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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文是安吉拉·卡特1983年为《性别与写作》（Gender and Writing）提供的稿件《前线笔记》（Notes from the Front-line），后于1997年收录于文集《抖腿》（Shaking a Leg）。 - 正文 刚刚是第六次，我试着为这本书写点什么，但不得不停笔。每次我想写下自己的想法，它们就变得不受控制，好比要先把兔子从大脑里赶出去，然后再去追猎它们——这对道理的阐述是有损害的。可以简单讲讲这个问题：我是否在政治意义上将自己定位成一名作家？那是当然的。我一直希望这点显然易见，尽管在写作虚构作品时，我总是尽量避免作过多的考虑——我试图将一系列命题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读者根据我的虚构中的元素建筑她自己的虚构。（阅读和写作同样具有创造性，大部分智识上的发展都取决于旧文本的新解读。我完全支持旧瓶装新酒，尤其希望新装的酒能将旧瓶撑破。） 对我个人来说，女性运动极为重要，我也会把自己当成女性主义作家，因为我在所有事务上都是一名女性主义者，而我们也不能在生活中把这些事情单独拎出来讨论。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里，我的作品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当然，要是没有变化，那倒是更加奇怪的。因为这段时间里，我从青年步入了中年，而对我来说，成为女性主义者是成熟过程的一个阶段。不过，现在回过头来读我二十多岁、还是个女孩时写的小说，倒也看不出情感内容、甚至是基本主题上有什么变化。我能认出自己，认出自己在提问，找到答案——其中的有一些，如果是现在的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也能看到自己掌握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因为现在我已经能接受批评分析了。在更加年轻、也更容易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会以更加直觉、也更加自我保护的方式去看待、解读这些问题。比方说，我以前非常依赖自己的魅力，常用魅力化解敌意。现在想起这些来，心里还会涌起母亲般的怜爱，想纵容那个年轻的、渴望被爱的自己。 我现在四十二岁，那么，六十年代时，我还是个年轻女人。尤其在女性身上，现在开始出现一种趋势，要去淡化甚至完全贬低六十年代的经验。但是，在那个十年结束之际，有短暂的一段时期，公众萌发出了哲学意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那仿佛真的是“元年”，一切神圣都遭到亵渎，而我们正试着厘清人与人之间的真正联结。所以，像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一类的作家对我成长为女性主义者的过程也十分重要，并不亚于我在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中的实验，还有前往无政府-超现实主义的一系列智识之旅。此外，毫不自负地说，当时我们真切地自问关于现实本质的种种问题。大多数人都没有找到什么惊异的答案，还有人结结实实地吓到了自己，撤退回神秘主义的死路。伪先知、疯子和骗子在街上奔走疾呼。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是那段时期、那时的论争和1968年夏对周遭社会的清醒意识推动我追问：“我是女性”这一现实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社会虚构（social fiction）——我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怎么通过超出我控制的手段创造出来的，以及它是如何被包装成真实之物向我兜售的。 从那时起，考察统摄我们生活的社会虚构——也就是布莱克所谓的“铸造心灵的枷锁”（mind forg'd manacles）——就变成了我有意关注的问题。（现在我意识到，对于我之前要接受的那种版本的现实，关于我作为女性的存在而理所当然的各个方面，我肯定一直都觉得有什么东西非常不对劲。在D·H·劳伦斯的作品里我就嗅出了一丝端倪。）这也是一种绝对的、担保的唯物主义（committed materialism）的产物，即这个世界就是全部存在，而要质问现实的本质，就必须背离这种物质现实的稳固基础。所以，有时候人们会询问我关于我晚期作品中的“神话性质”（mythic quality），这时候我会觉得有些愠怒（对不起！）。因为我相信所有的神话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只能反映物质性的人类实践。我从事的是“祛神话”（demythologising）工作。 