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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汉代基层公务员的薪俸问题。 东汉顺帝年间，尚书令左雄给皇帝呈递了一道奏疏。内中说，如今的汉帝国，早已不是文帝、景帝时代的汉帝国了。那时候的汉帝国“吏称其职，人安其业”，官吏大多能够做好本职工作，百姓也大多能够安居乐业。现在的汉帝国，却是“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将杀害无辜百姓当成威风，以剥削压迫百姓为贤能，是一个“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官吏们视百姓为仇人，向百姓征税时犹如豺狼虎豹——的坏时代。 为什么汉帝国会变成这个样子？ 左雄也有一番解释，列举了不少原因。其中一条是：“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 汉代的部吏，指地方各郡与中央各部的属吏，也就是各部门的具体办事人员。乡官则是指负责维持乡级政务运作的三老、有秩、啬夫、游徼这些人。三老负责教化引导百姓遵纪守法拥护朝廷，有秩和啬夫负责处理诉讼、征税、摊派差役等事，游徼负责巡查治安和缉捕罪犯。这些乡官虽有个“官”字，实际上仍然是吏。乡官部吏合到一起，指的就是不包括官员在内的汉帝国的所有公务员。 左雄说，汉帝国百姓之所以过得这么惨，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中央到郡县到乡，所有负责办理具体政务的吏，都只能拿到很微薄的俸禄，却要承担很沉重的工作。他们办公用的车马衣服全得从底层百姓手里剥削。有廉耻之心者，或许只剥削到能维持基本生存的程度；没廉耻之心者，剥削起百姓来可就永不满足了。结果，自然只能是“损政伤民”。 那怎么办呢？
因为这些公务员都要与底层百姓直接对接，所以左雄希望他们全部来自履历清白、没有贪污腐败记录的儒生。还希望朝廷给他们减轻减考核压力并增加俸禄。同时，要让这些人在公务员职位上做满一年，才能赋予其被征辟举荐为官的资格。左雄觉得，只有这样，这些“乡部亲民之吏”才不会整天想着另寻出路，才会好好做事。 《后汉书》里说，顺帝看了奏疏后“感其言”，让相关部门去调查左雄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然后再拟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其实，基层公务员的薪俸太低，是两汉时代的一种常态，更是汉承秦制的结果。东汉人仲长统在其著作《昌言》里说得很明白：“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秦国以消灭六国、征伐四夷为第一要务，为满足战争需要大幅降低了“吏禄”，也就是针对基层公务员实施了大规模集体降薪。后来汉帝国直接继承了秦国的这套俸禄制度，没有做出改革。于是，“吏禄”太低就成了汉帝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危国乱家”的暴政。 仲长统生于东汉灵帝年间，比左雄小了约五十岁。他在《昌言》里这样说，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那些俸禄不够支用的“吏”仍普遍在积极压榨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朝廷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来驱策这些“吏”跑起来，却又不给他们足够的俸禄，这些“吏”就只好升级剥削力度，去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当然，这并不是说“吏禄”给足了，那些基层之吏就不会压榨百姓；而是说，在“吏禄”不足、工作量又大、绩效考核还很严厉的情况下，百姓必然要受更多的苦。 其实，左雄怀念文景时代，说那个时候“吏称其职，人安其业”，也不完全准确。因为文景时代的“吏禄”标准其实也低——汉代制度，六百石以上是官，六百石以下是吏。官与吏的月俸差距很大，一名二千石官员的月俸是16000钱，一名百石之吏的月俸却只有720钱。 文景时代之所以没有出现左雄与仲长统笔下的那种“吏祸”，是因为当时朝廷的施政方针仍是“黄老无为之治”。这种无为之治落实到“吏”的层面，是朝廷对“吏”尚未实施严苛的绩效考核制度。没有严苛的考核，也没有严厉的惩罚，吏的俸禄虽然很低，但也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所以，在文景时代，很多吏一做就是几十年，甚至将职位传给了子孙后代。如汉代人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另一位汉代人王嘉也说，“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意思都是基层公务员做着做着，就将职务名称当成了自家的姓氏，那些姓仓的人、姓库的人，都是文景时代做过管仓库的公务员的后代。由此可见，文景时代的“吏禄”虽然很低，但无为之治对吏的要求也低，所以吏的日子还算不错，他们很愿意、也能够将职位传给子孙后代。 可是，自汉景帝中晚期开始，汉帝国开始抛弃无为之道，走向了全新的有为时代。至汉武帝时，皇权对“有为”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与之对应，朝廷对吏的要求也全方位提升，绩效考核变得越来越严厉，惩罚也变得越来越重。于是，在为回视、反省汉武帝时代而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那折腾不休的有为时代里，各种各样的任务摊派到了吏的头上，各种各样的考核与惩罚降临在了吏的头上。仅从地方郡县押送壮丁前往长安三辅这项徭役，就足以将这些基层之吏压垮。他们那点微薄的俸禄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一路上的吃喝。平常时日住在乡里，这些基层之吏已经衣食匮乏；有个什么大工作摊派下来，他们就要变卖牲畜与家产。 贤良文学还说，问题远不止此。这些基层之吏被摊派了征发赋税与徭役的任务，上级官府层层追责，下面的官吏只好向上面的官吏行贿，以求宽限和减免。大官盘剥小官，小官盘剥乡里的基层之吏，“乡安取之哉？”这些基层之吏又要去盘剥谁？答案显而易见，最终受苦的仍是底层百姓。所以，贤良文学们当年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贪婪卑鄙的根子，在上面而非下面；需要吸取教训的，是施政者而非百姓。 和左雄的奏疏呈递上去就没了然后一样，贤良文学的这些批评，也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其实，皇帝对吏祸的病因心知肚明。神爵三年，也就是盐铁会议召开二十二年之后，汉宣帝颁布了一道诏书，内中说，治道衰亡的根源之一，是吏不能廉洁公正，“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汉宣帝以曾祖父刘彻为政治偶像，信奉外儒内法，实行王霸之治，基层之吏的任务繁重，绩效考核也很严苛。微薄的俸禄不足以支持基层之吏的工作与生活，他们只好将手频繁伸向底层百姓。于是，汉宣帝下诏“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给百石以下的基层之吏，每月增加十五个铜钱的俸禄。 遗憾的是，据《九章算术》记载，汉代一亩“善田”的价格是三百钱，十五个铜钱只够让基层之吏多置办0.05亩耕地。显然，宣帝此举只能塑造和宣传他仁德爱民的政治形象，解决不了吏祸。很可能宣帝也不想解决，毕竟真解决就要真掏腰包，毕竟在吏祸下辗转呻吟的，只是底层百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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