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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实际上是个松散的组织，革命党人也有者很强的地域特征。孙中山、胡汉民等一直致力于在两广、云南发动起义；湖南人黄兴则更倾向于在湖北、湖南发动起义；而蔡元培、陶成章等江浙人士一直在苏浙沪活动。 孙中山等同盟会的高层并不很支持在武昌发动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主要是武汉当地的一些革命组织在自己策划。当时的武汉，革命气氛非常热烈，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日知会、共进会、振武学社、文学社、共和会等，其中日知会是同盟会的分支，其余的则是与同盟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在武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更是半公开地开展各种活动。新上任的湖广总督瑞瀓曾经很直接地问武汉新军第八镇的统制（师长）张彪：“你们第八镇当中到底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非常老实地回答：“不敢瞒大帅，至少有三分之一。” 1911年，由于反对清政府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中国最早的铁路都是外国人修建的，后来为了鼓励铁路自主建设，清廷还是成立国有铁路公司。相应的，各省也都成立了民营铁路公司，通过募集民间资本修建铁路。由于国人对铁路的认识比较落后，各地民营资本的实力也不够，所以民营铁路的建设进展缓慢。于是清政府宣布把各地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并与英美法德四国签订了大借款合同，用于铁路建设。这个举措的本意还算不错，但在具体利益分配上过于简单粗暴。这也是各省“保路运动”的由来。其中，四川的反抗最为激烈，爆发了罢工、罢课、罢市、抗捐的严重事态。对此，四川总督赵尔丰态度异常强硬，不但拘捕了抗议领袖，还下令开枪打死了6个参加游行请愿的代表。矛盾激化以后，保路运动的性质就从和平的请愿转化成武装暴动，四川各地的几十万人开始向成都聚拢围攻，川南的荣县甚至宣布独立。清政府于是调派武汉新军的一部分，由粤汉川铁路大臣端方率领，入川弹压，导致武汉清军力量的空虚。 武汉党人正是利用这次军力空虚的机会，准备在10月6日发动起义。这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应该是取元末朱元璋“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意思。不过，由于黄兴、宋教仁、居正等未能及时赶到武汉，起义被迫推迟到了10月9日午夜。主要的组织者包括蒋翊武、孙武、刘公等人。 不料，起义当天的下午，孙武在俄租界的革命党据点制造当晚使用的炸弹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抽烟，导致意外发生了炸弹爆炸，惊动了俄国巡捕和清廷当局，大量的起义旗帜、文件、特别是名单被查抄。清政府马上宣布武汉全城戒严，连夜逮捕并杀害了彭楚藩、杨洪胜、刘复基人，史称“武昌首义三烈士”。其中彭楚藩被捕时身穿宪兵制服，本可以蒙混逃走，但彭烈士决心与同志同生死，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的党人身份。经此变故，革命党人纷纷或藏匿或逃散，群龙无首，当晚的起义自然也流产了。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日，全城的气氛依然紧张万分。特别是新军内部，每个非革命党的人看别人都像革命党，而每个革命党人也都担心下一个被抓捕的就是自己。 晚上7时许，工程第八营副班长金兆龙和士兵程定国还没有睡觉，坐在营房里擦枪，有个叫做陶启胜的排长跑过来喝骂：“你们现在擦枪，是想造反吗？”正憋了一肚子火的金兆龙立即反唇相讥：“老子就是要造反，你能怎么样？！”两人于是厮打了起来。旁边的程定国先是用枪托砸了陶启胜的脑袋，继而又开了第一枪，将陶击伤逃走。 见此情景，班长熊秉坤一不做二不休，马上集合士兵，宣布立即起义。程定国又击毙了两个试图阻拦起义的军官。300人的起义队伍打开营房，直奔楚望台的军械所而去。把守楚望台军械库的也是党人同志，大家合兵一处，由于找不到其他的党人了，临时推举队官（连长）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武昌起义就这样毫无计划地开始了！ 实际上，真正响应起义的新军不过2000人，如果清廷当局能够连夜组织力量围剿，武昌起义极有可能和之前历次起义一样被镇压下去。幸运的是，湖广总督瑞瀓和第八镇的统制张彪都进退失据、手足无措，丧失良机。 