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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涌现出多种类型，早期流行的各种凤鸟纹，特别是昭穆时期流行的垂冠大鸟纹，成为此时极具标识性的纹样。但极具特色的凤鸟纹主要集中于昭穆时期，且未能在同时期纹饰中占据主导地位，反倒是此后流行的波带纹、重环纹、窃曲纹（常与瓦纹搭配）成为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并使西周青铜器纹饰形成一种迥异于商代的自身风格。正是因为这几类典型纹饰的出现，学界一般认为西周青铜器纹饰一改商代庄严肃穆、静谧神秘的风格，形成了一种自然生动写实的风格，变形动物纹、几何类纹饰成为主导，青铜器纹饰从此褪去了神秘的面纱。这种认识在这几类青铜器纹饰的命名上得到了体现，而且波带纹、重环纹被划归几何类纹饰[1]。虽有学者试图纠正[2]，无奈此认识影响已深。其实，一般所称的波带纹、重环纹、窃曲纹都是抽象化形成和序列化装饰的幻想类动物纹，只有对以上几类纹饰从源流上进行梳理，才能重新认识西周青铜器纹饰的风格特点，从而揭示西周青铜器纹饰风格转变的意义。 一 西周青铜器典型纹饰类属辨析 如果将目光静态地集中在西周中后期流行的这几类纹饰上，则很难理解其中的内涵。若从纹饰源流的角度，动态考察纹饰的发展演变过程，就能分辨它们真正的类属。 1.波带纹 一般认为波带纹是西周中期偏晚阶段才流行起来的纹饰，其实它的标准形态在穆王时期已经形成，目前所见多件时代明确的铜器可以印证。山东龙口归城小刘庄出土的启尊、启卣均记启从王南征之事[3]，其时代应属于穆王初期[4]。启尊颈部和启卣盖、颈部均饰一周波带纹（图一∶1），波带较窄，弯曲处间隔类似半圈形的纹饰，应是标准波带纹的最初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器物颈部装饰的波带纹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纹饰中间有一个龙首。洛阳北窑庞家沟M368出土一件铜卣盖（M368∶6），饰有与启卣同样的纹饰（图一∶2）[5]。该墓还同出尊、爵各一件，从形态上判断，尊、卣时代与启尊、启卣接近。绛县横水墓地亦出土有形制类似的铜卣，时代应相近或略晚。盖沿和腹中部各饰一周波带纹，其中腹部波带纹弯曲处所填充的纹饰已呈明显的半环形[6]。类似的纹饰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伯康簋[7]。此外，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伯卣（图一∶3）[8]，形制与启卣类似，颈部波带纹的组成也与启卣相同。不同的是，盖面和器腹饰有与重环纹形态类似而排列方向不同的纹饰。此种纹饰系垂直层层叠压并连片成饰，装饰方向与重环纹相异，无法将其视为几何类纹饰，所以学界一般称其为“垂鳞纹”。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铜觚（76FZJ1∶86）圈足装饰有类似纹饰[9]。这两件器物表明，垂鳞纹的出现要早到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或更早，对于从侧面解读重环纹的含义也有帮助（详见下文）。伯卣颈部波带纹下布满垂鳞纹，这种纹饰组合再加上波带纹中间装饰龙首的特点，很容易使我们将波带纹与动物形纹饰联系在一起。其实，波带纹本身就是幻想类龙纹的抽象化表现，其最初形态可以从晚商到西周早期常见的双身龙纹上找到痕迹。如随州叶家山M28出土的曾侯方鼎（M28∶156），上腹双身龙纹波曲的身体十分写实，中间为龙首，弯曲的身体上下填充一个个环形圆圈（图一∶5）[10]。这种纹饰组合形式与以上几例最初形态的波带纹完全一致，只是前几例身体部分已经抽象化，而不再是写实的龙躯。不过更写实的单体龙纹，在晚商时期就有例证。如殷墟花园庄东地殷墟二期偏晚阶段M54出土的三件铜刀（M54∶87、88、94），刀身上均饰有昂首向前的龙纹，弯曲的龙身上下亦填充环形圆圈（图一∶4）[11]。但随着龙纹向波带纹的演进，这种环形圆圈开始转变为半环形，结合伯卣的装饰特点分析，其很可能就是龙鳞的抽象化表现，因为龙躯极度线条化后，已不可能在其上装饰其他纹饰，此时龙鳞就需要有其他的表现形式。波带纹发展到下一阶段，如年代稍晚于以上几件的扶风齐家村窖藏两件铜罍，形制、纹饰相同，颈部波带纹弯曲处上下填充的已是半环形圆圈演化后的类似垂鳞的纹饰（图一∶6）[12]。至于顶峰期的波带纹，形态已十分完善甚至多样（图一∶7、8）[13]。弯曲的龙躯形态不变，但是弯曲处填充的除了多见的鳞纹外，还有角、首甚至兽面等形象，已有学者依据波带纹的构图方式与空隙间的填充纹饰，将之归入“简省与变形动物纹”类[14]。因此，根据波带纹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将其称为“龙躯纹”，表明其抽象形态的原型。但要指明早期龙躯纹身体弯曲处填充的半环形纹饰源自鳞纹，还需要进一步解读重环纹的内涵。
