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一方面，经济发达，物质繁荣，人文鼎盛；另一方面，政治黑暗，朋党纷争，战乱不止。复杂的时代，造就了一群特殊的人，这就是南方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当时的文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集灵篇》中，描述了一群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晚明士人，由美妙器物所支撑的风雅世界。“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这就像一道旖旎的风景，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文人当时日常生活的存在，看到他们生活中的细枝末节。
当然，这种日常生活，与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无关，只是与艺术、审美息息相关。我想，这应当就是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晚明士人阶层特殊的精神风貌。
他们的“风”，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室，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儒家寒士风骨大相径庭；他们的“雅”，与寄情自然、纵身大化的道家隐士所追求的理想也相去甚远。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审美理想所追求的，是审美主体不断超越自己，从而达到自由无限的审美境界，这是一种纯精神的意境。而晚明士人摒弃了这种以内在精神造就的生活艺术，将审美的关注点由纯粹的精神层面回落到世俗层面了。
“物”，作为一种客体的存在，参与了晚明士人的生活和审美实践，洗砚、鼓琴、听戏、评书、品画、饮酒、焚香、玩石、造园等等，这些并非生存所必须的“物品”被纳入到日常生活，倾注了士大夫们的无限才智和情思，营造出了一种“风雅”的生活情境，也成为他们个人现实生活的寄托。
在审美情趣，或者说在审美的价值判断方面，我们当然崇尚和追求典雅的、超凡脱俗的情趣，但也欣赏某种世俗的、有着浓烈生活气息的审美情调，这两个层面似乎有些相互矛盾，但我认为只要是真实的感受与需要就好，只要活得率真、任性就同样是美的。
然而，晚明士人建基于“物”之上的审美化的世俗生活热情，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真正支撑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的轻松、风光、快乐，其背后骨子里却有着深深的焦躁、不安和痛苦。
为了逃避政治和道德的双重挤压，他们放弃了功名，也连带着放弃了社会责任，却无法在声色犬马中获得真正的“心安”。无论年轻时怎样荒唐梦浪、极尽声色，暮年时大多有悔恨之意。悔的是，年华空虚、光阴虚掷；恨的是，家国倾覆，繁华成空。反思一生，深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几十年人生终成一梦，到临终时只能是无尽的忏悔。“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些晚明士人，他们以离经叛道的狂狷姿态对抗社会变革的体制和传统，却无法弥补心灵撕扯开的巨大裂缝，无法面对人生虚无这个巨大空洞，其内心深处的底色是苍凉和沉痛的。
清军入关明清易代之后，晚明士人随时代更替转换为清初士人，他们享乐主义的生活观遭到彻底清算，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放纵、颓废的生活状态，应该为明朝的覆灭承担责任；深刻的悔罪心态，使他们的生活热情极度收敛。将玩好之物、鲜衣美食予以弃置，不入尘世、不赴夜宴、不去讲会、不参与结社，连个人字号、斋馆的命名，都同样充斥着“愧”“惭”“慎”“止”“省”之类消极性的反思字眼，有的甚至抛家弃子，削发为僧，以苦行僧禁欲般的生活忏悔自己的罪恶。 将明朝倾亡的责任归责于晚明士人肯定有失公允，但却直接尖锐地触及晚明乃至更为普遍的人类生活所不应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世俗生活热情的边界在哪里？日常感性经验与理性价值如何去平衡？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物质生活更为丰富，价值观和生活观更为多元的今天，更需要认真去面对。
晚明士人的享乐和奢靡之风，当然需要批判性审视，他们追求物、拥有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占有和消费的欲望，更希望借“物”来构筑起自己养护生命、颐养性情的生活空间。反观我们的时代，乘坐豪华游轮，驾驶私人飞机，打高尔夫球，吃各种野生动物，甚至吸食k粉，乃至寻找各种享乐与刺激，却被人们定义为有“品质”的富人生活，成为某些所谓成功人士趋之若鹜拼命追逐的目标和方向，直到良知道德堕落到笑贫不笑娼的可悲境地。据说屠呦呦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在北京只能买到半个客厅，而某位艺人明星一场婚礼却花掉两个亿。人对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攫取和占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中血腥残忍对野生动物的宰杀，正是一种人与世界关系的扭曲，是人之诗意栖居这个世界的崩塌。晚明士人耽于物、溺于物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可学，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待物的态度上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去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风雅。
对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的思考，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又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有这样一句台词：“坐火车走出去，寻找最好的世界，其实最好的世界就是平凡的世界。”普通的台词极具震撼力。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反思这次来势汹涌的新冠肺炎疫情，自觉地剔除各种杂念，过简朴的生活，过高尚的生活，过谦卑的生活，努力去做一个干净善良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这样才不至于到晚年时，再来感受那种莫名的苍凉和沉痛。
【图文选配】老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