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蒙古与西域玉雕 兼及新疆在中国玉雕传统西传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契丹、蒙古与西域玉雕 兼及新疆在中国玉雕传统西传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许晓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副馆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玉器、金银器、琥珀及明清宫廷工艺、中西古代艺术交流

传统汉文化对玉的尊崇、制作与使用，促使新疆地区以及中亚西部地区八世纪以来玉雕工艺的出现和发展。

西辽在中亚地区近百年的统治，一定程度延续了中亚的玉石雕刻传统。

而元人接受了汉人尚玉的思想，并随铁骑传播中亚，乃至影响了莫卧儿王朝玉雕艺术的昌盛……

汉文文献所谓的西域，大致指的是新疆及其以西的地区。该地区的硬石雕刻工艺源远流长。但纵观其玉石雕刻发展史却不难发现中国玉雕传统对其的深刻影响。本文将初步探讨西辽对中亚玉雕艺术的延续之功，蒙古人西征带来的中亚、西亚乃至南亚玉雕艺术的繁荣，以及新疆作为玉料重要产地，位居尚玉核心区外围、中西交流孔道，在中国玉雕工艺西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八至十二世纪中亚玉雕在西域之盛名

西域文献中，「玉」字的书写体形式，首见于八世纪粟特语。同时，「玉」字也被当作形容词使用— 赞美某人或某物洁白、纯洁若「玉」。西方学者据此推测，粟特人(Sogdia)当时已制作玉器，尤其是白玉制品。（A. S. Melikian-Chirvani,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 pp.126-134, 1997）十世纪后，无论在阿拉伯文抑或波斯文文献中，玉都被称为「突厥大地之石」（Stone of Turkish Land），总是与突厥{主要指中亚东部的和阗、嘎什噶尔（即今喀什）地区，有时亦包含中亚西部的撒马尔罕即河中地区}而非汉地相联系。有关白玉河、绿玉河的记载自十世纪起屡见于阿拉伯或波斯文文献，中亚突厥居民赋予玉隐身、避光、治疗胃病的特殊功效，亦为伊斯兰学者所知晓。（同前述A. S.Melikian-Chirvani一九九七年之文）汉文文献中，自七一三年迄一一二九年的四百余年间，有关中亚西部、西亚地区玉器或玉团的记载共有六条，而中亚东部新疆地区的相关记载却有六十余例，前者仅及后者的十分之一。（皆为西域贡使所进献，如七一三年大食所进宝钿带，七一六年大食所进宝装玉洒池瓶，七四〇年康居所进玉环，九三四年回鹘可汗所进宝鲽带，一〇〇八年大食所进玉圭，一一二九年大食所进珠玉宝贝等。详见邓淑苹《从「西域国手」与「专诸巷」论南宋在中国玉雕史上的重要意义》一文之附录《文献中有关三国至明代中亚与中原双方玉器、玉料交流的记录》，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二年，页四四三～四四三）这都说明当时中亚地区的玉与玉雕在西域享有盛名。

十一至十三世纪的西域文献中偶然也会涉及伊朗地区玉器的使用情况。如十一世纪上半叶阿富汗东北部加兹尼（Ghazni）贵族佩戴的玉环（Jade Ring），装饰宝石、绿松石、玉或其他宝石的马鞦带，嵌银框（托）的玉臂饰。加兹尼新宫殿的建造使用了来自新疆的玉石。除了加兹尼外，一则一二〇五年的文献显示，伊朗东部塔巴里斯坦（Tabarestan）地区（近里海南岸）的首领亦喜以玉为饰，他们常在束腰外套外系玉带，四方形的玉带銙表面镌刻《古兰经》经文。（同前述A. S. Melikian-Chirvani 一九九七年之文）

公元前三世纪～一世纪 白玉剑格

出于伊朗东部，图片转引自Manuel Keene, 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section one, Annual on the visual culture of the Islamic world, 2004，图四

七世纪～十世纪（或更早） 青灰色玉带扣

传出于今阿富汗，图片转引自Manuel Keene, 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section one, Annual on the visual culture of the Islamic world, 2004，图六

九世纪～十一世纪 青灰色玉鞦带饰

出于伊朗东部，图片转引自Manuel Keene, 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section one, Annual on the visual culture of the Islamic world, 2004，图九

