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单元  辛亥记事  1911年，同盟会借保路运动，成功的把湖北新军引到了四川。留在湖北的同盟会，以倾向宋教仁的谭人凤、居正为首的成员，决定在湖北搞起事。 上一课我讲过，湖北革命党的基业，是共进会孙武奠定的。所以即便湖北同盟会的领导是谭人凤，但掌握实权的是共进会的刘仲文，军事总指挥是文学社的蒋翊武，参谋长是孙武。 民间传说，当年朱元璋起义的时候，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典故。所以刘仲文等人决定在1911年的阴历八月十五起事，起事的主要力量就是文学社成员和共进会策反的部分湖北新军。 结果很不幸，出了一个小插曲，打乱了这个起事的节奏。被共进会策反的炮兵孟华臣在军营与同志们喝酒划拳。这么违反军纪的事情，首长肯定不愿意吧。结果这伙炮兵仗着酒劲就反了，甚至还搬出来了大炮。清末新军跟以前不一样了，平时枪弹分离，炮弹也分离。所以炮兵造反只有空炮，骑兵一过来，炮兵们作鸟兽散了。  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发现不对，一般士兵谁敢反抗上司？这也不是因为欠饷导致的哗变，看来军队中有会党。 瑞澂作为清代名臣琦善的孙子，知道为官之道在于谨防背锅。既然有苗头，就派人去调查一下。根据官方调查，军中却有共进会人士，而且知道了他们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可问题是，军中哪些人是共进会成员呢？完全不知道。 于是，瑞澂下令1911年的中秋节不许放假，士兵高度戒严。除了上街执勤的士兵可以带少量弹药之外，其余严格执行枪弹分离政策。中秋节严禁士兵集会，所有庆祝活动都在八月十四日进行。 也赶上湖南共进会没准备好，所以革命党决定把起事推迟十天。结果仅仅过了三天，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的时候走火，咣当一声爆炸，引来了俄国巡捕。孙武跑得快，躲进了法租界。但是俄国巡捕拿到了革命党的名册，并捉拿了刘同等六人，全已交给了瑞澂。  革命党人知道大事不妙，于是决定在1911年10月9日举行起事。但是瑞澂拿到名单后，宣布武汉戒严，并突击审讯革命党。刘同对密谋起义的事供认不讳，瑞澂开始按照名单拘捕革命党。文学社的在武汉的总部暴露，瑞澂捉拿了三十多个文学社的人，并斩了三个骨干。由于名单上人不全，所以瑞澂又下令军队戒严，劝革命党出来自首。 这么一折腾，10月9日的起事又没搞成。下次什么时候起事，领导们并没来得及商量出个结果来。 你看，有计划的时候，次次不成。计划没了，反而有机会了。 10月10日，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哨长（即今日排长）陶启圣查夜，陶启圣发现有些人不在军营呆着，又查到班长金兆龙与其部下把枪和子弹取了出来。 陶启圣进营的时候，金兆龙装睡。陶启圣问他是不是要造反，金兆龙大喊造反，俩人就打起来了。要不说陶启圣能当排长呢，他格斗能力明显强过金兆龙。眼看金兆龙全面落败，金兆龙的部下程定国用枪托击倒陶启圣，并开枪把陶启圣击杀。  枪一响，其他清军赶过来镇压，但是由于枪弹分离，所以正经清军没有拿枪，带着刀就来了。所以程定国开枪杀死赶过来的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趁着军营大乱，共进会的熊秉坤鸣枪集合队伍，武昌起义正式爆发。 所以很多资料中都说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实际上严格来说，第一枪得算是程定国开的。不过程定国是士兵，熊秉坤是指挥官，所以一般把武昌起义第一枪算在熊秉坤头上。 由于原定的领导都不在，起义军推举吴兆麟当指挥官，指挥革命党夺军火库，攻总督府。 传统资料为了省事，一般都说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一起义，瑞澂吓得跑路了，武昌起义就成功了。其实不是，瑞澂原本是听师爷张梅生的建议死守总督府，指挥新军镇压革命党。然而，革命党的渗透强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瑞澂的小妾廖克玉也不知道是革命党，还是准革命党。总之她力劝瑞澂放弃总督府，去长江里的军舰上指挥战斗。瑞澂听了老婆的话，跑到长江上的楚豫号上指挥战斗。结果指挥不灵，武昌失陷。 民国初年，宋教仁接见廖克玉，称之为民国西施，这是后话。  