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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时，张学良在晚年总结过自己的一生，说他曾经：“错过一人，错杀一人，错下一命令 ”。 “错过一人”，是说他不该辜负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原配于凤至；“错杀一人”，就是错杀杨宇霆；“错下一道命令”，是说自己不该下令让东北军放弃东三省。 也是在晚年，张学良接受学者唐德刚采访的时候，又说了这样一段话：“杀了杨宇霆之前，我从不迷信，杀他之后，我不得不信”。 后来，张学良在和一个美国朋友谈话的时候，再次提到杨宇霆，这次是含泪说的：“我做了一件后悔一辈子的事情，那就是杀了杨宇霆。”
杨宇霆是谁？张学良为何杀他？到晚年为何又为此后悔？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出生于奉天法库（今沈阳市法库县）的一个小山村。 杨宇霆自幼聪明过人，16岁便考中秀才（李鸿章是17岁、曾国藩21岁才考中）。晚清废掉科举制后，在堂兄的资助下，杨宇霆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当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很多都是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如何应钦、阎锡山、汤恩伯、蒋百里等，蒋介石也在其中。 杨宇霆回国后即步入军界，步步高升，从排长、连长，一直到军械厂厂长。张作霖对杨宇霆这个“海归”非常赏识，不久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
张作霖虽然有枭雄气质，但他是个土匪出身的大老粗，格局不高，如果没有杨宇霆这个智囊，就像刘备没有遇见诸葛亮，他的事业也不会做那么顺风顺水。 杨宇霆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谋天下者不足谋一域”，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张作霖的一生。 此后，大格局的杨宇霆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有张作霖的“小诸葛”之称。 张作霖的大政方针都是杨宇霆制定的，甚至张作霖发出的每一份重要文件都是杨宇霆起草的，张作霖几次入关也是杨宇霆筹划的。 概括起来，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强基的大事，概括起来就是：“建海军，定田赋，强兵厂，修公路”。 建海军：建立起了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大大增强了奉军的实力。
定田赋：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豪强和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交给无地的农民耕种。 当时东北的土地兼并已十分严重，地主良田万顷却从不交税，贫农无地可种，还要交税；农民穷困潦倒，还常被苛捐杂税逼得背井离乡。而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针对这种现状，杨宇霆颁布史上最严厉的土地制度：别管你们手里有多少土地，只要是还没开垦的荒地，那就别磨叽，一律给我吐出来，由政府统一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此举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 修公路：致力于修筑战备公路；当时张作霖为了寻求日本支持，将东北的南满铁路权给了日本，让日本在东北建起来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修了战备公路之后，交通运输就不再受日本挟制，一旦与日军爆发冲突，就能利用公路与日军周旋。 强兵厂：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杨宇霆是厂长），使之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奉军防卫东北的能力。
概括起来，杨宇霆对张作霖的最大贡献，就是张作霖兵种多起来，腰包富起来，武器强起来，公路通起来！ 平心而论，杨宇霆此举确实有战略眼光，其意义不亚于无奉军增加了百万雄兵！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杨宇霆，就没有张作霖的霸业。那么，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为何要对杨宇霆痛下杀手？一是杨宇霆对“东北易职”保留意见，让蒋介石对他产生不满。
张学良选择东北易职，对国家民族是有利的，让国家实现统一，功劳盖世。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却没有太大益处。 事实证明，蒋介石只是想让张学良服从他的指挥，在东北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候，他是不会对张学良出手相助的。 比如张学良在东北因为铁路问题与苏军发生冲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撑腰，而是选择了袖手旁观中口头助威。 这虽然是杨宇霆死后的事，但更说明他有先见之明。 不管怎么说，只要有杨宇霆这个智囊在，张学良对蒋介石就不会那么俯首帖耳。分化瓦解军阀，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除掉杨宇霆，符合蒋介石的利益。
