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城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期没写小说，把写作当成业余玩票，后来又旅居海外，像是一位文坛的隐者，但江湖始终有着他的传说。梁文道说：“诸位听说过钟阿城吗？如果没听过，那可是抱憾终身啊。”王朔贬人无数唯独佩服阿城，说：“这人幸亏对活着比写文章上心，才给我辈留下活着的空间。”莫言在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也对记者说：“钟阿城是我的偶像！”  阿城，本姓钟，1949年生于北京，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棐之子。从1968年开始，他先后在山西、内蒙、云南建设兵团插队11年，1979年回京开始写作，小说代表作“三王”引爆全国，1998年出版短篇散文集《遍地风流》，奠定了其在文学界的塔尖地位。主要编剧作品有电影《芙蓉镇》《孩子王》《吴清源》《刺客聂隐娘》等。 《棋王》《树王》《孩子王》是阿城的三部短篇小说，都是通过知青的视角来描写下乡生活，折射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烟云。很多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突出生活的苦累和生活方式、观念的冲突。而阿城的“三王”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写作手法、格调与主题上与同期作品有很多差异，因此小说一发表，便轰动文坛。  《棋王》是阿城的处女作，1984年发表于《上海文学》。棋王名叫王一生，绰号“棋呆子”，父亲在旧社会是干苦力的，母亲在旧社会是做风尘生意的，辗转数家，最后跟父亲凑成一对,每晚糊纸盒子补贴家用。一个偶然机会，王一生看到废纸上写的棋谱，一下入迷，不能自拔，每天去街上看人下棋，看多就下，一下就赢，于是有了名气。 初二时，王一生遇到一位高手，是个捡破烂老头，两人每天下盲棋，过了一个多月王一生终于赢了老头一盘。后来老头把祖上传下的棋谱传给了王一生，说：“一般人下棋，靠的是术，高手下棋，靠的是道。术和道的区别，就在势。” 读到初三，同学们先后下乡当了知青，王一生也随大流下乡，每天干活，节衣缩食，把补贴寄回家。随着“棋王”的名声传开来，十里八乡的高手都来讨教，王一生也经常请假出去与人切磋。王一生的高光时刻是区里组织象棋大赛，他因不善结交领导未获参赛资格，不愿朋友托关系争取名额而婉拒参加。于是，他自行与象棋比赛的前三名约赛切磋，最后以一战九下盲棋，吸引了上千人围观。 这棋从上午一直下到傍晚，对手一个个退出，最终只剩第一名。对手老者是当地棋界耆宿，多年不遇对手，一直没有出山，与王一生对弈眼看要输，他感叹道：“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棋道，我看了，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古今高手，不过如此。”最后二人和棋。王一生赢棋后嚎啕大哭：“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阿城的小说语言抛弃了20世纪80年代惯有的语言逻辑转而回归宋明小说的语境，朴实而飘逸俊美，非常精炼、克制，擅长用极小的笔调去描绘图景，虽然笔触很快，但憋着一股劲，然后在某一处迸发，惊心动魄。据说这篇《棋王》，阿城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后来莫言感叹：我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阿城自己说，王一生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在生活中确有原型，但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凑成的。主要原型是他在云南景洪农场下乡时，一个叫何连生的北京知青，那人在景洪下过棋，把当地下棋的全镇了。在文坛盛赞之下，阿城非常认可王德威先生对该作的评价：传统的延续，没有小说自身的深度。阿城说，这评价是很恳切的。  《树王》是阿城三篇小说中最早完结的一篇,却在《棋王》之后才发表出来。故事背景依旧是六七十年代的下乡潮，矮汉子肖疙瘩本是一个冒死战敌、立有重大战功的侦察班长，只因他在带兵归途中给极其焦渴劳累的士兵摘了农家一个桔子被认为军阀作风，撤销了集体一等功。他申请复员投入林场工作，是干活的一把好手被称为“树王”。 知青们第一次上山，发现一棵被村民认为成精了的大树，是百米高的一擎巨伞，在森林中令人震撼又压抑。当上级组织人马砍树烧山，肖疙瘩极力劝阻却抵不过组织强硬的命令。“树王”肖疙瘩对山林的坚守和执着，流露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知青砍伐树木的无可奈何。以李立为首的知青们也在坚守和执着，因为他们认为“人定胜天”，认为需要改变。 大树倒塌时，满山充斥着动物逃生的惨叫，“树王”肖疙瘩随之病亡，临终前要求葬在被砍掉的那棵树下。未料不久肖疙瘩的坟胀开了，白白的棺木高高地托在坟土上，阳光映成一小片亮。人们走近发现，原来放棺材的土里，狠狠长出许多乱乱的短枝。队长感叹：山不容人啊！ 许多评论从砍伐森林导致生态失衡的角度解读《树王》，阿城在一次知青交流会上谈到：“当年知青的知识里，没有生态这一项，只有战天斗地，而且表现得近乎疯狂。这种疯狂，让我起了一些焦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百姓要吃饭，社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竭泽而渔’的道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树王》表达的不是生态意识的自觉，只是一种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权力，失败了，于是有性格悲剧的意味，如此而已。”  