1911年10月11日，武汉三镇全在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控制当中。这是一次突发状况引发的起义，领导人都不在，吴兆麟、熊秉坤都没什么号召力。 自古以来，起义就是这样。如果有领袖带着，那叫起义，才能成事。没有领袖，那叫暴动，成不了气候。以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秦以来民间造反的事层出不穷。真正能成大事让大家记住的也就那几个有领袖光环的人。陈胜、吴广起义，不还得诈称扶苏、项燕么。 吴兆麟没得诈，总不能诈称光绪吧，那叫诈尸。所以找了半天，湖北省的高级官员都跑路了，剩下官阶最高的就是正三品的协领黎元洪。于是，这位大清的忠臣黎元洪，被革命党生拉硬拽用枪逼着当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的大都督。这也是中华民国首次有地盘，都督府废除宣统纪年，改用黄帝纪年，简称中元。公元1911年，就是中元4608年。还一点要注意，此时民国定的国旗是共进会设计的铁血十八星旗，而不是帝相规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也就是说，武昌起义其实跟帝象、黄兴没多大关系，是人家共进会联合文学社搞定的。问题来了，清廷为什么不迅速派兵镇压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开始并不存在清廷指挥不动精锐北洋军的事情。而是因为武昌起义发生后，直隶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李济深炸毁了北洋军南下的要道漕河铁桥，导致北洋军不能及时南下。此时的李济深，并不是同盟会成员，只是纯感情上支持革命党。这次爆破，也是李济深革命资本的第一桶金。 不过，武昌起义发生后，对于清廷来说不过是一次比较大的武装暴动。真正让清廷发现事态严重的地方并不是湖北，而是我们上一课说的四川。  上一课我讲了，端方带湖北新军主力去了四川。那这种部队中，也有大量的革命党。武昌起义后，四川新军哗变。在湖北成立中华民国宣布独立后，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率领四川的本土精英阶层宣布四川独立，并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国旗是白底中间一个红圈，里面写着正体“漢”字，红圈周围有十八个小红圈，象征汉地十八省。 端方无力控制局势，赵尔丰把兵权移交给了蒲殿俊。但是，蒲殿俊没钱给川军发饷，所以四川又出现了兵变。新军中的同盟会军官尹昌衡带兵攻入总督府，活捉赵尔丰，并将赵尔丰斩首。赵尔丰被杀之后，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吐蕃地区闹独立。之前原本有个被赵尔丰打到印度去的和尚，又出来闹事了。 端方并没有跟革命党硬顶，而是归顺了革命党。端方说他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老家在浙江，祖上姓陶，他应该叫陶方。但是革命党不会放过他，亦将端方斩首。 赵尔丰被杀，跟他在总督府门口开枪有关系。端方被杀，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端方在国际上素有声誉，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幼儿园，培养了第一批幼师，创办过中国最早的国立图书馆，还是中国收藏古埃及文物第一人。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还曾撰文批判革命党杀端方的事。  随着湖北、四川革命的消息传遍全国。未来几个星期内，包括东北、西北、西南的全国各省都有革命党起义。包括京畿重地的直隶省，也有革命党起兵。有的地方夺权成功，有的地方是督抚宣布独立。 但是，凡是夺权成功的地区，绝大多数是过去立宪派的成功。陕西是日知会夺权成功。也就福建是同盟会与立宪派合作夺权成功，上海的陈其美是帝相的铁杆，所以如果说是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并不准确。 不仅如此，各政权的纲领和旗帜也不一样。除了我们说过的湖南、湖北用十八星旗之外，江浙沪包邮地区主要用五色旗，长沙地区用红橙旗，山西用太极八卦旗，云南昆明地区用中字旗，安徽安庆地区用人字旗，广东陈炯明部用井字旗，最离谱的是浙江地区还流行白旗，纯白的旗。  