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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先驱、一代书法宗师——李瑞清（1911年清朝败亡后号“清道人”），通过潜心探索殷周古篆、汉魏隶楷的历史源流和传承关系，以及艰辛的书、画艺术实践，创立了熔铸古今、雄浑精博、古朴超逸、端庄沉稳而影响至今的金石书派。 作为金石书派的奠基人，清道人李瑞清“学书”一生。他的所谓“学书”，不止于“练字”，而是花费大量精力用近代西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结合传统古文经学来认知中国书法艺术；他不知疲倦地研究书体演变及中国书法史上三千年中主要书法流派，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理论，并且将其付之实践，一生不停地对历史珍萃进行刻苦、认真的临摹。因此，他不仅能书篆、隶、草、行、楷各体，而且能书写几十种流派、风格的书法；对每种流派、风格的书法渊源其来有说，且文能证之、笔能副之。 江西省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中有件清道人李瑞清节临六朝碑楷书四条屏，见图1、2、3、4。另有一件节临北魏《郑文公碑》的楷书中堂，见图5、6。 这两件作品笔墨秀雅，古朴沉着，分行布局、起笔收笔尽在自然与法度之间。每件作品相应的跋文，体现出他对所书碑刻渊源的认知。这些作品就是清道人对六朝碑的深刻研究、体悟及“文能证之，笔能副之”的最好见证。 清道人节临六朝碑楷书四条屏 四条屏1堂4幅，纸本，幅芯纵132.5厘米，横31.5厘米。作品足以见证清道人体悟出来的“六朝家法”。每屏皆出类拔萃，依六朝后期（南北朝阶段）为指归，取其神韵和笔法临写，见图7、8、9、10。 1、节临北魏《郑文公碑》摩崖石刻屏 第一屏（图1）节临北魏《郑文公碑》摩崖石刻文字三十二个墨字： “降逮于汉，郑君当时，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创解诂以开经义，迹刊图史、美灼（二书）。” 跋文：“分行、布白、摄墨、蹲锋，直当于散氏盘求之。不知篆隶而高谈北碑，妄也。”名款：“玉梅花庵清道人”。钤朱文“梅庵主人”、“清道人”篆章。临字、题跋名款均用《郑文公碑》石刻（见图7）的神韵和笔意。但文字形象与临拓稍有不同，说明清道人临写名范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所取舍。 李瑞清在此屏跋文中强调他一贯主张的“学六朝须从篆隶入，乃非伪体”这一重要的书法艺术审美思想和创作金石书法所必须遵从的原则路径。此屏跋文明确指出，《郑文公碑》摩崖石刻从章法和笔意而论，源出于西周晚期的散氏盘（“分行、布白、摄墨、蹲锋，直当于散氏盘求之”），如果不懂得殷周古篆和两汉古隶，谈论北朝碑铭，等于痴人说梦（“不知篆隶而高谈北碑，妄也”）。 2、节临南朝《爨龙颜碑》屏 第二屏（图2）节临南朝《爨龙颜碑》拓三十个墨字，“耳”非原文： “容貌玮于时伦，贞操超于门友。温良冲挹，在家必闻。本州礼命主簿，不就，三辟耳（别驾从事史）。” 跋文：“笔兼篆隶，敛锋入里，尽化纵为变衡（横），郑固法也。”名款：“清道人”。钤朱文“梅庵主人”篆章。临字用《爨龙颜碑》（见图8）的神韵和笔意，文字形象与临拓较为相像，说明清道人临写此拓片时较为忠实，但也有所取舍。 《爨龙颜碑》刻于南朝刘宋隶书楷变的时期，用笔方折，笔势险绝而统观平正，为南碑中罕见的名品，清人阮元及后来康有为等碑派书家将其视为神品、珍宝。清道人将《爨龙颜碑》评为南碑第一，认为《爨龙颜碑》的书法风格源于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鲁派，此派书风特点是纳险绝入平正，险绝与平正高度统一，“《爨龙颜碑》用笔取势实出此”。所以清道人非常爱好此碑，晚年多次节临过《爨龙颜碑》酬谢亲朋好友。 3、节临北魏《嵩高灵庙碑》屏 第三屏（图3）节临北魏《嵩高灵庙碑》三十个墨字： “少昊之季，九黎乱德，民浊斋明，嘉生不洁。三代因循，随时损益，有周氏既衰亡。” 跋文：“景君、衡方二碑之间得笔法，而以谷朗为面目。”名款：“清道人阿梅”。钤朱文“梅庵主人”、“清道人”篆章。临字用《嵩高灵庙碑》拓（见图9）的神韵和笔意。 《嵩高灵庙碑》又名《寇君碑》，北魏太安2年（456）立，相传是为寇谦之撰书。碑文内容为寇谦之修祀中岳庙并宣扬道教的事迹。此碑刻文字也是处于隶书楷变过程中的书迹，是带有浓厚隶书味的楷书。清道人非常喜爱研究《嵩高灵庙碑》，认为其书风源于周篆《大盂鼎》。《大盂鼎》铭文风格上承殷商篆书方笔书风，下启汉代古隶《景君碑》（见图11，东汉汉安二年即143年刻）铭。