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松峰：辛亥革命的含义及其背景 | 辛亥革命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常乐46n2h5fy36 2023-08-25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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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干坤扭转来。”1899年秋，孙中山先生歌以咏志，创此名篇。十余年后，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真正“扭转乾坤”，推翻封建帝制，将中国历史引领至新的发展阶段。本期文章主要从辛亥革命的含义、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研究入手，系统介绍这一中国政治开辟性的事件，同时从其对中国政治变革的意义以及其蕴含的政治思想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辛亥革命的丰富内涵。

辛亥革命的含义及其背景

辛松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在中国历史上，近代时期具有与春秋战国相类似的历史地位，而辛亥革命也正是与秦的统一具有同等重要性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全新的知识冲击。固有的传统思想和外来的西方文明的交织，共同促成了一场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巨大变革。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皇权制度和专制政治，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框架，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作为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它所带来的世袭制的废除、民主共和观念的确立、军政关系的调适、社会力量的释放、革命与改良的思考等，都型塑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形态。就其世界意义而言，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有力地推动了“亚洲的觉醒”，成为开启20世纪全球范围民族独立浪潮的关键节点。

（一）革命与辛亥革命

中文的“革命”，是“革”与“命”的组合。革，“去故也”“改也”；命，“使也”“天之令也”。“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传统中国，“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因此，中文“革命”的最初含义是变革天命，也即王朝更迭。而西方的“革命”，“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由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而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科学用法中，这个词保留了它精确的拉丁文意思，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伴随着英、美、法等国革命的开展，旧秩序被破坏殆尽，新世界呼啸而来，“革命”逐渐被赋予政治和哲学意义上的创新性、不可抗拒性和暴力的特征。19世纪末，日本首先将“革命”对应于revolution，“用天命（mandate）的概念隐喻地表达革命（revolution）的思想”。这种全新内涵的“革命”很快重返中国。1890年问世的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一书，率先引进了“法国革命”的概念，而该书编写则参考了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等书。1895年，孙中山东渡日本，神户报纸称其为“革命党首领”，遂因而用之，“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于是，本来只意味着改朝换代的“革命”一词，开始具备了摧毁旧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全新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的内涵，并成为主流含义。

具体到辛亥革命，按照传统观点，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上讲，所谓辛亥革命，是指自清宣统三年（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起，经十一月十三（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腊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至1912年4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北迁，其间所发生的颠覆满清、成立共和国的一系列革命活动。而从广义上看，辛亥革命则不限于辛亥年前后，而应追溯到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从那时起，至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这十七年又五个月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开展的一系列旨在倾覆帝制、开创共和的革命活动，都应属于辛亥革命。