我对神话感兴趣——尽管我对民俗故事（folklore）的兴趣更浓——因为神话着实是为束缚人们而精心设计的非凡谎言。（然而，实际上，民俗故事作为刺激真实生活的一组装置要更为直接，也能更加轻易地渗入不同种的意识中。）1977年，我写了一部反神话小说（anti-mythic novel），《新夏娃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我主要把它看作一篇讨论女性气质社会建构的小品（tract）。然后是1979年，我靠民俗故事放松身心，写了一本关于童话故事的故事书，也就是《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事实证明，从口授传说中提取出正在转变中的结构，再利用这些结构处理现实和性的转变结构，要更加简单一些。在那之前，我使用的都是从不同神话中截取的片段，因为这些材料更方便获取。 说回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她尝试用自己的手艺向自己解释世界，也成为了极端的怀疑论者，这意味着即使她尚未获得完全的自由，也要比曾经的我自由得多。我当时会觉得自己需要施展魅力，又在这种需求中感到一丝背叛，尤其是在我——不论多么地不自觉——直奔着睾丸去的时候。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女孩，我还遭遇着一种心灵的殖民。尤其是当时写的那些报刊文章，我会不自觉地将男性视角设为普遍视角。所以，在这个年轻女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有过模拟男性的成分。比如说，1969年我居住在东京郊区，并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我是这么描述那里的：“一个常理中的男人能在那找到他所需的一切［……］比如按摩店之类。”我用了这个表达：“一个常理中的男人”。其实不是在讽刺，不过1982年的今天再来读，这倒是——讽刺般地——最贴切的描述：“一个常理中的男人”确实能在东京郊区坐拥一切便利，尽管一个常理中的女人可能会觉得无关紧要——至少是无关紧要。 去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录了那篇文章，我当时在想要不要在“一个常理中的男人”后夹注一句“原文如此”（sic），但后来觉得，还是不了。这是作弊。因为，我的女性意识确实是由旅行经验的矛盾铸造而成的，正如我政治意识中的其他方面。（比方说，被视作有色人种就是既痛苦、又颇具启发性的经验：在被定义成女性之前，我首先被定义成了高加索人种。我于是明白，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如何因不是高加索人种而遇到困难，也理解他们没有理由去爱或尊重高加索人种。） 顺带一提，在成年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以写作为生。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意味着我总是能赚很多钱。对我来说，让生活方式适应收入要更加轻松，而不是相反，所以当作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偶尔有几次我试着在阶级框架内工作，比如要准点到达办公室，要和实际上不喜欢的人友善相处，结果都不怎么理想。因为我几乎总是处于自雇状态，所以，作为女性，我缺乏那种乱糟糟的、混合性别的工作经验。我在“前线”的姐妹们会给我发一些消息，我会为她们感到难过而愤怒，但这仍然和亲身体会不同。出于某种原因，在和几家不同的出版社合作时，与我对接的总是女性编辑。即使你的女性同事可能毫无女性主义意识，这和与男性共事也是不一样的。于是，因为我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性和感情生活而变得极端的，即变得真正认识到我所是的和人们认为我应该是的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所以我越是成长，就越是去书写人类实践中的性及其展现。而在西欧想象的储存室里，我找到了写作的大部分原材料。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对于一个第三者来说，很明显，我们所知的西欧文明正在迈向终点，而女性运动的浮现及其意味着的一切同时是文化拆解的症状和产物，一种以犹太-基督教、少许“谎言之父”柏拉图遗留下来的古希腊超越论和一些其他片段为根基的文化。正像我一个日本朋友说过的，历史的焦点正在不可逆转地从欧洲转向亚洲和非洲：我们彻底压榨过的社会（和白人工人阶级一样，白人女性亦不能从殖民主义的历史纠葛中脱身），既不亏欠我们丝毫、也不对我们抱有任何期待的社会——或者可以这么想：很难在真正意义上说我们欠了他们什么，比如说钱，这在英国肯定是说不通的。既然西欧已经注定淡出历史的焦点、而不是粉墨登场，那么一千年来，西欧人民可能终于可以首次从他们的可怖历史中解放出来。 我作为女性时而会感到的那种无限自由，是一种“全新的存在”式的自由。