楚望台的炮弹刚向湖广总督署打来，湖广总督瑞瀓就吓得胆战心惊，慌忙丢下家小，从后墙打洞逃出，躲到了停泊在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船上，逃跑时还特别交代手下不要泄露自己的去向，导致清军很长时间找不到最高长官做决策。 第八镇统制张彪倒是没逃跑，但却不敢出门，死守在自己的司令部里面，也拒绝见外面来请示汇报的部下，害怕人家是革命党。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知道督署被占领，总督也逃跑了，张彪也赶紧收拾一些金银细软，逃之夭夭了。 由于清廷的总督和军方最高领导都逃了，起义军的进展异常顺利。10月11日天亮以后，开始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大家才想到应该选出一个正式的主事人。按照之前的计划，起义军的总司令应该是刘公，但由于大搜捕，此时已经找不到刘公了，有人提议去找21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早期作为轮机长参加过甲午海战。战斗中，黎所在的广甲舰被日军击沉，黎元洪落海侥幸逃生。黎元洪并不是革命党人，但为人比较稳健，也有威望，新军的年轻的将校和武汉各界都对黎很尊重，于是义军想到利用黎元洪的声望来稳定局面。 派去请黎元洪的代表马荣到了黎家，发现黎不在家，只有几个伙夫在向外抬行李。一问才知道，起义一开始，黎元洪就躲到了手下一个刘姓参谋的家里。义军又赶忙跑到刘家，将刘家的前后门都包围起来，在卧室中找到了正在担惊受怕的黎元洪。见到革命党人全副武装找到自己，黎元洪说到：“我一向待你们不薄啊，何苦为难我呢？”马荣说：“协统不要误会，我们只是请您到楚望台主持大局。”黎说：“革命党人才济济，何必找我呢？”马荣等不由分说，连请带架把黎元洪带到了楚望台。 到了楚望台，黎元洪发现现场指挥官是自己的军校同学吴兆麟，说话就随便起来：“你们干嘛胡闹啊？这是要杀全家的。你的学问好，本来很有前途的啊！”引得周围的将校门义愤填膺，吴兆麟只好打圆场。 黎元洪一直犹犹豫豫，担心清军的反扑。为了说服黎元洪参加革命，大家骗黎有很多军队和钱粮都在来武汉的路上。此时，湖北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也派人来联络义军，希望一起讨论后续事宜。看到社会名流汤化龙也参加革命了，黎元洪才勉强答应留下来。 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黎元洪面无表情、一问三不知，也不吃饭，也不跟人家说话，好像刚嫁到夫家的新娘子一样，大家都称他为黎菩萨。 革命党人甘绩熙和陈磊实在气不过，带枪闯到黎元洪的房间要他表态。甘绩熙说：“我们出生入死起义，请你做现成的都督。民国这个事情成了，你就是中国的华盛顿；万一不成，你也是拿破仑。横竖都有好处，你再不下决心，我就和你拼了！”黎元洪说：“你年轻人不要太激动，我在这里几天了，并没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啊！”陈磊打圆场说：“您要是支持民国，就该真心实意与我们一路，至少把辫子剪掉吧！如果你想效忠大清，您就该自杀啊！能当都督的人很多，也不一定非是你！”黎元洪依旧慢吞吞是说：“我已经和你们一路了嘛！非要剪辫子的话，你们找个理发匠来好了。” 好说歹说，黎元洪终于答应出任军政府的大都督，不情不愿地开始工作了。为了振奋士气，还专门组织了祭黄帝的仪式和阅兵誓师大会。由同盟会元老谭人凤授剑授旗，还在全军中找了一匹最高大的马给黎元洪骑上检阅部队。 接下来还讨论通过了军政府的组织章程。这个章程本来是居正等人起草的，但假说是孙中山起草的，大家自然一致通过。军政府下设军政和民政两大部。军政部的总司令由黎大都督兼任，下面有参谋、军令、军务等部，年轻的将校如吴兆麟、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都名列部长、副部长。民政部则由汤化龙主持，下设政务、外交、财政等司。 一时间，每个人都以开国元勋自居，人人都想当司长、部长。一方指责另一方“不是革命党人”，另一方则回击“你没有实际才能”。互相倾轧互相争权，不一而足。 虽然貌似偶然，但武昌起义的意义确实非常重大，不单是标志着中国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也打响了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第一枪。 据考证，起义的当天，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为革命筹款，他并不知道武昌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对湖北军政府而言，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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