（二）辛亥革命的背景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相碰撞的必然结果。从国内看，每当王朝衰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之时，总会有各种民变发生，曾经辉煌的王朝就会在一次次的冲击中江河日下，直至被新的王朝取代。这是传统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清代自乾嘉之际，已开始全面衰落。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是公开的秘密。依托天地会、白莲教、小刀会等秘密会党的起义不绝如缕，嘉庆间，天理教“聚数百不逞之徒，乃欲直犯禁阙，图谋不轨”，“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可见此时的社会矛盾已激化到何种程度。不难想象，若没有外力介入，所谓“辛亥革命”，很可能仅仅是改朝换代的重演，即便有着“驱除鞑虏”的种族革命意味，也并不新奇，因为这口号在元末明初就曾使用过。然自鸦片战争以降，列强入侵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华夷对抗下的屈辱，更多的是面对未知世界和全新知识领域的震惊。虽然面对外来事物的态度经历了由最初的鄙视与抵抗，到稍后的部分认同，再到后来的接受与改造的漫长曲折过程，西方文明最终仍成为了塑造现代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清王朝的全面衰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正是辛亥革命得以发生的最广阔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就社会背景而言，随着西方入侵的加剧，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从最初的五口通商，到稍后的沿海岸线、陆上交通线、河流等纵深发展，再到最后的势力范围，西方入侵呈现出点—线—面的发展态势；而这种点—线—面格局不仅可以描述西方的入侵，同样还可以展现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最初“睁眼看世界”的，还仅仅是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畬等少数与西方人有过直接接触的官僚士大夫。尽管他们是呈点状零星出现的，对西方的认知也是碎片化的，且有不少错误，传播范围有限，效果也不明显；但他们毕竟迈开了走出封闭世界的第一步，不仅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和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还介绍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这基本是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状况。稍后的线状发展，有两种表现，一是在朝，一是在野。在朝者，主要体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热衷洋务的官僚，成立了总理衙门等机构，发起了蔚为壮观的洋务运动，这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在野者，主要体现在以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崛起，他们在社会上一定范围和领域内掀起了维新思想的开端。与“睁眼看世界”的前辈相比，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不但更加深入和系统化，发展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而且还随着时代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君民共主”“以商为本”的诉求，并试图在相关领域付诸实践。从身份上看，不具备科举功名的新时代引领者开始出现，他们不再是官僚，而是幕宾，或者从事商业、文教、新闻等行业，部分人还有海外生活经历。这说明了西方文明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当然，此时西学的传播，仍然是在特定人员——官僚和先进思想家——的努力下，在特定的工商业等领域内进行的，且依然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不断诘难。奕䜣与倭仁的争论，同文馆招生的惨淡，留美幼童项目的中止，无不反映出从民间到庙堂普遍存在着对西方文明的质疑和抵触。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此类状况才发生改变。甲午战败，标志着“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破产，给当时的中国社会——自皇帝至平民的各个阶层——以巨大震动。从零星出现的对于西学的介绍，到依托工商业、知识界的线状深入发展，终于形成了包含社会各阶层的平面状觉醒的景象。至此，“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已成为除极少数顽固派外，朝野各界的一项基本共识。此后，无论是维新运动还是革命运动，以及民众的自发爱国运动，都开始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平面状觉醒的景象遂变为立体式的社会运动。辛亥革命，是其中最为突出者。

从革命派自身来看，作为革命先驱，无论是杨衢云还是孙中山，1884年中法战争的失败都曾给他们带来深刻印象：杨衢云“自甲申中法战役之败，即有志于反清复汉”；孙中山自“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但在真正开始暴力革命之前，孙中山曾有过维新改良的尝试。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他上书李鸿章，“条陈变法之思想”“伏祈采择施行”；在“李绝拒不见”后，孙中山意识到与清廷谋变法的不可能，“于是失望而有檀香山之行”。这是兴中会成立的直接诱因。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

在回顾辛亥革命的过程之前，首先应进行分期的工作。冯自由曾先后提出两种观点：自兴中会成立至同盟会成立为兴中会时期，自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为同盟会时期，此为两期说；后又“按香港革命党及中国报之历史”，提出三期说，自1899年至1905年为第一期，自1906年至1909年为第二期，自1910年至1911年为第三期。萧公权先生认为，“辛亥以前之革命史可分为兴中会与同盟会之两时期。前者约自甲午至甲辰，为时十一年。后者自乙巳至辛亥，为时七年”。无论从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还是从分期依据及节点来看，这样的划分都显得有些粗疏且格局狭小。本文认同陈旭麓先生“以革命的开始酝酿、准备、发展（高涨）和成熟为考察线索，结合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的重大变化”，将辛亥革命划分为四个时期：（1）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2）自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至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前夕；（3）自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4）自1911年5月铁路风潮开始至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