《嵩高灵庙碑》的笔法、字势就是在继承《大盂鼎》铭文、《景君碑》刻的方笔和纵势等特点基础上，兼取《衡方碑》（见图12，东汉建宁元年即168年刻《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的笔法和《谷朗碑》（东吴凤凰元年即272年刻）的气质，才达到好的艺术效果。 从清道人对此碑的研究和节临，可以看出清道人“学书”、“临字”与常人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也就是他一贯强调的“功夫在字外”的一部分含义。 4、节临北魏《魏崔敬邕墓志》屏 第四屏（图4）节临北魏《魏崔敬邕墓志》三十个墨字： “远祖尚父，实作太师，秉旄鹰扬，克佐揃殷。若乃远源之富，弈世之美，故以备之（前册）。” 跋文：“能合郑文公碑、司马景和妻之妙。魏志中此为第一。”名款：“玉梅花庵清道人”。钤朱文“清道人”篆章。临字用《魏崔敬邕墓志》拓（见图10）的神韵和笔意。 清道人通过《魏崔敬邕墓志》的研究，认为其书法艺术风格与《郑文公碑》（图7）、《司马景和妻墓志》（图13）的妙秘相合，其书法艺术价值“魏志中此为第一”。《郑文公碑》（图7）铭的妙秘为何，待与下文清道人节临北魏《郑文公碑》楷书中堂跋文一同分解。 清道人节临北魏《郑文公碑》楷书中堂 图5是清道人参用散氏盘章法、笔意节临的《郑文公碑》大字楷书纸本中堂，幅芯纵137厘米，横77厘米。 该幅中堂择《郑文公碑》文中一段书写，本27字，但“才”字多写了一个，写成了28个字（有出于“故意”嫌）： “和平中，举秀才，答策高第，擢补中书博士，弥以方正自居。虽才才望称官，（后句 '而乃历载不迁’）。” 左下大段题跋：“此碑直可以散盘，布白用笔，为之极浑穆博大，中不失沉鸷之气，包慎翁云措画本石鼓，名士门面语耳。”下款：“笏堂仁兄法家正之，清道人”。尾钤朱文“阿梅”、“清道人”印及白文“黄龙砚斋”印（见图6）。 可见，此幅楷书《郑文公碑》大字纸本中堂是送给“笏堂”的。笏堂，即丁立中（1878—1958），字笏堂，新建县黄佩乡（现生米镇）集坊丁村人。《南昌市志》载：其人年轻时则以救国救民为己任。1905年后，先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共进会，追随孙中山，为革命出生入死，先后与黄兴、孙武等辗转于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地，建立秘密机关，发展组织，筹集经费，培植新军和学生军中的革命骨干，购运枪支弹药，自造炸药，并策划起义。1911年，参与宣传、领导武昌起义，亲自领导了光复南昌的战斗，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立下功劳，后任军部秘书长，直受孙中山领导。 楷书《郑文公碑》大字纸本中堂墨色浓重，笔势劲健，其结字、字势与幅面气质“金”文气味十足。清道人认为《郑文公碑》的“布白用笔”源于西周厉王时青铜器《散氏盘》铭文（见图14）风格，这个观点在上文介绍的四条屏的第一屏跋文中已经鲜明提出。此跋还顺便指出了他的前辈包世臣（包慎翁）“云措画本石鼓”的错误。 清道人对《散氏盘》铭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散氏盘》铭文与一般金文古篆纵势取势不同，取横势，字右倾而平正，即具“似欹而实正”之妙；其结字变化无穷，同一字在不同位置绝不相同，同文而异体，异位而更形，具一字多样之妙；数十百文，虽长短、大小、损益有异，其气体皆联属如一字，具“其上下相衔”之妙。金文所有布白章法的优点和妙秘《散氏盘》铭似乎都有。而这些西周古篆的优点和妙秘，通过汉代篆隶——西汉《五凤刻石》（亦称《鲁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东汉《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等得到了薪火相传，传承到《郑文公碑》石刻上。 因此，清道人每当节临《郑文公碑》时，“每用散氏盘笔法临”写，将《郑文公碑》写成“淡雅雍容，不激不厉”、法度严谨、醇古而遒丽渊穆的法书。最后觉得自己节临的《郑文公碑》“觉中岳风流去人不远”。 清道人的金石书法是在清中叶以来产生的“碑学”基础上产生的，但他拓展了“碑学”的研究视野，把“碑学”中金石考据的理论成果转化为金石书法资源，从而开创了金石书派。 在研究的范围上，广涉汉魏唐宋碑刻，上溯寻源至殷商周秦的钟鼎铭文，还涉及汉简、两汉镜、铭、砖、瓦文字，创立了六朝碑刻渊源于周篆汉隶书法的理论。 清道人李瑞清以自己的书法理论和创作实践揭示了书学的真谛，还碑学以金石学的本来面目，开创了金石新书风，不愧是中国现代书法的揭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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