2.重环纹 依次连续横置的“重环纹”，长期以来被当作一种几何类纹饰。另有一种与重环纹形态相似而纵向叠压的纹饰，由于装饰特点被学界称为“垂鳞纹”。如果仔细梳理铜器上龙纹的源流，就会发现重环纹不属于几何类纹饰。晚商时期，龙纹流行，兽面纹也多由两两配对的夔纹或龙纹构成。妇好墓出土铜器上发现有较多龙纹[15]，典型者如M5∶803觥盖右侧的龙纹（图二∶1），身体弯曲呈向前爬行之势，身上所饰鳞片就是与重环纹内圈接近的半环形图案；M5∶853盘内底的蟠龙纹则更为明显，龙躯沿盘内底外缘盘成一圈，龙身所饰鳞片由内外两重半环形图案构成（图二∶2），如果删去龙躯仅看鳞片，则与早期重环纹几乎无异。不仅在龙纹上，蛇纹身上的鳞片也呈现类似的图案，如灵石旌介M1∶36铜鼎颈部的蛇纹（图二∶3）[16]。进入西周以后，鳞纹的呈现方式同样明显。周初鹿邑长子口M1∶92觥盖的整体造型为昂首、尾部蜷曲的龙，在蜷曲的龙身上可见清晰的鳞片，鳞片的式样同样是内外两重半环，半环前沿左右内凹（图二∶4）[17]。鳞片在西周早期的双身龙纹上同样有所体现，如泾阳高家堡M1∶7铜卣颈部（图二∶5）[18]和随州叶家山M28∶167铜卣圈足所饰双身龙纹。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典型的重环纹出现之后，重环纹舍弃龙纹躯体部分而只取龙躯上的鳞片单独装饰于铜器上。早期的重环纹还保留了龙躯上鳞片的原始形态，如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西周中期偏晚的十三年壶盖沿纹饰（图二∶6）[19]，与长子口M1∶92觥盖上的鳞片类似；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簋颈部所饰重环纹，中间还有龙形铺首象征龙首（图二∶7）[20]；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铜铺盘沿上的重环纹（图二∶8）[21]，在成熟形态的鳞片间排列较早式样的鳞片[22]。从龙纹、蛇纹躯体上鳞片的发展演变分析，重环纹无疑属于国内外一些学者所称的“鳞纹”，因其作横向排列则可以称为横鳞纹。而双身龙纹上鳞片的特点表明，主要由双身龙纹演化而来的龙躯纹弯曲处填充的纹饰表现的主要是鳞片。当然，早期中国纹饰十分复杂，这种填充纹饰由早期的鳞片形态逐渐演化为多样性的鳞纹，并发展出象征性的圆形龙首、弯曲的双角以及较为完整的兽首等形态。横鳞纹最早的原型或可以追溯到陶寺、二里头时期，陶寺红陶盘内蜷曲龙纹（图二∶9）[23]以及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躯体上的鳞片类装饰（图二∶10）[24]可能是其更早的形态。
3.窃曲纹 《吕氏春秋·适威篇》云：“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由于有文献依据，加上该类纹饰多由蜷曲身体围绕眼睛而成，因此关于它的定名和类属争议不大，早已有学者指出其为龙源几何形纹饰[25]。在二里岗上层时期的铜器上，多见一种单体龙纹作顺序排列，但一般不作为主题纹饰出现，往往呈带状装饰于器物颈部、肩部或者作为辅助纹饰搭配在兽面纹两侧，其形态一般是围绕眼睛分布，有的不见眼睛，只有上下弯曲的身体。此类纹饰在盘龙城遗址发现较多[26]，如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或稍晚的盘龙城李家嘴PLZM1∶7铜尊，肩部饰一周带状纹饰（图三∶1），每个单体纹饰都由上下弯曲的躯体左右围绕中间的眼睛和角组成，由于纹饰仅围绕一个眼睛，因此不可能是兽面纹之类的纹饰，而应是龙纹的变形。同墓出土的PLZM1∶8铜尊，肩部也装饰有类似的带状纹饰（图三∶2），每个单体纹饰的躯体部分与前述的躯体近似，但首部不同，其首部是极度线条化的角，且省去了眼睛。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晚阶段的盘龙城杨家湾PYWH6∶21铜尊，肩部纹饰组成（图三∶3）与李家嘴PLZM1∶7铜尊肩部纹饰类似，上下弯曲的躯体更显繁缛是时代因素使然。与之类似的还有盘龙城P∶0136铜尊肩部纹饰，两者都有向殷墟时期纹饰过渡的特点。盘龙城杨家湾PYWH6∶27铜斝腹部兽面纹两侧搭配的纹饰（图三∶4），中间眼睛和嘴（喙）十分形象，无疑是身体围绕眼睛而成的龙纹，甚至接近顾首龙纹。龙纹首部在前身躯在后，首部主要由角和眼睛组成，躯体是弯曲的龙身，在纹饰构成上与李家嘴PLZM1∶8铜尊类似。二里岗上层时期铜器纹饰呈现的这种形态，让我们找到了铜器上窃曲纹的源头。早期铜器上龙纹的这两种形态，经殷墟时期变形龙纹的发展，到西周中期演化为成熟的窃曲纹，并成为西周中后期典型纹饰之一。成熟期窃曲纹的基本构成并无大的变化，都由身体围绕眼睛蜷曲而成，常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身体左右围绕眼睛（眼睛或简省）呈长条状，承袭的是李家嘴PLZM1∶7铜尊纹饰两躯围绕中间眼睛的类型（图三∶5、7）[27]；另一种是首部在前，躯体在后，承袭自PLZM1∶8铜尊纹饰首、躯有别的类型（图三∶6、8）[28]。成熟期的这两种窃曲纹又均可分为有眼和无眼两种亚型。以上对窃曲纹的溯源，展现了窃曲纹的组成和发展演变过程。这种经二里岗至殷墟、西周早期的渐变再到西周中期的突变而形成的成熟窃曲纹，一方面体现了早期中国主体文化因素的传承，另一方面说明了文化演变的复杂性和发展速率的不均衡性。
二 西周青铜器纹饰的抽象化和序列化 通过辨析西周青铜器典型纹饰的源流、演变及类属，可知西周青铜器纹饰的发展走向不是自然生动和写实，其转变特点需要重新梳理和总结。