（一）酝酿期：1894-1900

1894年不仅诞生了兴中会，而且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一战——甲午战争也打响了；同年，它所引发的小站练兵也正式启动，旧的国家体制的系统性变革在军事领域率先展开，并打造出一支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新型军队——新军。这些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了。与会者有孙中山、邓荫南等二十余人，随后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人；他们多是以小商人和小农场主为业的华侨资产阶级，其中一多半人更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章程》虽流露出强烈的爱国意识，但并未公开打出反清旗号，也未提出明确的革命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派对于革命目标、途径等问题尚未思考清楚，另一方面也出于照顾海外侨民担心“造反”而被波及的心理。兴中会成立不久，就开展了筹款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1895年1月，孙中山抵达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宣告成立。杨衢云于1890年成立的辅仁文社与之合并，不久，杨衢云当选兴中会会长。兴中会总部对旧章程进行了大幅增订，对宗旨、组织、人员、经费等问题进一步明确，将声讨对象由“庸奴”官员改为腐败“朝廷”和虎狼“官府”，并制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口号的提出，不仅明确了反满的革命性质，还指明了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建立“合众政府”，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兴中会总部成立后，着手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潜赴广州，组织农学会，积极联络广东水师、绿林、会党等武装，负责军事筹备；杨衢云留守香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送枪械等工作。起义原定1895年重阳节举行，但因枪械延迟，又有人告密，两广总督谭钟麟乃大肆搜捕，陆皓东等人死难，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被通缉。随后，孙、陈等赴日本，杨衢云赴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尤列赴南洋，分别发展兴中会海外支部，继续宣传并筹备新的起义。孙中山留日期间，结识了宫崎寅藏等人，日本开始与中国革命发生密切联系。此后，孙中山又赴北美联络洪门等会党，并于当年10月赴英国，旋被驻英公使龚照瑗诱捕，经人救出后，其声望因此次遇险而名扬天下。脱险后的孙中山在欧洲考察政治、社会等情况，结识欧洲友人并开展广泛的革命宣传。留欧两年，使其对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后来三民主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898年，孙中山由欧赴日，与犬养毅、平山周等人商讨中国革命问题，而此时国内的维新变法也正在进行中。兴中会遂有意与康有为、梁启超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革命党与维新派开始密切接触，并在横滨和檀香山等地有过深度合作。但由于双方目标相去甚远，合作中斗争激烈，革命派一度落在下风。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是双方合作的高潮。面对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的复杂局面，唐才常依违革命与保皇之间，既赞同排满又起兵勤王，于是打出“自立”旗号。1900年7月，他召集各界名流在上海张园集会，以“保国保种”为号召，宣布成立中国国会，提出“立宪自由”“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的主张。自立军兵分七路，遍布长江中下游沿岸，策划拥戴湖广总督张之洞宣布独立，张氏犹疑未定。自立军遂决定阴历七月十五起义，因康、梁掌握的百万经费迟迟未到，汉口起义一再延期；而安徽大通的前军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时起义，数战不力。张之洞得报后，即在两湖大肆搜捕，此次起义最终失败。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短暂合作，也随之完结。

在自立军起义前后，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人事变动。1899年11月，兴中会会员毕永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谋划与兴中会联合，成立一个更大的革命团体，以孙中山为总会长；为避免分裂，杨衢云遂于1900年1月辞去会长职务，推荐孙中山继任。同时，兴中会也酝酿着新的起义。在香港总督卜力协调下，兴中会尝试拥戴李鸿章以策动广东独立，但李鸿章最终未同意该计划，而是采取了东南互保的形式以保障南方安全，武装起义遂单独进行。1900年10月8日，兴中会会员郑士良率领会党群众600余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连战连捷，旋因日本内阁更迭，不再支持革命党人，运械及派员参战的计划无法实现；在弹药已尽情况下，郑士良解散了起义军，率部分人员潜回香港。1900年，不仅是惠州三洲田起义、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而且还是革命活动发生转变的关键一年。孙中山亲身参与的十大起义中，由兴中会组织的只有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此后“内外党务久已停顿不振”。当兴中会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时，全国范围的革命组织却开始崛起了。

（二）准备期：1900-1905

这一阶段是兴中会活动的低潮期，却是国内外其他革命派别的觉醒期。如果说此前是作为革命派先驱的兴中会一枝独秀，那么此时有革命倾向的团体就是满天星斗了。兴中会成员多是海外华侨，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使他们能够较早感受到世界的变化，摆脱“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雾，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未来的走向和中国的现实问题所在，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先知先觉者。世纪之交的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大赔款，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改弦更张，必须亲身参与救亡图存的行动，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新的知识阶层、工商界、底层工农民众，都自发行动起来，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一个立体式的革命图景初步显现。应该说，这些活动一开始不见得具备排满革命的色彩，但随着局势发展，激进派对清政府的失望与日俱增，必然会走上革命道路，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在此基础上，谋求革命团体的大联合。

惠州起义失败后，作为一个团体的兴中会的活动基本停顿，而会员谢缵泰继续努力。他联系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和香港富商李纪堂，策划新的广州起义，经费由李纪堂一人承担。1901年1月，洪全福等进入广州，准备发动起义。但订购枪械的洋行企图侵吞枪款，向广州方面举报，起义文件、外购枪款等多被截获，起义机关也遭破坏，多人被捕。洪全福乃化妆逃走，此次起义又归于失败。此后谢缵泰则创办报纸，不再与闻武装斗争。