从上述文献可推断，八至十三世纪早期，中亚地区玉器的加工和使用远较中亚西部普遍。阿富汗北部地区因临近中亚之故，其玉器的使用似较其以西地区更早、更多见。这一推测，也可从西亚地区出土的玉器得到印证。中亚西部、西亚地区所见十三世纪之前的玉器，数量颇为稀少，而且大部分集中于加兹尼，少量被认为是中亚西部撒马尔罕地区所制。（Manuel Keene, 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section one, Annual on the visual culture of the Islamic world, 2004, pp.193-214）其中有一些玉器的造型与中国玉器类似，如相对而言数量较为多见的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的剑饰、七至十世纪的带扣、九至十一世纪的中心呈泡形凸出的T形鞦带饰。这些玉器与中国同类器的流行时间大致吻合。西域玉带虽只见诸记载而未见出土，但玉带一直是唐以来的重要服饰，也是唐宋时期位于新疆地区的西域诸国进贡物品中最常见的玉器品类。

十一世纪～十三世纪 白玉鹤纹带銙（正、背）

传出于阿富汗喀布尔 大英博物馆藏

由此可见，来自中亚东部新疆地区的美石，至少八世纪开始就已被中亚西部、西亚居民所知悉。当时居住在撒马尔罕地区的粟特人，已经掌握了玉器制作技术。（唐代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白玉花卉纹长杯、玛瑙长杯以及法门寺出土的玛瑙来通西域风味浓郁。其产地和制作者仍有待研究）十世

西域地区自有其悠久的硬石雕刻传统，玉在当地不过是硬石的一种，与水晶、玛瑙等观，并不具超然优越的地位，使用也不普遍。西亚十三世纪之前的玉器以服饰、马饰为主，器型与中国同时期玉器相似，而且相对集中地出现于西亚东北、临近中亚地区的加兹尼。据此推测，中国玉雕对西亚地区早期玉器具有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经由新疆实现的。

新疆地区作为玉料产地，至晚在南北朝时期便已开始发展出了本地的玉雕工艺。（同前述邓淑苹二〇一二年之文）隋代胡商何稠之父何通，以治玉擅名。（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八「何稠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页一五九六）新疆地区玉雕工艺的兴起及持续发展，对中亚西部以及西亚地区的玉雕艺术都具有直接的推进作用。而中原地区对玉的崇尚和需求，刺激了新疆地区的玉料开采，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玉雕的发展。中亚及其邻近地区悠久的玉雕艺术传统，是十五世纪初帖木儿王朝玉雕艺术兴起的基础。

西辽与中亚玉雕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据传来自阿富汗喀布尔的玉鹤纹带銙，仅存其半，表面减地浮雕一展翅飞鹤。鹤的整体造型及双脚、阴刻小管钻圆眼等细部表达，皆与宋、金玉器相仿。玉銙背面有牛鼻穿数对，亦是中国玉带銙的传统固定方纪开始，新疆美玉之名更频繁地见于西域文献，西亚居民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它制作服饰、马饰，但还不普遍。中亚突厥人赋予玉的特殊意义应当亦在这一时期传入西亚，并被当地居民所接受。式。大英博物馆将之归于辽或吉尔吉斯斯坦所制。

笔者认为，此件玉器可能是西辽时期的作品，或是随契丹人西迁携带至中亚西部，应非当地所制。因金人所迫，一一二四年耶律大石率残部西迁，投靠喀喇汗王朝，继而驻扎蒙古国北部的可敦城，先后合并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建立起强大的西辽政权，立国九十四年（一一二四年～一二一八年），直至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灭亡。西辽时期是中亚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辽时，玉器工艺已经取得发展，并为契丹贵族所接受。西辽统有新疆嘎什噶尔、和阗、撒马尔罕等地，当时的撒马尔罕「汉人工匠杂居城中」。（转引自张星烺编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二〇〇三年，页一七一二。原文见《长春真人西游记》）辽代固有的玉器、金器、丝织等工艺，应在西辽辖地得以延续。加之河中地区固有的玉雕传统，在中亚西部发现此类玉带銙也在情理之中。耶律楚材《河中府纪事诗》中曾多次咏及玛瑙瓶、玛瑙杯、玉斝、琥珀瓶等器皿。据此或可推测，西辽政权对中亚地区玉雕工艺的延续具有一定贡献。

蒙古人西征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西域玉雕

元朝玉器似乎并未对同时期的西域玉雕产生直接影响。

可以明确判定为西域地区十三至十四世纪的玉雕作品并不多，有关中亚西部、西亚地区玉器的记载也十分稀少。（同前述A. S. Melikian-Chirvani 一九九七年之文）为数不多的这一时期的玉雕作品，几乎都见于伊朗地区（尤其是伊朗西部）。例如一二〇〇年至一二五〇年制作于伊朗西部的碧玉首饰盒，表面阴刻阿拉伯蔓草图案，嵌金现已尽失。另一件一三三〇年至一三四〇年间可能制作于伊斯法罕（Isfahan）的深色碧玉碗，口沿里外六曲开光内装饰阴刻花卉，其造型和开光设计显然受元代瓷器或金属器的影响。（另一件制作于帖木儿晚期或伊朗萨菲王朝的撇口碧玉碗，其造型亦相若。图见Robert Skelton,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p.276, fi g.5）此外，还有若干表面阴刻波斯文或花卉图案的碧玉护身符。