西周青铜器纹饰转变的特点不是生动形象，如无相关背景分析甚至无法探知这几类典型纹饰的类属。以往所称的“波带纹”，是由双身龙纹弯曲的身体部位不断抽象化演变而来，其躯体由窄到宽，并在弯曲处填充同样抽象并线条化的角、鳞片等来象征完整的龙形。通过与商周时期龙纹、小龙（蛇）纹、蟠龙纹身上的鳞片对比可知，“重环纹”是由龙身上的鳞片抽象而成，早期横鳞纹两鳞片间还有抽象的龙角、龙首等，年代越早的横鳞纹就越与早期龙纹身上的鳞片形态接近，晚期的鳞片形态类似“重环”是因为同时期龙纹身上的鳞片也演化为同样的形态。“窃曲”一名取自《吕氏春秋》，学界将西周中晚期与此形态类似的纹饰称为“窃曲纹”。窃曲纹的原型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经出现，以首为中心两侧蜷曲身体和首身互为左右两种主要形态也为成熟期的窃曲纹所继承，只是早期数量不多且仅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铜器的肩、颈等位置，因而没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从纹饰的发展演变可知，前两类纹饰只是突出了龙纹的身躯和鳞片两个显著部位后重新塑造而成，后者则将龙形完全线条化，有的甚至连眼睛都已简省，如不进行溯源研究就无法探知这几类纹饰的原型为龙纹。这样的表现手法，显然不能用生动形象来形容，而是一种抽象化的装饰方式，并成为西周中后期的主流装饰方式。其他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也有类似的趋势，例如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的王鼎（图四∶1）[29]，腹部所饰鸟纹也作窃曲纹一般的变化，身体围绕鸟首蜷曲，构图抽象，类似纹饰还见于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师望鼎[30]。同为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的仲饮壶，腹部所饰纹饰仅为凤鸟纹蜷曲的尾部（图四∶2）[31]，抽象化的特征更为明显。而西周中后期的主要纹饰“瓦纹”，最早见于商代晚期传世器九象尊[32]，直到西周中后期才发展成熟并成为主流纹饰之一。其形态暂时还难以找到原型，据其一般与抽象化的各类龙纹———龙躯纹、横鳞纹、窃曲纹组合出现推测，可能是水波纹或云纹的抽象化表现。《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因此，这样的推测也不是没有可能。可以说，抽象化是西周后期青铜器纹饰的主导构图模式，也是西周青铜器纹饰与商代相区别的关键所在。
2.西周青铜器纹饰的序列化 在青铜器流行之初，带状纹饰是主流装饰方式之一。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铜器上的纹饰逐渐复杂起来，主题纹饰常常遍布铜器的主要部位。但无论是带状还是通体装饰，纹饰构图都以整体的兽面类图案为主，晚商时期两两配对的夔纹或者龙纹构成的兽面纹饰于铜器主体部位渐成趋势并成为主流。最常见的是三组两两配对的夔纹构成的兽面纹饰于铜器主体部位，如果铜器体量较大，兽面纹两侧往往再搭配辅助的夔纹或龙纹。带状辅助纹饰受此影响，也常常以铜器正面中间为中轴对称排列。即便是辅助纹饰的这种排列方式，一般也不是整器单一中轴的对称排列，常见的还是三分法的各自中轴对称排列，通过纹饰就可以辨识铜器的摆放方向。但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开始，这样的装饰风格发生了转变。装饰序列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带状纹饰的复古，或用简化一言以蔽之，因为它还是一种通体装饰的风格，只是构图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犹如前文所述几种西周典型纹饰，它们都是一种序列化的排列方式，不再追求此前中轴对称的装饰方式。整个抽象化的龙纹序列化地排列在铜器的主体部位，不再通过纹饰区别铜器的方向性。搭配在龙躯纹、横鳞纹、窃曲纹下方的瓦纹也序列化装饰在铜器主体部位的下部，它们共同构成铜器的主题纹饰，而且瓦纹的装饰方式同样不具备方向性。西周中后期典型纹饰排列方式的转变，主导了这一时期铜器纹饰构图模式的转变，包括昭穆时期流行的凤鸟纹的装饰方式也开始转变，如上举王鼎腹部的凤鸟纹也是抽象化之后序列化排列在铜鼎腹部。其实，这种转变早在西周早期已悄然发生，此前流行的中轴对称构图的兽面纹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已出现序列化排列，例如随州叶家山M107∶2方座簋腹部独立构图的兽面纹（图四∶3）[33]。西周青铜器纹饰装饰方式的转变，与“列器”序列排列的摆放方式相协调，也满足了匜、、簠等长椭圆形、长四方体铜器的装饰需求[34]。从此，西周青铜器纹饰的装饰风格面貌一新，序列化的构图方式成为西周青铜器纹饰装饰的主流。 三 西周青铜器纹饰转变的意义 西周青铜器纹饰的转变不能孤立地理解，它的变化与西周国家的礼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同步[35]。