在政治事务由“肉食者谋之”的传统社会，书生议政是不被允许的，更遑论农工商了。但随着近代中西交流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教师、记者、编辑、学生、医生等新兴职业群体出现了。他们以近代书报、教育、电报等为工具，广泛传播了新知识、新思想，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储备了力量。甲午战后，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的最大聚集地，大部分为自费，少部分为公费。留学生目睹了世界的发展与中国的落后，接触到了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近代思想，更受到海外革命与保皇思想的感染，很自然地投入各种爱国政治活动中。早具排满意识的章炳麟以留日学生为基础，于1902年4月在东京发起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公开表达了革命排满思想。他们还通过创办《国民报》《游学译编》《浙江潮》等刊物，成立励志社、国民会、青年会、各地同乡会等组织，积极开展演说等革命活动，留学生遂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国内，面对1901年各省书院改学堂后，急需教科书的状况，蔡元培等人于1902年4月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专门从事教科书编撰。教育会按照培养“共和的国民”的目标，积极传递反对专制和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不久，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退学学生在教育会支持下成立爱国学社，更将灌输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并在管理上采取了学生自治制度。这种清新自由的风气，带动了一大批学社的出现，形成了“学界革命”的局面。《苏报》《游学译编》等刊物积极宣传、讴歌学界革命的开展，将其称为“新中国独立之起点”，大力赞扬“学生社会”“中等社会”在开启民智、引领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提出“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的主张。

在1903年的拒俄拒法运动中，《苏报》和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团体，积极组织文教界、工商界等群众参与其中，开展了广泛的罢课、罢市、罢工斗争。东京留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并派员回国运动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拒俄运动。在遭清政府压制后，拒俄义勇队很快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学生积极参加。此前他们所尊奉的以支持政府为主要形式的温和爱国主义，也为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激进爱国主义所取代。军国民教育会的行动转向秘密，决定通过宣传、暗杀、起义的方式进行革命排满。而《苏报》因刊载《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积极鼓吹革命排满，和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一并受到查禁。此后，国内激进派纷纷转向革命，与军国民教育会部分回国成员一起参与了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创建。而在此前后，各地的革命小团体，如励志学会、公强会、旅沪福建学生会、岳王会等纷纷成立。据统计，1902年及以前成立的革命团体有17个，1903年有20个，1904年有20个，1905年有9个，东京和上海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他们创办了数十种革命刊物，刊刻、翻译了许多宣传排满、揭露列强侵略的著述，还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以戏剧、小说、漫画、音乐等形式抨击专制，宣传革命思想。在他们努力下，“革命排满”与“建立共和”成为集中代表革命派主张的最响亮口号。

当国内革命风起云涌时，孙中山先赴越南争取法国支持，后赴日本创办青山军事学校，以培养军事人才，并第一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1904年，他再度赴美宣传革命，并策划改组洪门。同年底，孙中山再赴欧洲从事革命宣传。他与旅欧留学生广泛接触，深入交流，相继改组了比、德、法三国革命组织。而此时，国内工矿农村由于抵制苛捐杂税的需要，各种形式的自发斗争此起彼伏，并喊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总的来说，革命组织成立了，革命形势高涨了，团结一致的行动也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满天星斗式的革命组织终于迎来了百川归海式的联合，中国同盟会就要成立了。

（三）发展期：1905-1911

这一时期，一方面各界民众积极参与的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等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对抗租税捐款的民变等活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也逐步深化，预备立宪蓬勃开展，立宪派积极推动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更是将反专制、争民主推向了高潮。革命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了联合之路。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草拟的章程，规定总部设在东京，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国内设五支部，国外设四支部，其下又有分会设置。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上，孙中山将之总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成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集中表达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是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而中国同盟会也就是第一个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需要指出的是，同盟会虽然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成员在内，但不是革命组织的“团体联合”，而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全国革命力量在聚合重组基础上诞生的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

