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元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新阶段，在人类认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这里我们重点讲讲从阳明学派到明末三大思想家的发展历程！ 
一，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王守仁是明朝中叶最重要的思想家。他青年时筑室阳明洞中，后来又在阳明洞讲学，世人称他阳明先生。王守仁，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太仆少卿等官，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朱宸濠之乱有功，嘉靖初年封新建伯。他是明代少数几个加封爵位的文职官员之一。 终其一生他的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王守仁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曾热衷于武功，也研究过佛学道教，按照他同时代人的说法，他“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元年，1506)，始归正于圣贤之学”(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王阳明全书》卷三十七)。所谓“归正于圣贤之学”，指他的儒学思想的发展。王守仁主张:心是万物之主，“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与王纯甫二)，宇宙万物都是由心派生出来的。 
他的哲学，也叫心学。在认识论上，他坚持孟子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学说，并进一步用“致良知”的观点来加以阐述。他说:我心的良知，就是天理；把我心的良知所构成的天理加在一切事物上，一切事物都得到其理(《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在“知”和“行”的关系上，他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他对“知”和“行”的解释是:见好色、闻恶臭属于“知”，喜欢好色、讨厌恶臭属于“行”;知和行是在纯主观活动上的统一。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中，有否定宋朝道学的一面。他对学生说，圣人之学“不装作道学的模样”。对于道，王守仁有一段很精彩的解释:道只有一个，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佛教的佛，道教的道，以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原则，都是道。明立国以来遵奉程、朱理学，对人们的思想形成很强的禁锢力量。王守仁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明前期的统治思想。 王守仁生活在阶级矛盾不断尖锐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特别是他的“致良知”学说，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秩序、麻醉人民思想的需要，因此得到提倡。在他死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他的学说成为正统思想，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明代中叶，不少思想家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王守仁的学说提出批判。罗钦顺指出，作为物质存在的气才是世界的本原，理只是客观事物的规律，不能离开气而存在。王廷相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论，指出:“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杨慎认为心学、理学是“理一名殊”，批评心学“除闭七窍，折堕其四肢，曰我能存心”。 
王阳明学派本身，也发生了分化。大致说来，王守仁的学生中，有两大流派。钱德洪、王畿等人坚持王守仁学说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并且把良知说成天地间灵气，给“致良知”学说蒙上神秘主义玄学的色彩。这一派被称为王学右派，钱德法是余姚人，王畿是山阴人，因此又称浙中学派。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王艮。王守仁的弟子，大都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王艮出身贫贱，比较接近下层劳动人民，他以布衣就学，声望却在王守仁其他弟子之上。王艮抓住王守仁关于道的议论，大加发挥。他认为，所谓百姓的日常活动，包括耕田、做工、吃饭、穿衣等，这些都是道；而且，应当以百姓日用之道为本，“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这一派被称作王学左派，因王艮是泰州人，又称泰州学派。 阳明学派的分化说明，王守仁的学说有很大的可塑性。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学的积极因素，受它的影响，在万历年间，出现了深刻批判儒学、深刻批判道学的“异端之尤”李贽。 二，李贽的离经叛道 李贽号卓吾，是福建泉州人，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他家境贫寒，即使做了官府的低级官吏，情况也未得改善。他的两个女儿就是因灾荒在幼年时饿死的。他官做到姚安知府，辞官后潜心著述，有《藏书》、《焚书》、《续藏书》，《续焚书》等著作存世。他一反儒家的正统观念，尊崇秦始皇，对孔子和他以后的历代大儒持否定态度，不承认“六经”、《论语》、《孟子》为“万世之至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宋代的大儒，他批判尤力，说朱熹不学无术，说理学害人误国。他极力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他还指出，“人必有私”，人都是有欲望的，种田是为“私有秋之获”，读书是为“私进取之获”。在这方面，“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他主张去人欲，存天理，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 李贽的思想受王学左派的影响，但他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批判远远超出了王守仁学说的体系。他的“离经叛道”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恐惧和厌恨。他本人受到围攻和迫害，晚年，被官府以“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他在狱中夺刀自刎，以示抗议。 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杰出的思想家的产生原因 到了明朝末年，在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统治危机严重的形势下，兴起“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在思想领域，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杰出的思想家。 
他们在明末清初的学术活动，深刻反映了对明朝统治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反思。 （1） 黄宗羲的批判君主专制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梨洲。他的父亲黄遵素是东林党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他参加江南复社，坚持反对宦官集团的立场。明亡，他投身抗清斗争，斗争失败，隐居著书，一直不肯入仕。他的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批判君主专制，是黄宗羲思想中最突出的部分。他认为，“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在专制制度下，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明夷待访录原君》)；在专制制度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同上《学校》)。因此，君主专制制度诚为天下大害。 
由于时代的局限，黄宗羲不可能提出废除君主专制的要求，他只是要求对君权加以限制，他提出的限制方法有三条。 一，是以天下之法来代替皇帝的一家之法 二，是以丞相分君主之权 三，是以舆论批评监督君权 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时代，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的成份。但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政治思想领域可以取得的最高成就。 黄宗羲的思想为中国近代反专制主义的思想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顾炎武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字宁人，号亭林。他出身于江南望族，参加过复社，从事反清事业。为躲避清朝的“征辟”，他离家出走，游历山东、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等省，交结豪俊，置买田产，在清朝的统治基本稳定后，仍然试图发动武装反抗。他最后死于华阴。主要著作有《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文集》等。 
和黄宗羲一样，顾炎武也反对绝对君主专制，认为天下不能独治，而要以众治。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倡“实学”。他做人的标准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前者指对各种社会知识的研讨，后者指品行气节的培养。他还提出保国和保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国家，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殿，与有责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著名的口号即由此而得。 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3）王夫之信奉“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清兵南下，他参加桂王政权。桂林陷落之后，他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学者称他船山先生。他的著作有《张子丘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等。 
王夫之提出社会进化的观点。极远古时期没有“君主”，就不会出现尧、舜“让国”的事件。唐虞时期实行禅让”，就不会出现商汤、周武用武力夺取政权的事件。 社会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不可能人为地逆转。如郡县制度比起封建诸候的制度是个进步，实行郡县制度以后，只能在这个基础上革除社会的弊病，“封建之不可变，势也”。 在哲学思想方面，王夫之的成就最突出。他推崇宋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把张载的学说看作“正学”，把程、朱理学称为“异端”他着重阐明“理在气中”这一唯物主义思想。气指世界上的物质实体，不管是否被感觉到，都是存在的；物质可以转化，柴薪燃烧，成为焰、烟、灰，只是转化成另一种形态，而不是物质的消失。理指客观事物的规律，“理即气之理”，因此，只能是“理在气中”，不可能是“理在气先”。欲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样也是理，“欲即天之理”。 在知和行的关系上，王夫之认为应以行为基础，行可以兼知，另一方面，知也可以指导行。这对先知后行的先验论和知行合一的二元论是有力的批判。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总之不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晢学思想上，明末清初三位思想家都有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具有相当的深度，理应被看作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先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