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种地打粮食重要，还是读书考大学重要？如果你是一个偏远山村的农民，一定会认为读书更重要。
“知识改变命运”，堪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成功的广告语，这句话重塑了当代农民的知识观、价值观。笔者出生于中部人口大省的某山村，之所以没用“偏远”，全得益于当地曾经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一个产煤大县，也是全国百强县，经济实力在全国370多个县级市和2800多个县级机构中还是可以的，教育水平也还可以。一种是认为“知识改变命运”，父母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读书、威逼利诱也要强迫孩子读书。一种是“读书无用论”，孩子小小年纪就辍学打工，而这种父母多半是出于自己没什么知识、孩子又不好好上学的无奈，并非天然地认为读书无用。尤其是生在中部人口大省，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那种对于学习改变命运的执念更深更重，那些应对高考拼命复习、以命相搏的残酷经历也成为多少学子的人生梦魇。不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笔者当年高考接近600分，压线上了一个西部城市普通的211工程大学，跟同学们聊了高考成绩后，经过对比，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人生的无奈、命运的残酷……村小出身，镇上初中，县城高中，一路走下来，从未上过任何补习班，大学之前不知何为家教，视各种兴趣班为旁门左道，学业之外唯一的就是迷恋书法，当时还没有练字的基本条件，甚至把练字自由作为拼命考大学的一大精神支柱，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跨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关口。陕西人口3900万，西安人口1300万，今年高考人数31万，拥有西安交大、西工大、电子科大、农林科大、陕师大、西北大学、长安大学等一众985、211高校，还有西外、西邮、西政、建筑科大等一批好大学，而且学费低、消费低，是人口大省莘莘学子的重要高考目的地。对比而言，人口大省是陕西的2.5倍，省会人口1200多万，高考人数是陕西的4倍，却仅有1所211大学和1所双非重点高校。当然，跟陕西的大学同学交流后得知，陕西也不容易。但想想陕西的不容易，也就更能体会人口大省的不容易了。铺垫了这么多，现在，回到文章开首的那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广大考生即使明知千军万马同过独木桥，即使明知考上985、211的概率小之又小，即使明知命运如此不公，却仍然改不了当好“小镇做题家”的深刻执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这么说应该不算过分。种地与读书矛盾吗？不矛盾。但11年前，有的人给出答案：读书不能耽误种地。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当年开发大学城的一众领导被上级追责，问题被央视曝光。当然，这个事件不能简单理解，既然追责，必定是违反了当时的某些规定或政策，比如占用耕地。那么，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种地多打粮，究竟靠什么？进而再思考：建设大学城，是否影响种地多打粮？作为一个正经农民出身的人，笔者可以肯定，多打粮要靠耕地，但绝对不仅靠耕地。中央一号文件近年来反复强调一个词“藏粮于技”，说明多打粮不仅要有土地，更要有高水平的农业科技。袁老的高产水稻，就是一个生动实例。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农业生产力，还有相当大的解放空间。有一种普遍的论调，说我国农业发展的局限，根本上是小农经济造成的，必须实行美国式的大农业、大农场才能发达起来。真是这样吗？日本也是小农经济，且有大量山地，但其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高，现代农业高度发达，值得我们反思。前几天见到一位搞农业的教授，他说，近期准备去收点日本二手农机，用他的话说，日本二手农机都比我们的好用太多。笔者开玩笑说，那不至于吧，我们连核武器、火箭卫星、航空母舰都搞出来了，农机算啥？他说，那不一样。我明白他的意思，核武器是“大国重器”，关系国家生死存亡，是举国之力造出来的，至于农业科技，还得靠市场和民间发挥作用。可是，现在像袁隆平那样蹲在田间地头的教授太少。袁老解决了水稻种质问题，谁来解决农机问题呢？最终还要靠教育。有了更多好的大学资源，才可能培养更多好的新农人、研发更多好的农业科技、培育更多好的种质资源，进而在一定的耕地上种出产量更大、质量更高的农作物。所以，是种地，还是读书？这根本不是问题。毕竟，对于现代农业而言，如果书读不好，地也不可能种好。
当前的乡村振兴，统筹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既是目标，也是路径，讲得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很容易陷入死胡同。比如产业振兴，各地都大搞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乡村，建民宿、搞餐饮，集中各种资金发展旅游产业，赚城市人的钱。这个思路不能说不对，但实施起来，往往重建设、轻运营，同质化严重，一旦遇到疫情等变量，就迅速衰落，最后是砸了很多票子、赚了不少面子、火了一小阵子。乡村产业振兴，首先应该是农业产业振兴，简单说，农村就是种地，至于种什么，因地制宜。工作后去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乡村样板”，总体感觉不少美丽乡村确实大变样，但也感觉到这里面有不少泡沫，特别是疫情猛袭之下，一些曾经一度火热的乡村游骤然冷却了。
或许，不久的将来，乡村产业振兴终要从种种乱象和幻象中回归本质，依靠高水平的农业科技发展高质量的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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