《孩子王》讲述的是1976年，云南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里有所简陋的中学，生产队长把一个插队七年的知青派去中学当语文教师，俗称“孩子王”，因为整个农场就这位知青是正经读过高一的。知青很谦卑，惶恐自己没资格当老师，但领导并不看重他的资格，他只是找来凑数的，老师的编制不缺额就好。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性是唯一评判标准。孩子们在作文里会写“红旗飘扬，战鼓震天”，却不会写一封像样的信。所以孩子们念了七八年书，开口就是社论，作文就是口号，没有自己的思考，也没有自己的语言，字都只认得小半，好不容易用自己的话憋出一篇作文：“上学，走，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这个半路被拉来的知青认为，如果一定要教，就教些能用的吧。于是他丢弃了教材，拿出字典，教孩子们一个一个认字，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写作文，不能弄虚作假，不许抄写报纸社论，不允许写虚话、套话、废话，标准只有一个，把事情说清楚。 作文里没有了革命语录，只有孩子眼里的世界，用自己的话写身边事、身边人，孩子们懂得了“今天的作文不可预知明日之事”。一个月后，每天坚持抄字典的学生王福写下作文：“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在小说结尾处，这位知青老师因为没有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照本宣科地教书，偏离了教学的指导思想，被教育科干事勒令辞去了教师职位，重新调回生产队。 这个让人无奈嗟叹的故事，留下的思考却直击人心，折射出对僵化教育体制的反抗。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教育的宗旨是什么？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先生曾说过：“教育的宗旨，本来是培养主人翁的。我们向来读书的宗旨，却是要把活泼泼的人，做成枯落的秋草。”  阿城的《三王》讲述的都是与主流相悖的人，《棋王》中王一生迷于棋道，《树王》中肖疙瘩痴于信仰，《孩子王》中的知青老师执着育人之责，读来令人感到悲怆，小人物的抗争拗不过所处的时代。 阿城的文本风格传承了诗词歌赋、志怪、传奇、话本，笔调凝练有力，用貌似知青文学的形式，承载了更为宽广和久远的理性，对读者没有过感官的引诱，不猎奇，不靠男欢女爱、稀奇古怪取胜，靠感觉、见识高人一筹立住跟脚。 阿城谈及《三王》说：小说“三王”已经变成古代的东西了，跟现代不一样，因为语境消失的时候，不知道颠覆的是什么，其实颠覆的就是主流问题。比如《树王》，当时的主流是只管生产不管其他，说不上环保，对整个自然是一个破坏。《孩子王》跟教育有关，怎么挑这件事，主人公有自己的东西，如果主人公不被允许这么教的话，那他就离开了，所以结尾时说，离开回生产队去，走着走着就高兴起来了——不是就这件事情跟你斗争，不可能，当时最高能做到的只是不合作，做不到抗争。《棋王》也是，知青跟世俗特别地融在一起，但还是有一个界限。  靠写作声名鹊起的阿城在风头正盛时，选择退隐文坛远赴美国，原因很简单，写作挣不了钱，他在美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就能养活自己。据说在美国，阿城做的是刷墙之类的工作，还给富人遛狗，还传言他去过迈克尔·杰克逊家做过工人。有记者曾不解地问：“你以前在美国主要靠打工维持生计？”他回道：“我在美国打了很多份工，主要是刷墙。刷墙不用动脑子。我为什么非要去做那些费脑子的工作？” 阿城认为文学只是偶尔为之的生存手段，自己靠手艺吃饭，不能把自己钉在一个固定的点上累死。后来阿城在美国学会了油漆工、画工还有汽车组装等许多技能。那几年，阿城家里到处都流散着汽油味，扔着各种汽车配件，他自学亲手组装了六七部大众的古董甲壳虫卖钱，最后一部是辆红色敞篷，最高有人开价十四万美金，他都没舍得卖。阿城开着那辆车上街，遇到红灯停下来，经常会有人来问卖不卖。阿城一律摇头，不卖。  据说有一段时间阿城还开始教钢琴，好久不见的友人听说后大惊，没听说他学过钢琴。阿城说：“得教高级班的，准备参加国际比赛的。那会儿人家不需要你在技术上指导，只需要咱们从艺术修养、格调理解和演绎方面，从心理承受能力方面加以调教和指导。比赛前的最后点拨，这当然便宜不了。一年有几茬，就足够养家糊口了。” 谈及写作，阿城说：“现在大家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随便写一篇东西就有人追着跑，都看到这个了，没有看到 80年代的绝境……有时候你没有能力体会到这个绝境，这是最糟糕的。别人都觉得这个人碰到过不去的坎儿了，他不觉得。我们一般形容这个，没心没肺嘛。如果你有心有肺的话，这个时代仍然是有绝境的，个人的绝境。” 后来阿城还做起编剧，成为最懂导演的美术设计、名导追捧的剧本顾问。2000年前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田壮壮翻拍《小城之春》时，编剧是阿城。后来田壮壮拍摄纪录片《吴清源》，编剧仍是阿城，吴清源老先生看到成片后极为赞赏。2015年阿城还担任《刺客聂隐娘》编剧，该片被圈内人称为电影中的艺术品。此外，钟阿还在第六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以评委身份方式出现，与意大利美国等地的著名电影人一道决定金狮奖的获得者。 无论是笔下的小说，还是现实的生活，阿城关注的始终是“挣钱吃饭”这样的问题，让人觉得他并不遥远，是个接地气的人。有人称阿城为智人，看得明白活得明白，不让自己深陷在任何固定的情境里，正如他在书里所说：“人生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商业竞争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妨有胆量闲一闲。”阿城觉得自己是个俗人，也只有俗人才能这般自由地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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