西周青铜器纹饰风格和装饰方式的整体转变发生在西周中期偏晚，萌芽在西周早期。周公“制礼作乐”后，很多新的文化因素出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揭示，龙躯纹、横鳞纹、窃曲纹最初的形态多出现于西周早期，而作为主题纹饰的兽面纹也有序列化装饰的例子。在恭王礼制改革之后，抽象化的纹饰风格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主流，而序列化的装饰方式与抽象化的纹饰搭配相得益彰。由具象转变为抽象，西周青铜器纹饰愈发神秘，这是当时社会文化注重精神世界的体现之一，象征性的纹饰搭配长篇记事铭文共同构筑了上层社会独特的现实需要和精神追求。而序列化的装饰方式同样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周中期偏晚“列器”制度形成，铜鼎大小相次，铜簋、鬲大小一致，器物摆放序列化，纹饰装饰方式的转变与之同步。同时，匜、、簠等长椭圆形、长四方体铜器的流行也需要转变纹饰装饰方式。可以说，西周青铜器纹饰的转变乘礼制变革、社会转型之势，开时代之新风。 商代青铜器纹饰以幻想化的自然主题为主体，装饰方式讲究中轴对称。其风格总体而言是具象的，不过早期青铜器纹饰从一出现就不是简单的自然主题，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幻想类动物纹，其原型来源于自然世界但又经过社会上层的幻化。但从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器纹饰呈现抽象化特征，表象看似简化、统一，内涵实则复杂不易理解，呈现出含蓄神秘的文化属性，象征性的内容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解构。社会上层不再通过青铜器纹饰的庄严肃穆保持与平民的距离，而是通过特定的精神世界和差异的知识体系区别于平民。与抽象化对应的是装饰方式的序列化，通过呈现不同阶层的文化和精神差异达到最佳装饰效果。可以说，抽象化的纹饰风格促成了序列化的装饰方式，而序列化装饰本身就是抽象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反过来又成就了抽象化的时代风格。青铜器装饰抽象化、序列化的模式，使得中国的装饰艺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幻化自然世界题材进入到象征性的价值世界题材，图像构成更加注重象征意义，注重社会上层特定的理念和文化表达。这是一种具有内在性、隐藏性的艺术风格，更多地体现了精英意识，是西周后期社会等级化和阶层固化的一种艺术表现。龙纹从晚商时期两两配对构成兽面纹，经过不断抽象化、序列化，逐渐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象征地位。早期中国纹饰的发展演变在一定层面上具有自身的特点和模式，在进入上层社会之初就不同于西方写实的自然世界风格，而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幻化的自然世界进入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抽象化的、象征性的价值世界，然后才转入战国汉晋故事、寓意的世界。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103～10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577～5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3]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山东卷），第182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 [4] 曹斌《胶东半岛西周时期遗存的分期和年代》，《海岱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213、21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洛阳师范学院等《洛阳出土青铜器》，第14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6]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倗金集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第88～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7]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第310、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8]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The Ancient Chinese Bronzes，Asian Art Museum of S.F.