除了蒋介石，日本人也将杨宇霆看作是他们侵占东北的最大障碍，在杨宇霆的帮助下，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让早已对中国东三省虎视眈眈的日本人缩手缩脚，不敢轻举妄动。 比如，日本人为了向东北渗透，不仅大量向那里移民，还要求张作霖允许日本人跟中国人“杂居”。杨宇霆认为这不利于张作霖统治，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希望张作霖不予答应。 杨宇霆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期间，日本人积极拉拢他，但是他不买账。他对日本人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橄榄枝视而不见，反而对西方大开方便之门，引进了不少西方技术人才，连购买的机器也都来自德国。 在修建铁路的问题上，杨宇霆更是旗帜鲜明，和日本人对着干。1928年5月13日，张作霖最终以中华民国政府大元帅的名义在延吉——索伦、沈南一一索伦两条铁路的承造合同上签字放行。 这时候，杨宇霆出来“搅局”了。
杨宇霆毫不客气地说：“虽然张作霖业经应允，但此事非大帅所能专断”。 在东北路权交涉时，日本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都因顾虑“杨宇霆等反对派将乘机制造纠纷”，使日本取得的非法权益“化为泡影”，而不得不缩了回去。 不仅杨宇霆，他的盟友和心腹常荫槐也处处和日本人作对。 张学良的心腹王家桢回忆说，张作霖被炸身死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日本要求承认和履行张作霖签署的卖国合同。 杨宇霆的心腹常荫槐对日本代表说，保安会并未承认新合同，而且坚决不接受大帅之前签订的屈辱协定。 因此日本对常荫槐更加忌恨，并破口骂常：“很不讲道理”。
1925年常荫槐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时，新建“大通铁路”（从大虎山到通辽）就是由常负责，迅速修筑成功的。 因为这条铁路与日本人修建的满铁是平行的，不可能不存在竞争关系，日本人如芒刺在背，认为它侵害了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属于“不诚信”，没有契约精神，曾多次向张学良提出严重抗议。 但是常荫槐不但不怕威胁恫吓，而且还积极推动，迅速建成“大通铁路”。 实事求是地说，常荫槐是实际执行“包围满铁计划”的领军人物。而杨宇霆是张学良对日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的存在，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威胁。 如果没有这二人，张学良就成为光杆司令，侵占东北就容易多了。所以，日本人对杨宇霆和常荫槐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除掉二人。 假如张作霖还在世，日本人的阴谋不会得逞，毕竟张作霖老谋深算，是玩平衡术的高手，不会轻易上日本人的当。 但是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身亡，27岁的张学良成为东北军的新领袖。
平心而论，张学良在政治方面还不太成熟，杨宇霆对他不大放心，认为他比较幼稚，掌控不了局面.因此，杨宇霆就想以辅政大臣自居，想把张学良扶上马送一程。 而在年轻气盛、雄心勃勃，又自信心爆棚的张学良看来，这无法容忍：我已经独立了，我有魄力，眼光非常独到，而且超前，我可不是后主刘禅，而你们这些老家伙已经落伍，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了。 在此背景下，如果你们还想对我指手画脚，那就是干政，是对我的束缚，是在当“太上皇”，别有用心。 对此，日本领事林权助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他曾说过：“杨宇霆此人狡黠成性，根本不易驾驭，要瓦解东三省势力，必先剪除杨宇霆，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合作。”
而张学良与杨、常二人此时的权力之争，无疑为日本人离间他们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各界假惺惺地前来吊唁，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就意味深长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 而担任东北军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则直截了当地说：“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 日本外交官林权助则拐弯抹角地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张学良为了解这段历史，特派人到书店购买了一本《东洋史》。
张学良很快就了解了书上所记载的这段史实：“丰臣秀吉死后，其子丰臣秀赖继承了大权。此人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政务遂被其岳父德川家康把持。待到时机成熟，德川氏便露出狰狞面目，突然发动政变，除掉女婿丰臣秀赖，取而代之，建立了德川幕府。” 本已对杨宇霆颐指气使深怀不满的张学良，看了这段历史，自然对号入座，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担心历史重演，怕自己变成丰臣秀赖。 张学良对此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重点部分还用红笔做了记号。 除了这种直接挑拨外，日本还利用其在沈阳办的《满洲报》等报刊，搞所谓的民意测验，来离间张杨关系。 其具体做法是，在《满洲报》上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等十人的名字列成一个表格，要读者每日填写自己心目中的“得人心者”，剪下来邮给报馆，报馆进行统计后，再定期公布每个人的得票多少。 这就是赤裸裸地挑拨离间，伎俩十分拙劣，但是作为东北大员的张学良中计了。如此一来，张学良越发觉得杨、常二人有夺权篡位之心。