十四世纪上半叶 碧玉护身符

制作于伊朗西部

图片转引自A. S. Melikian-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1997，图十八

十四世纪上半叶 深色碧玉开光花卉纹碗

可能制作于伊斯法罕

私人收藏

图片转引自A. S. Melikian-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 1997，图十

十三世纪上半叶 碧玉阿拉伯蔓草纹碗形首饰盒

制作于伊朗西部

科威特国立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A. S. Melikian-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 1997，图十

元代艺术对西域玉器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十五世纪早期帖木儿王朝玉器之上。（中国当时已是明朝）例如十五世纪上半叶帖木儿帝国时期制作的深色碧玉龙耳杯、凤耳杯，龙（凤）耳设计，是出于马背民族的生活习惯，为的是宜于随身携带（Stephen Markel, Inception and maturation in Mughal jades, The world of jade,Mumbai: Marg Publications, 1992, p39, fig.3.类似的造型在明代亦可见到。Robert Skelton,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p.284, fig.20.），与湖南益阳元代窖藏出土的银鎏金双鸾纹摩羯耳杯类似。（一些甚至晚至十七世纪的莫卧儿王朝玉器的造型也都能从南宋至元流行的金属器和玉器上找到源头。比如一件大约制作于一六二五年前后的墨绿色玉瓢形杯，与四川彭州宋代窖藏出土之金瓜杯、湖南临澧新合元代金银器窖藏所见金、银瓜形杯相仿。明、清玉器中亦见同类物。图见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三，页七九；Manuel Keene, Treasury of the World:Jewelled Arts of India in the Age of the Mughals.Thames & Hud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l-Sabah Collection, Dar-al-Atjar al-Islamiyyah,Kuwait National Museum.2002, p.64, pl.6.5.）

中亚玉雕与帖木儿帝国玉器的初兴

辽、金及元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玉雕艺术获得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元军进入为察合台汗国一度占据的斡端（和田）、哈实哈儿（即嘎什噶尔，今喀什）等地，并在此布设站赤（「驿传」的蒙文译名，即驿站）。十年，敕工匠至这一带地区采玉。（田卫疆《丝绸之路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页二二）对玉文化繁盛之地以及玉料产地的拥有，使得元朝玉雕在北方草原以及南宋玉雕基础上得以发展。

十三世纪初，蒙古人灭金、西夏、大理、南宋，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一二七一年～一三六八年），铁蹄所至，席卷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东部，建立察哈台、钦察、伊尔、金帐诸汗国，征服了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东欧部分地区。尽管十三至十四世纪成吉思汗后裔所建立的政权之间彼此征战不断，造成伊斯兰地区各政权交替频繁，但整个亚洲大陆都几乎始终处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下，亚洲大陆经由海、陆两路的东西交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顺畅，由此带来了蒙古及汉文化艺术的西传。元朝瓷器广销西域，东西方在陶瓷、金属器方面也有诸多贸易往来。

帖木儿王朝早期玉雕艺术的兴起，与元朝故地中亚地区十三世纪之前即业已存在，且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得以继续发展的尚玉传统以及当地玉雕技术、玉石原料的基础密不可分。现珍藏于印度海得拉巴德色拉金（Salar Jung）博物馆图书室的一则文献{这是一件抄录于一八九一年的手稿。引自M.L.Nigam, Flesh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Jade-carving,MarutiNandan Tiwari & Kamal Giri ed., Indian art and aesthetics: Endeavours in Interpretation.Indian Art History Congress Guwahati (ASSAM)in association with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New Helhi, 2004. pp.13-18. 亦见邓淑苹《国色天香》，页二八}，为帖木儿国王沙哈鲁（Shah Ruhk，一四〇九年～一四四七年在位）的臣子穆罕默德·哈吉（Mahammad Haji）所撰写，内容提及契丹（Khata，穆斯林文献称

十五世纪上半叶 深色碧玉龙耳杯

撒马尔罕制作 大英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Robert Skelton,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1991

元 银鎏金双鸾纹摩羯耳杯

湖南益阳元代窖藏出土

清 碧玉螭耳瓜棱罐

高一三·三厘米 口径八·三厘米 足径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器物的罐状造型与中亚地区的红铜罐类似。罐颈、足所饰花叶表现出其受莫卧儿帝国玉器影响的痕迹。