因为在此之前的任何时间或空间，我都绝不可能像我如今所是的这样存在。我是一个没落的发达工业化后帝国主义国家的产物。但这和我随心所欲工作或以写作为生的本领都无甚关系。在二十世纪初期以前的任何时候，只要我没有死于分娩或没有保障的的工农生活，并有足够多的时间积累一定数量的口传虚构作品，我就能按我的喜欢讲述随便多少故事，并把它们讲得精彩、讲得轰动。如果我出生于中世纪日本的贵族家庭，那当然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并扬名天下：那里有很多女性诗人和小说家，而且性生活观念别具一格，性交不像在西方文化中那样繁重不堪（他们不受犹太-基督教伦理的限制，毕竟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而在英国或法国十七世纪之后的任何一段时期，我都可以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但是，直到高效的避孕手段诞生之前，我都不能作为性生活丰富的女性去写作，除非我运气足够好，先天不孕——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 Mary Ann Evans, 1819—1880）就肯定是这样。即便我很富有，担负得起养育子女的成本，金钱也不能避免产褥热。而且，孕期的大多数时候都令人疲惫、让人虚弱。怀孕会耗尽人的精力，身体和情感上都是。实际上，在能够避孕并享有合理的产前和产后照顾之前，大部分时期的大部分女性都处于患病的状态。你需要非常强壮、健康，才能写出大部头作品。（此外，你还需要很闲。） 就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怪诞的悖论。过去三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女性在表演艺术方面颇有成就，人们也认为这就是女性的荣耀：表演、歌唱、舞蹈、演奏。出于某些原因，女性运动倾向于忽略全部这些活动，可能是因为把别人写的钢琴协奏曲弹得出彩，不像自己写出来那么具有“创造性”。但是弹钢琴绝对要比写协奏曲消耗更多的体力。自从女性被允许登上舞台以来，身体虚弱的那部分女人就被一直被排除出去，有时是在孕期最后的阶段。这很奇怪。和很多女孩一样，我小时候很热切地梦想成为演员，现在也还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个理想（犹豫过，也没有实现，不过现在完全不后悔）。为什么会感到这么紧迫的一种需求呢？为什么会觉得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现出自己能完全控制、变身为别人构想出来的角色呢？很诡异。 不管怎么说，现在有了“全新的存在”，不受过去拘束。自愿绝育的同时保持丰富的性生活，这些为数不多的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而且，“自愿绝育”不意味着永远没有孩子：这类女性只是在大部分时间绝育，而非一直如此。用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 1925—1961）的话来说（尽管他谈的主要是奴隶制度），奴役着我（们）先辈的历史不再奴役我（们）。 所以，我能很自在地搜查、掠夺官方历史，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但我也喜欢绘画、雕塑、电影、民俗故事和异教学说。对我来说，这样的过去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还能充当过时谎言的富裕储备。你可以找到哪些谎言一度风靡，新的谎言又以哪些旧的谎言为基础。 这间储存室里，有那么一两个关于艺术家的谎言：成为艺术家是怎样的一种伟业、要怎样为此受难，艺术家又是怎样一群聪明的、好的人——诸如此类的废话。我想对此说点什么，因为写作——以这种艺术为例——写作只是应用语言学（writing is only applied linguistics）。珀西·雪莱错了：我们不是人类的“未被承认的立法者”（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有些女性似乎确实认为写作会让她们感觉更好，或变得更好。我不知道。 写作是唯一我再清楚不过的艺术形式，而它绝对不会让人变得更好，作家也不一定会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怎么说呢，我可能会希望写出波德莱尔那样的诗，但我绝对不会想过一分钟波德莱尔的生活。他的诗歌源自无可救药的绝望，而他则是个垃圾人，该一脚踢开。人们很容易忘记，西欧文化史上的伟大天才男性，大多数要么是堕落的自负狂，要么过着最为凄惨的生活。（我的两位男性文学英雄，梅尔维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事实上都非常高尚，但他们的生活都这么接近于存在的无尽深渊，肯定经常羡慕那些没有探索之心的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的意思是不是说当一头牛很好，只会反刍就够了——我对牛没什么意见，当然，对探索之心也没什么意见。