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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与三苗之战 尧、舜、禹与三苗的战争，与尧、舜、禹与共工的战争，虽然后者的起点稍早，但两者肯定有相当大的重叠期，就是说这一时期，共工部族与三苗部族同时为尧、舜、禹统治时期的强大部族之一。《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就说明，共工和三苗，是尧、舜、禹时期巩固统治政权的主要防范对象，也是交战的主要对象。此篇，我们重点理清尧、舜、禹与三苗之间的战争。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山海经·海外南经》又记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从今人对《山海经》“可作为重要参考信息”的普遍价值定位看，上述记载说明了两层递进内容：第一层，大荒北经说明的是苗民长着翅膀是能飞的人，聚居区为中原的西北方向；第二层，海外南经说明的是三苗国的位置在赤水东，也即中原地区的西南方向。为什么同一典籍的两处记录表述的位置差距相当大。按照今人对《山海经》的理解，大荒经记载的内容是更久远离中原地区更远，海外经记载的内容则相对较近离中原地区也较近。按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大荒经的记载是关于苗人最早状态的记载或部族的发源记载，海外经的记载是经过若干年之后，苗人经过繁衍逐步在赤水河以东地区定居并建立部族(也即是三苗国)，以最原始的关于三苗人能飞的神话记载，更适合其后在西南地区(多为崇山峻岭)定居发展。 《战国策·魏一》：“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一典籍中位置记载与上述记载之间缺乏自然的衔接，在西南地区的三苗国何以又居长江中游地区？可以从一些史料记载中研究分析。《礼记·缁衣·疏》引《甫刑·郑注》：“有苗，九黎之后。”《尚书郑注》曾考证，“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既然三苗是九黎族的后裔，那么问题就容易解释了。九黎族的首领是蚩尤，其在与炎帝、黄帝作战中，召集九黎族81个氏族涿鹿中原，在被炎帝、黄帝打败后，遂向南移居到长江中游地区。鉴此，两个地理位置之间的衔接就可以合理推测了。三苗作为蚩尤领导的九黎族81个氏族之一，在蚩尤领导下，从西南地区涿鹿中原失败后而随蚩尤移居长江中游地区，经过长时间的繁衍生息，三苗族群再次发展壮大，并欲越过长江重返中原，这直接招致了尧、舜、禹的军事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伐三苗是炎黄战蚩尤的延续。 《六韬》有记载：“尧伐有苗于丹水之浦”。稍后的《吕氏春秋·召类》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和《帝王世纪》有“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相同的记载，这些都清晰地说明了尧时代征讨三苗于丹水(丹水源出陕西商县西北，东南流向河南，在湖北均县流入汉水)而大败三苗。但三苗并未真正屈服于尧的统治，在尧后期，三苗逐步恢复了元气，“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史记·五帝本纪》)，于是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把三苗迁移到三危地区(三危有多种解释，主要是一说在甘肃敦煌，一说在四川、云南；这两种观点到是与《山海经》西北、西南之说相匹配了)，以使其远离中原。这是尧时期与三苗之间的主要战争情况，但也仅仅把三苗迁到西北地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了舜时期，三苗逐步得到发展，遂又不服舜的统治。此时，舜改变了以武力征服三苗的暴力做法，改为以德治收买人心以诱例其归属之目的。《尚书·虞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世的《韩非子·五蠹》有更详细的描述：“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在武攻改为德化思想指导下，舜“分北三苗”(《尚书·虞书·舜典》)，对三苗族分别进行了妥善安置。然而，三苗族觊觎中原的野心从未消除，在舜后期，三苗复又开始兴风作乱，于是舜便亲自率部族南下征讨三苗。然而由于舜年岁已老，力不从心，战事未终而暴死于征战途中的苍悟(应该是今广西苍悟县附近)。《淮南子·修务》：“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鉴此，舜时期对三苗的征讨就基本结束。从三苗先假装屈服后又兴乱的反复行为看，舜以德治苗未起到实质性效果，其后军事上的打击也未能真正动摇三苗的实力根基，对三苗的未尽战事只能交由到禹时代了。 禹继舜位，三苗仍是天下大乱之源，而且由于舜的征讨不力，更加助长了三苗的嚣张气焰，其行为引起了天怒人怨。《墨子·非攻下》对此有很形象的描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巳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尚书郑注》也曾考证，“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居于两裔者，为三苗……尧兴又诛之，舜臣尧又寂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总之，禹时期，其对三苗族进行了多次征讨作战，最终使三苗屈服并将其驱逐到中原很远地区。《战国策·魏一》：“昔者三苗之居，……，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到此时，三苗族被彻底征服，禹继而将其驱逐到更加荒芜的地区。自此后，对三苗的记载不再见史。 三苗部族在于尧、舜、禹三帝的长年多次作战中，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我们可略作探讨。《国语·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记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接着又有记述：“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三苗继承九黎的民族特性即九黎之德，而此“德”在历代文献中都解释为“凶德”即离经叛道之德，映射到统治者身上那就是背离民众、失道寡助，这是其最终失败的内在且是最直接原因。《尚书·周书·吕刑》记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把苗族当作制作刑法的直接原因之一，这更加验证了三苗的逆根本性。此外，《战国策·魏一》也有另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这是在说三苗族不立于不善于治国国家或者是施行恶政，最终被大禹赶走，这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吧。 总之，尧、舜、禹与三苗族的战争，开始于尧结束于禹，前后历时几百年，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当时来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现实意义来讲，正如在黄帝时期“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一样，这一胜利巩固了华夏族在中原地区的地位和权威；就历史意义来讲，正随着华夏族在中原地区权威的不断巩固，使中华文明的根基得到不断的淬炼、发展和接续，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庚继万代又增添了重要的一码。 此战之后，三苗族便几乎没有在历史典籍中再次出现，自此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至于其中的原由，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三苗族彻底屈服于禹及其后来统治者的统治，并以征服者的定位与其他各部族包括夏族人共同生活，在逐步融入华夏民族的进程中被渐次同化，继而成为华夏子孙的共同始祖之一。这也正是当代不少学者研究认为，在原本漫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通过不断的战争与融合，炎帝、黄帝和蚩尤的后裔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族群：华夏族。所以当代即有不少学者呼吁，将蚩尤与炎帝、黄帝共同确立为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三苗族是蚩尤之后，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华夏的共同始祖之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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