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列强图谋朝鲜，其贪婪的目光却集中在中国。日本是朝鲜的近邻，得其他列强侵犯朝鲜的地理之便。在《中日修好条规》的谈判期间，李鸿章坚持在条规中列上“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的条文，以隐指日本应“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他还对来华朝贺同治皇帝“大婚亲政”的日本外务卿说，日本应该接受征韩失败的教训，对朝鲜应“释衅修好”，“若用武强逼断无能相和好之论。” 这一切对于正在崛起且野心勃勃的日本来说，都是耳旁风。1875年，日本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将舰船驶至江华岛，将吞并的血盘大口向朝鲜张开。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的“巨患”。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前来中国谈判朝鲜问题。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谈判的焦点是中日撤军问题。中日谈判中，李鸿章力主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和单独派兵援助朝鲜的权利，可却一再遭到伊藤博文的坚决反对，伊藤博文坚持两国都有共同的派兵权，谈判进入胶着状态。于是，他奏准清廷作出了妥协，表示“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恰恰这个“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留下了尔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的隐患。1894年乃甲午年，4月，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向清廷求援，日本也心怀叵测地怂恿清廷出兵朝鲜，信誓旦旦地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6月，李鸿章一改往日的矜持慎重，断然决定“遣兵代剿”朝鲜的农民起义。当中国军队刚刚踏上朝鲜的土地，早已急不可待的日本见清廷中了圈套，立即派兵直驱汉城，短短的十几天，日军由八百人增至八千人，而且尽占朝鲜的险要之地。清廷出兵朝鲜纯为平定内乱，兵员不多，仅有一千五百人。日本“著著占先”，清廷“面面受制”，中日之间的抗争就此拉开了序幕。清廷不想惹起中日争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着意淡化双方的事态，可是，日本却咄咄逼人，悍然于7月25日，在朝鲜丰岛对中国海军发起突然袭击。次日，李鸿章复电清廷：“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并提出清廷驻日公使“应撤回，倭驻京及各口领事应讽令自去。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企图以经济的手段制裁日本，逼其就范。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并于8月1日颁布宣战上谕。日本对这场战争早有预谋，周密筹划，主动进攻，而清廷全无精神准备，完全是仓促应战，被动防御。清廷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平壤和奉天，而独独忽略了黄海、渤海的防卫。日本海军十分狡猾，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不时地窜到威海、旅顺等处“施放空炮，旋即远飏”。李鸿章清楚地知道，中国海军“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有余。”故不与日本海军“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这种放弃制海权，消极防御的方针，一开始就将北洋海军引进死胡同。正如英国人格伦指出：“中国于开战之初，已不以海军争夺制海权，徒造屈服失败之因，自身承诺将战地置于中国沿岸，岂不怪哉！”果如斯言，战事节节失利，先是坐视旅顺陷落，接着威海陷落。甲午海战的失败，李鸿章被弹劾，并被“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日本的铁蹄已逼近奉天“根本重地”，清廷慌忙张皇，无以对策，只得“遣使议和”。可谁又能堪当此任呢？朝中重臣唯有李鸿章了。1895年2月，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并赏还翎顶、黄马褂。弱国无外交，此乃世人皆知的道理，日军已成兵临城下之强势，李鸿章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难挽城下之盟的屈辱。这是一项危险的使命，他的学生吴汝纶当年就指出：“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英国人、他的助理赫德也说：“签立和约，是深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 李鸿章怎么能不知道自己使命的不合时宜，他说：“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日本的狼子野心，他早已领教，而面对强势的贪欲，他几乎毫无讨价还价的后备力量，此番使命弄得不好，甚至都有杀身之祸，宦海浮沉一世的他自然明白个中的轻重，所以，凡是中日谈判的重大问题，他从不擅作主张，而是函电交驰，随时奏报，最后由清廷定夺决定。1895年 3月 20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谈判。他就中日和谈作了长篇谈话，其要点有三，首先赞扬日本“近年改革事业的成就”，叹息“中国之改革尚未奏效”。然后，他指出战争使中国“从长夜之梦中觉醒，”是“日本促成中国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最后，李鸿章呼吁“中日同盟”，理由是“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两国将来能相互合作，则对抗欧洲列强亦非至难之事。”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重温这段话，虽仍有商榷之处，但其主张两国“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的主旨，仍然不乏是真知灼见，语重心长。在伊藤博文的强势恫吓下，李鸿章已是“力竭计穷”。4月17日，他在奏准清廷后，与伊藤博文签署割地赔款、承认朝鲜独立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毁了他一世的声名，当时就有人为此愤愤不平，据随同谈判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证明： “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李鸿章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贵冠，本是“一路扶摇”的仕途，顿时坠入沉底。他哀叹道：“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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