我只是想说，身后名并不能带来慰藉，而人在艺术创作中获得的满足感是特别孤单的，是“唯我论”的。同时，这份工作本身的报偿和其他自雇工作一样，仅此而已。 再来讲讲“应用语言学”。这当然就是为什么女性亟需作为女性去进行虚构创作，这是将我们的语言和基本思维习惯去殖民化的一环——我确实是这么相信的。这和成为“人类的立法者”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毫无关系，而是要创造一种表达方式，为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无限繁多的经验，为说出从未有语言去述说之物。 最后一点。怎么从没有一个女莎士比亚？三个答案：1. 那又怎么了（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好的答案）；2. 莎士比亚之后也再没有过男莎士比亚，妈的；3. 法农在哪里写过，任何讲道理的人都不能要求一个上沃尔特［1］的赤足农民写出舒伯特那样的曲子。这样做的机会从不存在，这样的概念毫无意义。 我选择的写作形式是小说。小说这样的形式在欧洲存在不过两三百年，其历史与印刷技术史和有时间阅读的有闲阶级的增长息息相关。这个阶层的很多人都是女性，西欧小说也因此倾向于反映有闲女性生活中的种种事务——这种文学形式在本世纪出口拉美和非洲之后，则有截然不同的面貌。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伟大的欧洲小说都是讲私通的，尤其是男人写的那些（《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因为他们想象不出女人要是有闲暇时间还能干点什么。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历史事实，但和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关系。 资产阶级虚构写作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教导人们，如果他们渴望进入某个社交圈子，那么应该有怎样的言行举止。简·奥斯汀的小说基本上就是写成虚构的礼仪课程，而且，很多直接诞生于女性运动的虚构作品也具备相同的功能，不论作者是否有意于此。比如，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 1929—2009）的《女士房间》（The Women's Room）正是一本大龄女性研究生指导手册。 但其实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十分厌倦，因为在一个变化中的社会里指导人们的言行，似乎已经不那么要紧了。毕竟，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了造就变化的工具，而变化的结果则难以预料。我个人更能在某些第三世界作家身上看到共同点，包括男性和女性。他们试着转变当下的虚构形式，以求反映并促进人们自我感知方式上的变化：用新瓶装旧酒，也用旧瓶装新酒。用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虚构形式去批判那个时代的种种结果。显然，我们不得不提及马尔克斯，尽管现在他肯定早已厌倦当白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故事家爱宠了。但还有很多其他同样优秀的写作，经常是常规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作品。我在想的是南非黑人作家贝茜·黑德（Bessie Head, 1937—1986），她懂得使用与自己所属的历史文化迥然相异的形式生产复杂的性与政治斗争图景。 但，如你所见，这都是应用语言学。但语言是权力、生命和文化工具，支配与解放的工具。 我不知道。十年前的我或许会说，我想要写出那种能在城市的废墟中接着烛光阅读、并依然能带来愉悦的作品。可能我现在仍然这么想。 这整篇文章挺混乱的，自相矛盾、前后不连贯，也缺乏逻辑上良好的论证。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要厘清女性主义如何影响我的作品，是如此困难。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过着我的生活，并不审视它。我还觉得我在这篇文章里有些炫耀，讲了一些大道理，像中年人那样傲慢。活见鬼了。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是写作虚构作品，并以那种方式找到答案。 但愿这篇文章还说得过去。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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