同盟会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组织武装起义，二是展开了与改良派的大辩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交锋由来已久，同盟会成立后，这种斗争被推向了高潮，其主阵地分别是《民报》和《新民丛报》。双方辩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统治；（2）要不要进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3）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国有制为中心的民生主义；（4）革命是否会引起瓜分和内乱。这四个问题都是当时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而前三个论题也正好对应于同盟会的三民主义。这场辩论持续近两年，结果却胜负难分：双方只是围绕上述议题深入阐述了各自观点，并就对方观点予以批驳，然而始终无法说服对方。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场辩论，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更清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西方社会学说，如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在中国社会得到了传播；而如何对待西方思想，如何保存民族文化，开始成为社会各界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场辩论在事实上极大地促进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武装起义是孙中山一直坚持的主要革命方法。同盟会成立后，较大规模的起义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以及黄花岗起义，若算上在同盟会影响下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发动的起义，如萍浏醴起义、徐锡麟秋瑾起义等，数量将会更多。这一时期的起义有一特点，就是起义主力的变化。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在与留欧学生交流中，开始意识到留学生将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逐渐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会党起义的方式，这一变化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历次起义中表现尤为突出。1908年夏秋间，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在新加坡总结经验，商讨今后革命方略，又将运动新军作为重点工作。于是，遂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这次起义和1911年黄花岗起义，规模尤大、死难尤惨，使同盟会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损失惨重。同盟会内部对于革命前途也不无担忧，不少人心灰意冷。黄兴说：“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汪精卫等也积极投身暗杀活动，希望以刺杀满清权贵的方式取得革命成功。而谭人凤、宋教仁等则另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致力于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对于加强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联络与指导，协调革命势力的联合，保障武昌起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它并非同盟会的下属机构，更像是“一个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新的革命团体”。这种分离倾向是同盟会内部纷争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盟会成立后，围绕三民主义和革命策略两大问题产生了不小的分歧。部分成员对于三民主义，特别是平均地权的主张并不认同；针对孙中山在西南边境开展起义的“边地革命”，不少人提出了“中央革命”“中部革命”“长江革命”的主张。而关于国旗的争论、针对领导人行事作风的批评等具体问题，更加深了同盟会内部的裂隙。孙中山、黄兴等长期在外主持起义，总部工作无人负责，组织趋于涣散，以至于后来发生了要求孙中山下台的倒孙风潮。在此背景下，1907年8月，同盟会员焦达峰、孙武等联合各地会党头目，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1910年2月，陶成章、章太炎（章炳麟）等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总部，光复会由此重建。共进会、光复会总部和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同盟会内部派别分歧逐渐加深的产物，说明内部存在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严重削弱了自身战斗力，也预示了同盟会无法领导革命派取得这场革命的彻底胜利。

（四）成熟期：1911-1912

当革命派武装起义迭次举行时，清廷以预备立宪和普练新军为重点的新政也在深入推进中，行政改革、设立议会、地方自治等工作次第进行，清廷趁机加强中央集权，企图重塑权威。由改良派发展而来的立宪派，则充分利用谘议局的平台，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社会活动，并成立了帝国宪政实进会、政学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等近代立宪政党。其中，尤以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最为浩大。但国会请愿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清廷只是将九年预备期缩短三年，立宪派对此大为不满。而皇族内阁的诞生，更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预备立宪的虚伪，他们开始同情革命，这在无形中给了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党人送来了一支同盟力量，而清政府则丧失了最后的支持者，实际上宣告了帝制时代的死刑。此时的清廷，除满洲权贵和少数顽固官僚，已经没多少同情者。新政以来，看似强大的国家力量，其实仅剩一副空架子。零敲碎打的起义和民变，早已将它撞得东倒西歪，只需再来一场风暴，就能把它推倒。因铁路国有政策而爆发的保路运动，就成为了这样一根导火索。

保路运动是收回利权运动的高潮。19世纪末以来，西方列强广泛地介入中国铁路建造和矿山开发等重大经济活动中来。由于铁路、矿山等是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战略资源，各地绅商在部分官员支持下，以集资自办的方式逐步收回了路矿主权。但清政府借口进度缓慢，对商办铁路表示不满。1911年5月，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策动下，清廷宣布“干路收归国有、枝路准归商办”，但实际上依赖英、法、美、德四国借款，铁路权益又落入外国手中，回到收回利权前的状态，由此引发了湘鄂粤川的保路运动。这实际上是新崛起的中国工商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之间的冲突，同时又表现为地方利益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争斗。由于政府对待四省民众补偿方案上的差异性，湘鄂粤获益较多，四川获益最少；加之湘鄂粤三省保路运动，在发动之初即受高压打击趋于消沉，而四川的运动，则始终受到了护理川督王人文的支持，故四川反抗最为激烈。王人文被革职后，新任总督赵尔丰厉行镇压，酿成了死亡数十人的成都血案。“文明争路”的保路运动本来由立宪派领导发动，而此时革命党人趁机发动起义，造成20多万人围攻成都的局面，并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清政府遂急调湘鄂粤黔滇陕6省新军入川镇压，于是湖北防卫空虚，为武昌起义爆发创造了条件。

