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唐被派为南北和议的北方总代表时，没有完全遵照袁的意见办事，曾经引起袁的不满并被撤回。但是，南北和议成立以后，袁急于要加强与帝国主义首先是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又要在形式上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内阁总理人选没有比唐绍仪更为适宜的人物。因此，唐得以组织民国的第一任内阁。 唐在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袁就授意叫他参加同盟会，作为插入同盟会的一根内线，并使唐伪装为立于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型人物。唐内阁有袁系的阁员，也有同盟会系的阁员，所以袁认为这在外表上是一个混合内阁，但在实质上，唐与他过去有着深厚的关系，不会跳出他的手掌心，而袁系的阁员又占有几个重要的部，这个内阁是能够完全供他的利用的。 不料这位美国通是资产阶级型的官僚，与一般封建型的奴才官僚有些区别。他醉心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又被“责任内阁”这类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顺的走狗，在某些问题上经常地不向袁请示而自行处理。他又以南北间的桥梁自居，不肯完全站在袁的一面。这些情形与袁利用他作为私人工具的意图完全相反。袁的左右有对唐不满的，又从旁挑拨，硬说唐与孙中山因同乡的关系结合得很紧，“他现在完全倾向同盟会而不倾向总统了”。当唐出进总统府的时候，总统府的人员又相互做怪脸，指着唐的背影子低声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的总统了。” 这些话都已钻进到唐的耳朵里。唐总以为袁不致被这些没有见识的人所蒙蔽。一天，唐又到总统府报告一些问题，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听了大为吃惊，才明白袁的确对他存有芥蒂了。 一天，唐坐着马车在街上走，迎面有一大群武装兵士护卫着一辆很漂亮的马车疾驰而来，前面两个开道的兵士，手里挥动着长鞭，唐的御者几乎挨上他们的鞭子。唐急忙吩咐把马车避让在路旁。偷眼一看，看见漂亮的马车里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府拱卫军统领段芝贵。他回来告诉人说：“嘿，好大的威风！只有前清摄政王才够得上有这样大的威风。”  内务总长赵秉钧很少出席国务会议，遇到重大问题直接向袁请示。内务部竟像是不属于内阁而直接属于总统的一个部。 财政收入少而军费庞大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南京黄留守打电报和内阁商量，准备以最少的费用结束南方的军队。唐向比利时银团（华比银行）借了英金一百万镑作为南京遣散军队的费用。这是一个在内阁权限以内的问题，不料因此激怒了各方面，首先激怒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它们向袁政府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抗议。其次激怒了袁的私党，竟然套唐一个“接济革命党军费”和“用途不明”的大帽子，使袁唐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在国务会议席上大吵大闹，责怪内阁总理不应当侵犯他的职权。 这个弱体内阁眼看就要解体了，而直隶都督的问题发生，就成为这个内阁的一道直接催命符。 直隶都督的问题，还种因在唐绍仪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这个时候，顺直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谘议局推选的先例，推举直隶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绍仪同意由政府加以任命。唐回到北京时，曾向袁报告，袁也点头表示同意。 哪里知道袁的点头同意是假的，他的内心是完全反对这个任命的。首先，王芝祥是一个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此时正在南京充当留守府的军事顾问，把一个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放在靠近北京的地方，掌握一省兵权，对袁的实力政治将要起很大的危害作用。其次，袁认为任免军事大员是总统的特权，绝对不允许把这个特权让给当时的所谓民意机关——省议会。 但是唐并没有窥破袁的内心，认为袁既已同意，就打电报叫王芝祥到北京来面洽。等到王到了北京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再推下去，袁就又一次使用他的法宝来破坏他自己的诺言。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钻出来所谓“直隶五路军人”发出反对王芝祥做直隶都督的电报，袁就以此为借口，撤回他的同意，并且与唐商量，打算改派王为南方军的宣慰使以敷衍他的面子。这个做法使唐感到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面子问题，而是与内阁职权及政府威信有关的严重问题。袁可以失信于唐，唐却不可以失信于顺直议会和同盟会。