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石健锷余任天：“我字写自己的，图章也刻自己的”

在现代浙江艺坛中，有一位虽经历了半生的坎坷困顿，却励精蓄志，以顽强的毅力，最终实现了自己对艺术追求理想的艺术家。赵朴初、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陆俨少不仅推崇他的书画、篆刻及诗歌作品，誉为“四绝压群伦”，对其淡泊自守、耿直不屈的独立品格也肃然起敬，在其身后纷纷撰文怀念。这位越世负俗，不循常道，在篆刻创作及诸门艺术上探索不息的勇者，就是余任天。

余任天（1908-1984），字天庐，别署归汉室、嘉砖砚斋。浙江诸暨人。自幼喜好书画，初习颜真卿、陈老莲与《芥子园画谱》。十一岁始学刻印，师法清代乡贤暨浙派名家钟权。1924年负笈杭州，先后就读于浙江美术专门学校与浙江艺术专门学校，两年半后，因家中无力继续承担学费，余任天不得不中途辍学。日后在家乡及萧山、杭州等中小学任美术教员，收入微薄，开始悬润鬻画，以维生计。“七七”事变爆发后，积极绘制抗战宣传画，后避兵永康，结识了书画家潘天寿、吴茀之、应均等。1945年初在浙江龙泉，经省立西湖博物馆馆长金维坚倡议，与王世安、金石寿、毕茂霖等共同发起成立龙渊印社，余任天出任常务理事。抗战胜利后定居杭州，供职于西湖博物馆，担当起龙渊印社主要事务，并克服经费短缺的困难，编辑出版《龙渊印社月刊》，刊发古今印学论着、历代篆刻经典作品及治印技法，竟获得“使研究者识其趋归，鉴赏家知其取舍，裨益匪鲜”的赞誉，为研究浙江印学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建国后余任天自创金石书画工作室，日夜挥毫、刻印不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创作了巨幅山水画《富春江严陵濑钓台》，然而正当余任天向艺术高峰努力攀登时，“文革”爆发，不仅人身遭受迫害，又失去经济来源，眼疾更使其双目几近于盲，已无法刻印。然而对艺术充满热爱，毅力顽强的余任天，仍借助放大镜坚持写字、画画，他不愧是一位对艺术极其敬畏的虔诚高人。

余任天绘画早年宗法王石谷、八大、石涛，中年始受黄宾虹影响，后因病目，以篆籀与草书笔法入画，由工入写，山水画墨色点染粗放浑厚，意境高远。这一貌似祸从天降的生理疾病，反而成就了他“积健为雄”画风的转变。余任天也精隶、草书法。居永康时，他在聆听了应均所言的：“我字写自己的，图章也刻自己的”后深受启发，开始逐步摆脱旧学，拜邓散木为师后虽一度以虞山印风面世，但作为一个具备独立精神、善于思考的艺术家而言，任何束缚都奈何不了他腾飞的思想。余任天后期开始尝试以隶书入印，结字简约，善用斜笔，线条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可谓少心壮态，老刀辣笔，有石破天惊之势。

余任天篆刻不为古法所囿，易识的印文、猛利的线条、疏密悬殊的空间，使其印风与其追求“听其所之，刀痕历落，使人望之，懦石健锷”审美观相合拍。可惜他的篆刻艺术直至其身后才被印坛广泛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