，1966，pl.54. [9]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3卷，第593、594页，巴蜀书社，2005年。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154～15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卷，第50～56页，巴蜀书社，2005年。 [13]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4卷，第14～16、686～702页，巴蜀书社，2005年。 [14] 同[2]，第581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33、62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第28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第10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第27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 [19]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4卷，第686～702页，巴蜀书社，2005年。 [20] 同[19]，第713～772页。 [21] 岐山县文化馆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3卷，第465～469页，巴蜀书社，2005年。 [22] 成熟形态的鳞片与早期鳞片有所差异，这是由时代不同所致，而同时代蟠龙纹身上的鳞片也相应变化为此种形态。 [23] 解希恭《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彩版7，科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第1005页，彩版一二〇～一二二，文物出版社，2014年。 [25] 张光直等《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十二，1973年。 [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96、197、280、285、42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27]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2卷，第326、337页，巴蜀书社，2005年。 [28] 同[7]，第243页；同[19]，第649页。 [29] 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藏金（续）》，第96～101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30] 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第58页，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 [31] 同[7]，第352～354页。 [32] 杜廼松《记九象尊与四蛇方甗》，《文物》1973年第12期。 [3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此外，宝鸡纸坊头出土铜鼎（BZFM1∶1）、叶家山M111出土曾侯方鼎（M111∶85）等腹部，均序列分布内填简化抽象兽面纹的垂叶纹。如果说叶家山M107∶2方座簋有四耳四分构图的因素，那么这两件铜鼎说明青铜器局部纹饰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已经开始序列化分布，且此类纹饰还有抽象化的倾向。见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国墓地》，第18、1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 [34] 这些器形不适合以晚商至西周早期流行的中轴对称方式装饰纹饰，而序列化的装饰方式则较为适用。此前流行的觥、分裆鼎等器形，已经对传统构图方式形成挑战。 [35] 曹斌《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作者：曹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原文刊于《文物》2022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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