这个问题内阁不能处理，内阁就不成其为责任内阁，而将降到总统府的一个附属机关的地位。因此，唐表示绝对不能同意这个出尔反尔的意见。  内阁不同意又怎样办呢？六月十五日，袁把没有经过内阁副署的派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来。这是总统与内阁正面开火的具体表现。根据临时约法，总统命令没有经过内阁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唐虽然忍无可忍，他终究是袁的老朋友和助手，没有勇气与袁进行法律上的斗争，而只采取了自行引退的办法。十六日，他留下了一道辞呈，没有与袁见面告别，就偷偷地溜到天津去了。 袁正引唐绍仪出走为一件快事。他只派代表到天津作了一度形式上的慰留，就转入到另组内阁的问题。 唐由天津趁轮船往上海，在轮船中遇见一个神气十足的汉子，大声地斥责他不应当弃职逃走，说到气头上，竟然拿出盒子炮来象是要开放的样子。唐对袁的特务组织早有所知，疑心这个汉子是袁派来追踪和暗害他的，便陪着笑脸解释不能不辞职的苦衷。那个汉子也回嗔作喜地和他攀谈，并且说出他自己的来历，唐才知道不是特务，而是自称为“游侠”的荒唐鬼黄祯祥。 这个荒唐鬼有一段荒唐史，几乎送掉了性命。其事如下： 由于黄祯祥有游侠之名，黎元洪聘他为湖北船政局总理兼南湖屯垦督办。黎曾下令把停厝在都督府前面空地的彭楚藩（武昌起义前被清朝官吏捕杀的革命军人）棺柩迁葬原籍。黄桢祥出面来阻止说：“彭烈士的棺柩必须葬在南湖。黎元洪是什么东西，他敢不答应，看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给他尝尝老子的手段！”黎听了这些话，十分忿怒，就下令逮捕了他，并且组织军事法庭，审出他犯有私设刑具、殴死佃户、逼奸民女等罪款。按照军律治罪，有一款应当杀头，三款应当枪毙，二款应当终身监禁，五款应当处以一等有期徒刑，就是杀了头再充军也还不足以蔽其辜。湖北起义有功人物孙尧卿、黎本唐等纷纷替他请保，黎坚决不肯答应。后来黄兴有电报替他说项，才改为监禁三月后解回四川雅州原籍。这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下旬的事。 唐总理出走后，属于同盟会的四个阁员（工商总长陈其美从来未就职，次长王正廷改代理为署理）连带辞职，施肇基、熊希龄也跟着辞职，而属于袁系的阁员，则全部坐在位子上不动，这也是内阁制的一种怪现象。此时袁还不利于与同盟会立即决裂，所以他伪装诚恳挽留的样子，对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代表其余三个阁员回答说：“我们也代表四万万人请总统准我们辞职。” 内阁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袁世凯作临时总统后第一次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破坏内阁制度的政治重大事件。但是，临时参议院对此不加重视，各报和各政治派别有对唐冷嘲热讽说他“不忍小忿”的，甚至同盟会也认为这是袁唐间个人之争，因而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把临时约法的作用降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在客观上对袁的实力政治起了助长的作用，可见当时各方面的政治嗅觉是很迟钝的。  袁提出外交界一个庸才陆徵祥来组织“超然内阁”。所谓超然内阁，是指这个“无色彩”的外交家既不属于袁系，又不属于同盟会。实际上，这个庸人是袁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不但这样，属于前内阁的外交（陆兼任）、内务、陆军、海军四部总长，居然可以在新阁中蝉联而无需提交议院同意，这又是自有内阁制以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怪事。 七月十八日，陆徵祥在通过总理案后出席临时参议院宣布大政方针，并提出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一）财政周自齐，（二）司法章宗祥，（三）教育孙毓筠，（四）农林王人文，（五）交通胡惟德，（六）工商沈秉坤。他根本提不出什么政见，却把提出阁员补充名单比作开菜单，当时引起了参议员的纷纷责难，并且不加考虑地把他所提的六个阁员全部否决。这个外交家吓得称病移居医院，从此抵死不肯出来。 袁认为对陆的打击就是对他的打击，因此，怒火按捺不住，又使用他的法宝，指使军人用发通电、写匿名信、打电话、发传单、开会等等卑鄙手段威胁参议院通过第二次所提的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一）财政周学熙，（二）司法许世英，（三）教育范源濂，（四）农林陈振先，（五）交通朱启钤，（六）工商蒋作宾。 这是袁公开使用军人威胁议会，使议会名存实亡的第一次非法行动，却又是破坏临时约法的第二次具体表现。第一次破坏内阁制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他才敢于做第二次的尝试，而一次比一次的程度更进了一步。七月二十六日临时参议院开会，除蒋作宾未通过改派刘揆一外，其余五个阁员全部获得通过。 这个时候，各方面包括同盟会在内，都认为国家刚刚统一不容破坏，只有忍让精神才能换得和平。他们没有理解到迁就的和平是极不稳固的，越是迁就，和平就越是难于保持。通过两次的尝试，袁就视临时参议院为可有可无的机关，并且视同盟会为无足轻重的政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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