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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解德渤 于孟仟
作者简介：解德渤，于孟仟，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原发信息：《重庆高教研究》2022年2期8-16页 近年来，我国在学术研究上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突出表现为论文发表数量“爆炸式增长”，重大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术竞争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关于学术治理模式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学术自治和科层制两种模式上，但这两种模式都难以充分解释我国大学学术治理的一些现象与特征。因此，是否还存在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治理模式？ 一、行政发包制相关研究的梳理与应用 周黎安提出“行政发包制”，概括了一种正式组织在统一的权威之下内部事务层层发包的关系，是发生在行政组织内的一种内部发包制度。行政发包制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范畴性概念，不仅可以用于解释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而且可以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考察视角。我们发现：社会学中的科层制、经济学中的企业外包制以及政治学中的行政发包制对思考当前的学术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稍显遗憾的是，大学组织内部学术治理的整体运作机制问题尚未得以充分解答。 二、学术发包制的基本特征 学术发包制意指政府与大学、社会与大学以及大学组织内部围绕学术任务而形成的一种发包关系，这种发包关系贯穿我国整个学术治理体系。在大学组织内部，大学通过授权和参与的制度环境，建立起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以任务下达和指标分解的方式将学术事务层层发包。大学通过多种渠道将学术资源委托给教师和科研人员，并以学术绩效问责机制对其学术成果予以严格的监督管理，借助其专业性与学术潜力产出更多科研成果，从而进一步推动大学发展与学科建设。 1.学术发包制的特殊性揭示
大学组织和大学教师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学术发包制并非其他领域的发包制在大学组织内部的自然延续。行政权力、市场竞争与学术权力3种逻辑的相互作用，使得我国学术事务在科层式的行政思维与组织之中运行，学术资源按照发包方意图自上而下以专项化方式配置，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组织与教师发展、晋升的“关键性证据”，最终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融合了科层制、项目制以及锦标赛制灵魂内核的发包关系。在此基础上，学术发包制成为以科层制为制度根基、以项目制为制度手段并以学术锦标赛为制度精神的特殊存在。
2.学术发包制的制度呈现
在学术治理权的分配上，一方面，大学组织内部的发包方拥有正式权威和剩余控制权，掌握着学术事务相关的权力。另一方面，具体学术事务的执行权落到承包方手中，承包方拥有学术事务的实际控制权与具体执行权，这些权力在逐级分包的过程中表现出相对性。
在市场竞争逻辑的影响下，大学组织内部学术资源的配置是各级承包方逐级向上级发包方争取的，是一种“议价”能力的结果。各学部、院系与教师手中的资源以及待遇在相当程度上与其所拥有的学术项目、任务和指标挂钩。这就说明，要想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或更高的薪酬待遇，就必须完成更多的学术KPI。最终，大学内部形成一种以学术资源为中心的“强激励”状态。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基于结果导向的学术绩效问责机制成为学校管理部门的重要治理手段，具体表现为上级发包方以承包方申报和完成的项目、论文数量与绩效指标等作为评价基础，对相关成员进行考核，若成绩没有“达标”，就会被问责。
三、学术发包制的形成机理
从组织角度来看，行政管理的思维惯性是学术发包制形成的组织基础。在强调效率与规则的行政文化的影响下，学术发包制在科层制中悄然孕育。
从文化心理来看，不断赶超的心态成为学术发包制形成与发展的心理土壤。国家层面的赶超心态、学校层面的排名压力、师生群体的考核压力等因素相互叠加，使得学术竞争愈演愈烈。学术锦标赛的愈加火热，催生了各种校内发展的“规划”，学术发包制走向成熟。
从制度运作角度看，纵向发包与横向竞争的制度性互嵌成为学术发包制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大学不仅在局部意义上形成了“学术资源—学术发包—学术成果—学术资源”的简单循环，而且在整体意义的学术治理模式中形成了一种难以打破的莫比乌斯环。
四、学术发包制的具体影响
作为一种中间形态的学术治理模式，学术发包制在客观上适应了当前我国学术发展的现实要求，但其难以避免的诸多弊病值得警惕。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学术发包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旨在兴利除弊。
1.学术发包制的合理性
第一，学术发包制有助于降低学术治理成本，提高学术治理效率。第二，学术发包制有助于灵活处理大学内部学术事务，及时调整治理方向。第三，学术发包制有助于激励学术成果的快速产出，并引导学科发展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靠拢。
2.学术发包制的局限性
第一，学术发包制隐含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与博弈，暗藏着对大学内部学术自由的威胁。第二，学术发包制容易导致学术资源的分配不公，诱使大学内部产生“马太效应”和“剧场效应”。第三，学术发包制为“求数不求质”科研观的扭曲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加剧了学术“内卷化”。此外，学术发包是一个纵向发包的过程，其横向协调和整合能力相对有限，在处理跨学科、交叉学科事务时难以准确衡量和判定，为当前破除学科壁垒的集体行动制造了一定的麻烦。
五、学术发包制的优化路径
1.理念融通：“发包抓包”与“购买服务”的结合
学术发包制需要扭转自上而下的“发包—抓包”，并适当吸收自下而上的“购买服务”的制度理念。通过事后购买服务的方式重构学术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激励关系，让所有潜在的学术组织、学术团队和师生群体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探索，学校或者学院根据学术成果初步崭露的影响力和集群程度进行相应激励与后续支持。
学术发包制的目标亟须实现从“刚性发包”到“弹性发包”的转移，实现评价取向从“忠实取向”到“调适取向”转变。摒弃“一刀切”的硬性指标评价方式，结合不同学科的特殊性，推行更具柔性和弹性的多维度、多指标评价。进一步完善同行评议制度，继续探索代表作制度，形成“质量结合，以质为主”的学术评价导向。
3.方式转变：从“竞争性发包”到“协作性发包”
为公平分配学术资源、不断提升学术质量，学术发包制需要实现从“竞争性发包”到“协作式发包”的方式转变。不同层级的学术发包方与承包方需要充分地沟通与协商，相同层级的承包方之间根据优势互补原则进行协同攻关。
综上所述，学术发包制是参照行政发包制这一理想类型对学术事务治理的“发包制”特征进行的再思考，为研究中国特色学术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将学术治理的整体运作机制从静态揭示推向动态描绘，也有利于将科层制与学术自治二元对立的学术治理思维推向一种更复杂的、互动的思维框架。然而，鉴于学术场域的复杂性，目前关于学术发包制的探讨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仍有待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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