据张学良的日文秘书陶尚铭回忆，那段时期的张学良始终有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对杨、常产生了不信任，最终痛下杀手。 日本人处心积虑挑拨，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他给张学良写了密信，推波助澜。 “杨常事件”发生前，张学良忽然接到蒋介石一封加急密电，内称白崇禧正在兴风作浪，策动杨宇霆将张学良取代，并希望张学良先下手为强，除掉杨宇霆。
那么，白崇禧策动杨宇霆取而代之是否属实呢？白崇禧与杨宇霆确实在滦州有过深谈，但到底谈了些什么，外人无从得知。然而仅以一次会晤，便说是白、杨密谋推翻张学良显得有点牵强。 而且相比张学良，杨宇霆政治上更老到，更果断（心狠手辣），如果杨宇霆真有二心，肯定会先动手。 即使不先发制人，杨宇霆也要对张学良有所提防，不会自投罗网。 事实证明，杨宇霆的造反是“莫须有”的罪名。
蒋介石为什么要离间张杨关系？ 一是为可以拉拢张学良，让其感恩；二是剪除张学良的羽翼，更好控制他。 因为杨宇霆对蒋介石的为人了解太多，始终提防着老蒋，并对张学良归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存有疑虑。 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双重挑拨，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事后，张学良在谈到杀杨、常的原因时，就曾分辩：“杨宇霆勾结白崇禧、李宗仁等欲图谋不轨”。 综上所述，是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双重作用，才让张学良下定决心除掉杨宇霆和常荫槐。 张学良杀二人到底是对是错？后人对此有多种说法，主要是说二人以功臣自居，桀骜不驯，难以驾驭，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说二人有杀张取而代之的想法，并无实据。既然如此，那就是张学良做得就不对，说明张学良没有容人之量，没有驾驭人的能力。 杨常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说话办事强势是难免的，只要没有二心，只能是说张学良不能驯服他们。
那么，杨常二人是不是太过张扬了？ 张扬肯定会有，即使不这样，矛盾也难以避免。 从封建社会来讲，张学良是幼主，二人是托孤重臣。但事实上，张学良已经28岁，封建社会这个年龄做皇帝的，都大有作为了，辅政大臣的话是听不进的。 而且张学良不是阿斗， 是很自负很有主见的人。在此情况下，杨常与张学良的关系很难融洽。 因为杨常二人还有忠君思想，想为张学良做点事，不忍看着张学良葬送父亲基业；而且张学良也确实不成熟，这从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之后，坚持要负荆请罪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上就能看得出来。
杨宇霆雄才大略，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不知道急流勇退，又不幸遇到了年少气盛，感情用事的张学良，冲突是必然的，他人生的悲剧结果也是必然的。 不过杨宇霆也不是没有性格缺陷，他有诸葛亮的才能，却没有诸葛亮的胸襟，不然的话他与郭松龄的关系就不会弄得那么糟，说明作为“宰相”，他也是不称职的。 正是因为张学良不成熟，杨宇霆、常荫槐对张学良没有二心，而且二人是中流砥柱，所以张学良在杀二人的时候，拿不定主意。 最后，张学良决定用投掷硬币的方法来决定，他告诉自己说，如果是反面向上，就杀了二人。 结果一连投掷了三次，都是反面向上，张学良终于下定了决心。 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将毫无防备的杨常二人杀于沈阳的帅府。
杀了二人之后，对张学良有没有损失？损失太大了。 首先，无缘无故杀了二人，东北军将领既不服，也寒心。 张学良给二人定的罪名是反对“易职”，但是这时候已经“易职”了，这说明二人当时仅仅是口头反对，将其杀害，如何服众？ 东北军将领会想，如此对张作霖忠心耿耿的人都会被杀，大家今后还怎么跟少帅混，人人自危是免不了的。 如此一来，谁还对张学良死心塌地？
还有，如果杨常两根定海神针在，即使日军入侵东北的结果难以避免，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二人也会给张学良出主意，不会让他那么孤立无助，在日军侵占东北初期，东北军的表现至少不会那么被动。 直到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身边没有一个能给自己出主意的人，这时候他才幡然醒悟： 自己感情用事，杀了杨常二人，是中了日本人的奸计，是自缚手脚、自断臂膀。 掷三次硬币的结果，天意似乎已在冥冥之中作出指引，也在为张学良的陷入“迷信”提供了完美的注解，他不断放大且时常反复的任性天真、优柔寡断和急躁冒进型性格，也只能在晚年借助宗教迷信去不断咀嚼反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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