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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旅行记》]（摄/华迅）
附文： [引子] 贫穷，气候恶劣 不断听到的是锁链的声响和大海的喧嚣 不断看到的是荒凉的群山和大海的波涛 从看守室里不断传出的是 鞭笞犯人时发出的呻吟和哭泣 这一切都使这里的时间比俄国显得 更加漫长和痛苦难熬
1889年4月15日，契诃夫给苏沃林留了一份类似遗言的嘱托：“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准备去参加一场战争……如果我淹死，或是发生类似的事情，请您记住，我现在所拥有的和将来所能拥有的一切皆归我妹妹所有。”
在搜集阅读了大量关于萨哈林的资料，并对行程做了一番规划后，次年四月，契诃夫从莫斯科启程，开启了他准备已久的萨哈林之行。如果说行前的这个留言有哪怕丝毫言过其实的成分，那接下来的行程遭遇则足以证明他对此行所面临的考验的清晰认识与笃定决心。契诃夫为何抱定要去被他称为“人间地狱”的萨哈林走一遭的决心？
除了对苦役地进行考察和对各种犯人命运进行了解之外，从他给友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彼时的精神状态：唉，朋友，多么苦闷！如果我是医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医院；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可是现在这种生活，关在四堵墙里，接触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见不到祖国，身体不健康，食欲不振——简直不是生活！ 若我们知道该怎么办，……福法诺夫就不会待在精神病院里，伽尔洵至今还会活在人间，巴兰采维奇就不会患上抑郁症，我们也不会感到寂寞和苦闷，您可以不被戏院所吸引，我也无须奔赴萨哈林。
冲破令自己窒息的围墙，去接触自然、接触人，去见到真实的祖国，解除这种让自己精神上感到无限苦闷的状态，寻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真正的生活，这是他此行更为重要与深远的目的。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与命运驱使，即使在西伯利亚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境，即使途中因咳嗽而咯血，他也不曾退却。天气极端恶劣，道路异常泥泞，为适应复杂而艰难的路况，交通工具不得不从马车换作马匹，又从马匹更换到船只。前脚尚在日落后的雨夹雪中穿行，后脚又得在颠簸的小船上与风浪里的波涛搏斗。在跟一个名叫彼德罗维奇的人交谈时，对方说：“在我们整个西伯利亚都没有真理。如果从前有过，那早就被冻死了。”
在糟糕透顶的天气与遍布烂泥的道路上日夜兼程，经历翻车、陷入泥淖、触礁等危及生命的困境和长时间的滞留之后，契诃夫终于抵达目的地萨哈林岛：仿佛这里就是世界的终极，再往前已无处可去。俄底修斯漂泊在陌生的海上，朦胧地预感到要遇见妖魔鬼怪时，大概就是这种心情。萨哈林岸上的森林有五处燃着大火。四周一片昏暗，海面浓烟弥漫，黑黝黝的山峰，滚滚的浓烟，大火和灯光，构成一幅线条粗糙的恐怖画面……一切都被淹没在烟雾中，像在地狱里一般。
他对初次见到的萨哈林的自然景象做了粗线条勾勒，“地狱里的恐怖画面”是这块荒凉的苦役地给他的第一印象。这更像是为后文中苦役地的肮脏、破败、污浊、拥挤，鄙陋、龌龊、折磨、不堪提前埋下的伏笔——谁又能企盼地狱里有丝毫光明与鲜亮呢？
在取得自由出入任何地方的权利后，契诃夫的考察工作紧锣密鼓地铺开了。在萨哈林停留了三个多月的他，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进行了挨家挨户的人口调查。他以谈话方式与岛上形形色色的人进行交谈，同时以卡片表格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交谈中的重要内容。从监狱到屯落，从苦役犯、强制移民、流放犯到自由民，从狱长、屯监到岛上各级官员，包括车夫、面包师、工匠等群体，乃至被禁止接触的政治犯（契诃夫不顾当局禁止，想方设法接近政治犯），他遍访岛上一切有人烟涉足的地方。走访登记的内容也极尽详备。包括人数、外貌、体型、食物、服装、住房、卫生状况，乃至当地的风俗习惯、生育状况、婚丧嫁娶、家庭情况，甚至个人的性格、思想、情绪等，他都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记录。虽然很多卡片已散佚，但迄今留存下来的仍达七千六百张之多。从这个惊人的数字以及文中详尽的数据和表格，我们不难看出契诃夫当时工作量的巨大与繁重。他早上五点起床，白天采访，晚上整理笔记。高强度的工作使他的眼睑出现持续痉挛，他只好不停地眨眼，不祥的咳血，令他难以忍受的头痛……这些与他后来健康状况的恶化和早逝是有关系的。 从契诃夫出发前留给苏沃林的嘱托，到他在萨哈林夜以继日地采访与整理工作，他自始至终践行着“真正的文学是以人生社会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这一潜在使命。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叹服于契诃夫对各项数据的详细罗列，对不同群体生存样态的细致着墨。契诃夫目睹着萨哈林岛上最惨无人道的生存境况，又以极为克制的情绪和极为冷峻的笔触将它们不动声色地讲出。像历经烈焰灼烧后又复归平静，以无颜色、无情绪的精神状态将眼前的观察、体认不厌其烦地加以铺叙。