一般到这个时候，传统路子要讲清廷想武力解决问题，不得已启用袁慰廷，结果袁慰廷窃取革命果实。 其实我倒觉得，整个辛亥革命，最值得谈的就是直隶地区革命党的行动。我估计很少有人知道直隶地区的革命活动，在武昌起义后的革命浪潮中，直隶省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扣押了运往南方平叛的军火，与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官兵举行了兵谏。 蓝天蔚我们熟悉，是黄兴的亲密战友，属于同盟会中亲黄兴的人。张绍曾、潘榘楹、是清朝培养的新式军官，不是同盟会的人。卢永祥更是淮军出身，曾是武卫右军袁慰廷的部下。 这几个人别管出身和理想有什么不同，但是都是接受过新思想，不在倭国留学，也在天津武备学堂上过学。 他们混在一起起事，并非为了自己夺权，而是为了中国的前途。1911年10月29日，他们向清廷实行兵谏，并上了一道奏折，请内阁速开国会，马上立宪，把《钦定献法大纲》修改为《十二条政纲》，并以此成为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 这十二条政纲，可谓振聋发聩：
这基本上是一部完备的君主立宪式，三权分立的宪法。立法权在国会，行政权在责任内阁，人民有人权，国会议员选举产生，皇族不得担任要员，赦免参与革命的革命党。这基本上就是英国宪法的简版，比清廷复制倭国的那部《钦定献法大纲》进步了一个时代。 那么清廷是什么反应呢？ 公元1911年11月3日，清廷在经过三天的修订，在太庙宣布颁布新宪法，名字叫《十九信条》。 这部宪法完全同意了《十二条政纲》，大清皇帝从这一天起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立法权在国会，行政权在内阁，司法权在大理院，包括皇室经费、大典、继承顺序都由国会依法裁决，国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哪怕是上议院议员，也不由皇族任命，而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在《十二条政纲》第八条皇族不许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皇族不得担任外省督抚。 也就是说，到1911年11月3日这一天，中国人近代以来追求的自*由*民*主*宪*政，已经成功了。 1911年11月8日，清廷启用袁慰廷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慰廷组建了新的内阁。新内阁的11名大臣中，有9名是汉族。海军大臣萨镇冰是色目人（一说是蒙古人），理藩院大臣达寿是满族。 新内阁里面，萨镇冰虽然不是汉族，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那个时候最懂海军的中国人，这位传奇海上英雄，配得上他海军大臣的职务。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用达寿，那也是理所当然。 虽然今天依然有人黑《十九信条》是假立宪，但袁慰廷内阁当中别说皇族了，连上三旗的人都没有，你说假在哪？ 12月2日，袁慰廷在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中国目前处于分裂的危险边缘，讲共和的人未见得真是为人民着想。无论是讲君宪，还是讲共和，都是几个会党的党魁的意见，真问过人民吗？况且讲共和的各个会党意见也不统一，这几个党魁也代表不了国民的大多数。既然朝廷颁布了《十九信条》，把大权还给了人民，那就先放弃民族成见，试试君宪，最大可能的保全中国不分裂。（原文后附） 但是我们知道，大清皇帝还是退位了，据说是袁慰廷首鼠两端窃取了革命果实，也有一说是帝象同学高风亮节把总统之位让给了袁慰廷。所以说这个传统宣传很矛盾啊，给了人家又说人家是偷的。好吧，偷就偷吧，其实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坚决维护君宪政体的袁慰廷，为什么要支持共和？有人说他贪恋大总统的位置，可问题是君宪政体下的总理大臣或者叫首相，跟大总统没什么区别啊？况且首相是有实权的，大总统可能有实权，也可能是虚权，那到底袁慰廷受到了什么刺激？而一直没有参与武昌起义的帝象，怎么就到南京过了一把总统瘾呢？下节课再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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