清乾隆 白玉花耳嵌宝石错金碗及款识

高四·八厘米 口径一四·一厘米 足径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碗内壁刻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御制诗《咏和阗白玉碗》：“酪浆煮牛乳，玉碗拟羊脂。御殿威仪赞，赐茶恩惠施。子雍曾有誉，鸿渐未容知。论彼虽清矣，方斯不中之。居材实艰致，良匠命精追。读史浮大白，戒甘我弗为。”内底镌刻隶书“乾隆御用”款。

清 白玉葵花式渣斗

高六·二厘米 口径一二·三厘米 足径四·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渣斗为中亚流行的器型，早在唐代就已传入。而此件渣斗取瓜果造型、集花草之装饰，更是莫卧儿帝国玉器的特色。

清 碧玉镶嵌花卉纹军持

高九·八厘米 口径七厘米 足径六·九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玉器表面镶嵌其他颜色的玉、金及各类宝石，在莫卧儿帝国玉器、奥斯曼帝国玉器上均非常流行。

清 青玉单柄杯

高八·五厘米 口径一六·七×一九·一厘米足径六·八×九·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器物上所装饰的花卉图案具莫卧儿帝国玉器的特色，且尽去碾琢痕迹的“没骨”技法亦颇得莫卧儿帝国玉器之神韵。北中国为Khata或Khita，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则把整个中国称为Kitay或Cathay。由此亦可见西辽政权的巨大影响）贵族非常珍爱玉石。文献还记载七色玉石在契丹以及嘎什噶尔地区都有出产，生活在当地的「卡菲勒」（Kafirs，伊斯兰语，意为「不信仰者」。M.L.Nigam 认为手稿中所谓的「Karfirs」应该是指进入中亚的印度佛教徒）精通玉雕，他们除了制作玉人外，也琢制玉剑柄或玉带，而且价值不菲。无论男女，「卡菲勒」都以拥有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玉器为荣。另据此条文献记载，在河中地区（Mawaraunhar）以及呼罗珊（Khorasan）的突厥人一开始对这一艺术并不感兴趣。因帖木儿帝沙哈鲁喜欢收藏玉器，当地突厥人因此也喜欢上了玉雕艺术。后来他们不仅通晓玉器，还成为行家，制作了大量玉器。该文献中还提到沙哈鲁的妻子曾花巨资为她儿子的皇冠添加玉背。

这条文献记载明确说明十五世纪初帖木儿王朝并不尚玉。当地玉雕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沙哈鲁国王个人的喜爱，以及来自北中国和嘎什噶尔地区玉工「卡菲勒」的技术贡献。记载还说明，当时的中亚东部新疆地区，不仅仅是玉料的产地，也是玉器加工、消费之所，玉器是使用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玉工「卡菲勒」以拥有与自身身份相当的玉器为荣。这些「卡菲勒」应是元朝解体后留居当地的工匠，当时隶属东察哈台贵族后裔统治。因此，故元中亚地区玉石原料、玉雕技术的支持，是帖木儿玉雕艺术发展的基础。

此外，北京北海公园玉瓮亭内的元代玉雕渎山大玉海透露出的蒙古人崇尚深色碧玉（新疆、西藏地区亦然）之审美，是为帖木儿时期玉雕所传承。十六世纪以来，西亚、南亚地区各式玉、金、玛瑙、珐琅韘的出现和使用，其源头都可追溯到蒙古人。（许晓东《韘、韘式佩与扳指》，《故宫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二年第一期）这都表明伴随蒙古人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元朝蒙古统治者对玉文化的认同，及其与占据欧亚的同裔统治者之间的血缘及宗主国关系（虽然这一纽带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疏离），使得尚玉传统持续影响西域，并直接导致了十五世纪帖木儿王朝玉雕的兴起。（毋庸讳言，宋、元艺术的某些元素在十五世纪及之后的西亚玉器上得以体现，期间存在至少百年的时间差，而异步发生。这种时间差的存在，或可视为文化传播的必然。一种文化由一地介绍、传播至另一地，并在新的环境中显现、根植甚至移植到其他质料上，不仅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需要相对安定的环境。从另一方面看，植物像生器形，自南宋以来，历元、明清，都一直颇为流行。故莫卧儿王朝的银珐琅桃形杯、深色碧玉瓜形杯的直接的模仿对象未必为南宋或元时之物）而帖木儿王朝玉雕艺术，又对奥斯曼土耳其、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的兴起和繁荣具有直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