偶现的细微情绪波动与慨叹，在大篇幅的客观描摹与叙述面前显得零散而稀疏，且此种心绪的流露依旧带着些许收敛的底色。契诃夫绝非是一个缺乏心灵感动与共情的作家；相反，从他下决心造访萨哈林并执意要“看见同时代人没有看见或视而不见”的那份坚毅的笃定与勇气，我确信他情感的旺盛与丰沛，也确信他有着强烈的共情力与同理心。而文中极少流露的隐忍与节制的情绪根源于何处？——面对萨哈林令人无法忍受的绵延不绝的苦难，再多慨叹、哀怜与高声呐喊也会因无济于事而显得苍白，不如将宣泄空间让位于对苦难与绝望的呈现，将所有震惊、愤怒、怜悯等情绪的出口作以留白，让更多的共情自读者生发。而在情绪端口退居次位的契诃夫，平静地说“我似乎觉得，我看到了对人的侮辱达到极限的实例”：冬天他们手脚冻坏，甚至常常没有把原木拖到哨所就冻死在半路上。 屋里还有几只鸡，一条狗。街上堆着垃圾，散落着污水坑。屋里还有一个小猪仔到处找东西吃，地上满是泥浆，散发着臭虫的臭味和一股酸味。没事情可做，没东西可吃，说话和吵架的兴致都丧失了……夏季门窗一开，便有污水沟和厕所的臭味扑鼻而来。由此可以想象出这里冬季的情景：一座人间地狱，室内结满白霜和冰溜。 不大的囚室关着二十来个人，都是不久前逮回的逃犯，衣着褴褛，蓬头垢面，戴着镣铐，脚上缠着破布，绑着绳子。脑袋有一半头发蓬乱，另一半剃得光光，但已开始长出短发。他们个个面容消瘦，仿佛被剥掉了一层皮……没有铺盖，全都睡在光秃秃的床板上。屋角放着一个便桶，每个人都是当着二十个人的面大小便。 在刑徒流放拓殖远东的制度下，赤裸裸的原始与野蛮“像用放大镜看苍蝇一样，无法掩盖自己的本相”，文明纤细的触角在此望而却步。
萨哈林自然景象留给初次登岛的契诃夫的印象是“在地狱里一般”。经过三个多月的走访、调查、交谈及目睹的一切惨状，使他进一步从这失败的刑徒殖民制度上肯定了这确是“一座人间地狱”。
契诃夫曾多次在文中谈到萨哈林岛上对待女性的态度与方式，野蛮的尊卑等级观念和种族歧视制度进一步拉大了这座岛屿和文明之间的距离：“冬天女人没事干，只是添一张嘴。因此善于理家的主人都不愿在秋天领取女人。”人们担心冬天饲料昂贵，到了秋天就是这样谈论马匹的。女性的尊严、心理和羞耻感完全不在考虑之内，似乎这一切早已被她蒙受的耻辱毁掉了。 不论是老祖母、母亲，还是襁褓中的小姑娘，她们都像家畜、物品，一律遭受歧视；可以随便遗弃、买卖。基里亚克人用一根长矛、一条船或一条狗换到一个姑娘。 从屯中有一条小道通向杜厄，那是女苦役犯和自由妇女为了几个铜板去杜厄和沃耶沃达监狱向囚犯们出卖肉体踩出来的。……而妇女，包括流放犯和自愿随丈夫前来的自由民，则靠卖淫过活。 “旅行记”三个字总会带给人轻松愉悦的感受。而无论从契诃夫的探访经历还是从其讲述的笔调来看，这都更像是一部兼具人文关怀与田野调查属性的调查报告，是一部充满无声挞伐与斑斑血渍的纪实作品。
契诃夫以描写、叙述、议论等多种形式的笔触详细又克制地向世人展示了发生在萨哈林岛上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徐复观说：“伟大作家的作品里有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若只是从其他作品得到启发，不过是间接的东西，没有多大力量。它最直接、最有力的根源，是来自作家对社会人生的观察、认识，并将这种体认与自己的心灵连接在一起。”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正是以双脚去丈量这座孤悬海外的岛上深重的苦难，以双手去记录80年代的俄国在拓殖过程中惨无人道的罪恶，躬身力行，去目睹与倾听成千上万个被迫离开家乡的苦役犯、流放犯的呼嚎与呐喊。自萨哈林归来，契诃夫决心“生活在人民当中间”，并将家从莫斯科市区搬到了郊外的乡下。也正是以此行为依托，他陆续创作了中篇小说《六号病房》、短篇小说《匿名者的故事》《在流放中》，以及剧本《三姊妹》。
医学专业出身的契诃夫，对苦役、流放、终身监禁、死刑等问题有着持久的关注与书写，而这次历经艰难跋涉后捧出的这部铿锵有力的纪实作品，让他在大众悉知的小说家、剧作家身份外，毫无疑问又多了一重纪实文学家的身份。加诸其身上的光环与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由他的这段经历和客观记录的文字，让更多人了解并见证了在沙皇专制下俄国历史上曾存在着这样一个“阴森恐怖的大监狱”。循着这些冷峻客观的字迹，我们得以触碰真实的过去，见证客观的历史，在触碰与见证中看到历史的荒谬与残酷，同时也给予我们体察现实的省悟与警惕。
[《萨哈林旅行记》扉页]（摄/华迅）
注： 1.2022年1月上旬，因赵冬梅老师的《法度与人心》一书获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我有幸应邀参加了此次颁奖典礼。活动主办方为每位到场嘉宾准备了一份礼物——由世纪文景出版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萨哈林旅行记》。若非活动主办方的慷慨赠与，我大概率不会遇到这件“散文衣橱里粗硬的囚衣”，更不可能了解到这段令人震惊的历史。生活中的很多相遇显得偶然又难得。珍惜偶得的一本书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读了。 2.萨哈林。原是中国领土，名为库页岛。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1858年和1860年，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库页岛并据为己有，将其命名为“萨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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