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性导向的角度来看，是否任何目的性和条件性的冲突都能产生人们所认同的悲慨呢？我们将会从悲剧和悲慨的对比中发现并非如此，因为谈到“悲”便不能不谈到悲剧，以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为代表的西方悲剧文学在世界文学和艺术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梳理清楚悲剧和悲慨的区别和联系便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悲剧和悲慨二者都产生于正向目的性遭遇了条件性的制约和挫折，或者说产生于正向目的性与条件性的冲突。这里之所以强调是正向目的性，是因为人们美好的思想、品德与行为甚至一切使人感到美好的事物无不与正向目的性直接相关（而非正向的目的性来自于虚妄错误的认识，所以实证性的标准和规范性的标准二者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处处碰壁无法实现其邪恶的目的，在他自己固然可能会“悲慨”不已，但人们并不会同情反而倾向于从中得到一种喜剧式的欢乐。 面对正向目的性与条件性的种种冲突，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悲剧或多或少屈服于这种冲突（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悲慨则倾向于勇敢克服这种冲突。以莎士比亚的几部悲剧为例：《奥赛罗》中主人公的坦荡坚强屈服于嫉妒和猜疑；《麦克白》中主人公的勇敢理智屈服于野心和欲望；《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真挚的爱情屈服于家族间的仇恨，二人虽然殉情，但精神上却并未屈服，还使两个家族消除积怨，从而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冲突。而在古希腊悲剧中，普罗米修斯面对宙斯的压迫，精神上自不必说，即使是被缚的躯体也没有彻底屈服。 可以发现，对这种冲突克服的程度越大则悲慨的成分越多，而悲剧的成分随之越少，另一方面，“慨”虽然说是克服，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更多地是表现为对于正向目的性的坚守，如果主人公的精神和躯体没有被冲突击垮，反而击垮了这种冲突，变得更为强大，那就不再是悲剧甚至也超越了悲慨，这便成了一部波澜壮阔、动人心魄的英雄史诗了。 所以悲剧中或许包含着某种悲慨，但悲慨之中不一定有我们通俗意义上的悲剧，悲剧侧重于具体的事实，悲慨则更侧重于抽象的精神。凡是精神上遭遇到这种（正向目的性与条件性）冲突并体现出对于这种冲突的克服都可以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悲慨。 注：本文根据大愚观点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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