必武给他添了太多麻烦。这样的状态，也让蒋介石有点怀疑他的能力，因为每次问他要消息，他总是说：“委座，恕属下无能，董必武防得太严，什么情报都没探到！”
有一次，国民党举行宴会，董必武到场参与，在宴会上，他特地找到毛人凤，对他说道：“毛局长好久不见，这段时间你很辛苦嘛！”
毛人凤明白他这是在嘲讽自己，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本反驳，即便被气得青筋暴起，却也只能忍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苏英美三大国的国家元首，举行了一场政治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们发表声明称，决定正式成立联合国，并确定要在4月25日召开一场“联合国国际性会议”。
这场会议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经过协商，国内决定派出董必武、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到场参与。
会议期间，董必武用自己特有的庄重而平和的君子风度，征服了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晚年间，这位知识分子仍没有忘记董必武给他带去的震撼，他表示：“我和董必武进行过多次讨论，他是代表团中年纪最大的，是位学习过古书的人，为人温文尔雅，但颇为机敏。”
在这年的6月25日，会议的目标达成，众人制定了全新的《联合国宪章》，并决定在26日进行签字仪式。在仪式开始时，董必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严肃地在宪章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除了这件事之外，董必武深刻明白，自己能够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身份，第一次在美国公开活动，究竟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为此，他十分珍惜这次机会。
他利用这难得的良机，开始努力打破国民政府一直以来对解放区的消息封锁，扩大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力。为达目的，他要求助手章汉夫、陈家康连同海外党组成员，一同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用英文书写并发表了《中国解放区实录》，光明正大地在各大国家代表团、新闻记者以及美国百姓面前，详细地介绍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革命苏区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变。并向其说明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当时，一家华侨成立的报社，还在其报纸的显眼位置，刊登了这些消息。
一行人离开与会场地前，首先探望了中方好友史沫特莱、作家赛珍珠等人，之后又友好地去拜访了一下美国部分高层人士、当地的新闻记者、华侨等人，向他们揭露国民政府的独裁本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方针，通过这些，争取到了海外各界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同情。
华侨邝（kuàng）治中曾提到：“1945年，各大国家组建联合国时，国民政府派出宋子文前来纽约访问，然而，宋子文抵达纽约后，只知道待在自己的豪华旅馆中，拒绝到唐人街进行演讲。与他不同的是，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却经常出席华侨组织的演讲会，并在台上对华侨们发表讲话，给当地华侨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众人后来思考中国往后的前途时，华侨基本上都认为国民政府继续独裁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自此，董必武的目标圆满达成，在11月20日，他坐上了回国的航班，六日后，顺利返回重庆。
这些种种事件无疑不向我们证明，董必武是一位多么强大而又努力的同志，他一心向党，一心为党，正因为如此，国家有什么大事时，中共中央总愿意让他去承担大任。
于是，在1950年1月，中共中央需要一位同志暂代总理之职时，毛主席毫不犹豫地提议，让董必武担此大任。而其余领导人在商议后，也纷纷认为董必武有这个资格。
1950年1月10日，周总理携叶季壮、李富春等同志坐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董必武代理国务院总理一职。
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出现严重灾情，粮食成为稀缺物品。董必武顶住压力，指示地方政府：“天灾面前不许饿死一个人！”
这条指示很快传遍大江南北，百姓们都被他的这份魄力所感染，灾民们统统有了活下去的动力，最后，在政府与百姓的共同努力下，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便筹集了22.42亿斤粮食，并将它们送入每位灾民手中。董必武，没有辜负诸位领导人对他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