张之洞督鄂10余载，政策较为开明，武汉工商业比较发达，聚集了不少新型知识分子，革命团体出现早，活动也较为活跃。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一路发展而来的文学社很早就注意运动新军，谋求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5月后，文学社与共进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排满革命。鉴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双方决定10月6日发难，后因意外暴露，乃延迟到10月10日起义。当日晚8时许，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湖广总督瑞瀓、第八镇统制张彪先后出逃，清军一败涂地。次日清晨，武昌光复；12日，武汉三镇光复。随后，湖北军政府成立，以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不久，各地新军和立宪派人士纷纷响应，两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 14 个省区先后独立，清廷已是墙倒众人推，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状态。这些宣布独立的地区所建立的基本上都是由革命党、立宪派与旧官僚相结合的政权。这种结合，为南北和谈、清帝退位以及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面对危局，清廷寄希望于起复“养疴”的袁世凯，并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解散皇族内阁，改由袁氏组阁。大权在握的袁世凯，以战争与和谈为手段，挟持一方打压另一方，将南方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南北和谈的核心条件，就是以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来换取袁氏逼宫，促成清帝退位。和谈即将成功，因南方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遂以和谈代表越权为由中止了谈判。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南方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它不仅规定了民主共和的国体，还确定了总统制的政府组织形式。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命令：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政体，实现五族共和；在经济上保护私有财产，大力发展实业；在军事上整编军队，严肃军纪；在司法上废止刑讯，厉行改革；在文教上改革教育方针，推行普通教育；在社会习俗方面废止裹脚、蓄辫、跪拜等陋习，提倡文明生活方式，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并很快完成了各部局机关和临时参议院的组建工作。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在形式上是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等多种势力的组合，但根据“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和实际情况看，临时政府仍是由革命派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共和政府。但困扰临时政府的两大问题始终不能解决：一是西方列强虽取中立态度，却不承认新政府；二是临时政府无法扭转财政困难的局面。这也正是在后续和谈中，临时政府不得不妥协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社会上已基本形成了一种“非袁不可”的共识。这主要得益于袁世凯在编练新军和新政过程中所塑造的开明形象、所展现的政治才干，以及此时所具备的军事和财政实力。无论是立宪派、旧官僚，还是西方列强，乃至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都认为只有袁世凯有能力尽快结束混乱局面，切实维护各方利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一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便“虚位以待”。袁世凯遂施展手腕，以武力胁迫清廷就范。在优待条件谈妥后，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正式颁布退位诏书，中国实行两千余年的皇帝制度终结了。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其间，双方围绕临时政府所在地及阁员设置等问题，又发生了一系列斗争。一方面袁世凯软硬兼施多种手段，另一方面革命派内部矛盾不断，同盟会趋于分裂，革命派最终妥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组织新的临时政府。为防止袁世凯专制独裁，孙中山积极推动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产生，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希望以此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保障民主共和。在新内阁中，同盟会员占有一半席位，被称为“同盟会内阁”；但其中的内务、外交、海军、陆军、财政核心部门均由袁系人马把持，内阁实际上还是由袁世凯掌控。同年4月，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阁员正式解职，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陆续北迁。自武昌起义以来，历时半年多的南北分立状态结束了。一般来说，辛亥革命到此就结束了。但也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应包括二次革命在内。否则，就难以说明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大多数时人看来，以和平的方式快速地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由专制皇权向民主共和的转型，是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这不仅不是失败，反而是一种极大的成功。而革命派仍然在新政府中占据一定位置，并积极地参与到国会选举中来。直至二次革命被镇压，国民党不见容于民国，重返革命党身份，辛亥革命才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二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